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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Twitter一样的微博服务，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是锦上添花的沟通工具，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中国和埃及，则是“必备”的沟通工具。

按照作者的逻辑，中国的微博应该十分流行，但事实上在中国短信（SMS）比微博更加流行，尽管原因也是中国的手机普及率非常高。微博平台比短信更开放，功能更先进，为什么在国内却远没有流行起来呢？看看博客和RSS这些互联网应用在国内也是刚刚有点起色，就不难理解国内互联网的发展程度了。短信和手机是类似的应用，都是封闭的点对点的交流，而微博是开放的，基于互联网的发布平台，微博的真正流行，还要等到国内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了。

微博能够充当拯救语言和文化的工具---这真是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4月30日，巴西在发展之路上再次添砖加瓦，华尔街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将巴西的债务上调至“投资级”，巴西也因此成为金砖四国中最后一个获此金字招牌的国家。巴西人欣喜若狂，指出就在巴西23年的民主制度日益巩固之际，该国经济也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革。在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堪与巴西媲美。

墨西哥亿万富豪理查德•萨里纳斯(Ricardo Salinas)近日闪电造访曾经以贫穷闻名、而今业已经济起飞的巴西东北部，计划面向低收入人群推出连锁银行服务。

美国铝业(Alcoa)的拉美总裁富兰克林•费德(Franklin Feder)说，从投资安全的角度而言，巴西比那种一夜之间就可能天翻地覆的独裁体制要好得多。美国铝业在巴西投资了20亿美元用于开发水电、矿业和冶炼项目，这是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最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费德说，巴西式民主制度下的决策速度每天都令他们倍感沮丧。大量繁文缛节使美国铝业在亚马逊的一个水电合资企业的牌照申请和建设过程已经花了10年时间，预计还要等到2010年至2011年才能投产。

帕米萨诺在担任IBM日本区主管时曾走遍整个亚洲。上周他在IBM总部就该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接受了《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的采访。他透露，IBM正在对公司结构进行改造，以便于更大程度地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目前发展中国家市场对该公司销售额的贡献率为21%。IBM将在美洲（以巴西为基地）、中东、非洲、东欧和亚洲成立新的团队

以经济特区为起点，老大中国以其惊人的体量、迫不急待的姿态和自残式的低要价，加入了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分工大体系。而今南柯梦一场，人去楼空，留下是满地鸡毛和900元一平米的楼价。

说老实话，即使是在它的繁荣期，我对这种五星级酒店加打工棚组成的中国式繁荣的表面现象，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难道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发展？难道这是一种可以持续的发展模式？一种建立在背井离乡、谁都不把这个地方当家、“生活在别处”的发展模式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

中科院《国家健康报告》从裁减军备、消除贫困、发展援助、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等方面，对全球45个样本国家的国家责任进行评估，结果中国、墨西哥、巴西、泰国、菲律宾居前五名，排最后五位的分别是英国、意大利、以色列、新加坡、美国。

在全球“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除北欧国家外，发达国家的国家责任排名普遍靠后。中科院国家健康课题组指出，发达国家不负责任导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切实履行相应国家责任，更好地加强合作，推动并保证“千年发展目标”得以如期实现。

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课题组还以国家健康指数（NHI）为序，对全球45个样本国家的国家健康状况进行分类排行，中国居第13位，属“健康达标型”国家。45个样本国家按NHI排序，芬兰以0.655高居榜首，中国以0.576名列第13，尼日利亚以0.387垫底。

开始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当发展到一定层次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就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结果那帮白痴还继续想要共产主义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第一种模式转化为第二种模式。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毕竟在第一种模式中发展了将近三十年，有一套为这种模式所滋养的文化，并在这种文化中培养了一代人。连所谓八十年代后的一代，其实也是被第一种模式的文化所培养。同时，再加上近代受人欺辱的惨痛历史，民族自尊心格外脆弱。动不动就有一种受辱的感觉，动不动就要给人家“一点颜色看看”。这也正是抵制家乐福的爱国愤青们所鼓吹的。一句话，我们民族的心态，还套在第一种模式中不能自拔。如今网上流行的观点，还是什么西方不希望中国崛起、正在挖空心思地破坏中国的发展。殊不知，最近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国正是搭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便车。中国不费一枪一弹，马六甲海峡畅通无阻，美国等发达经济的市场向我们敞开。中国是这个秩序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更不用说，象《华尔街日报》这样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和中国截然对立的右翼报纸，近年来不断在自由贸易上为中国说话，并为中国的领导人和企业领袖提供论坛。如果我们总是被受害者心态所征服，就看不到这些，一天到晚就会想着人家怎么欺负我们，或者怎样企图欺负我们，而看不到我们占的便宜，看不到我们从世界上得到的好处。

当时申办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刘淇在向国际奥委会作陈述报告时这样说，”举办2008年奥运会能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有助于推动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也能进一步促进我国人權事业的发展。” 　　当时我们提出申办奥运的口号是：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具体内容包括，制定严格的生态环境标准和系统的保障制度；大规模多方位地推进环境治理、城乡绿化美化和环保产业发展；提高北京科技创新能力，推进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在人民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信任与友谊；突出”以人为本”. 在政府工作中，坚持开放、公正、高效、廉洁，增强务实精神，”把举办奥运会与扩大开放结合起来。向全国和全世界敞开胸怀，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然而，7年过去了，我们当时信誓旦旦承诺的所有一切都兑现了吗？我们绿色奥运了吗？更大规模的环境污染正在蔓延，以致某些地区的饮用水质量都成了问题。北京的沙尘暴依旧肆虐；我们科技奥运了吗？我们不仅没有显著的进步，相反科技界的腐败造假已经严重到让国际科技界吃惊的地步，现在地球人都知道了中國的科技人员用打磨的芯片冒充自己设计的芯片，中國科技界的颜面丢尽！而这种严重造假的行为并未得到公正的处罚，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陕西造假高手周老虎至今没有得到权力部门的澄清，相反，着力于打假的民间力量却屡受权力部门的打压；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人文奥运了吗？这第三条承诺，不仅没有兑现，而且还在倒退，我们的某些权力部门不仅没有以人为本，而且还在肆意侵犯民众的基本权利，官商勾结下的山西黑砖窑，黑煤窑令多少被蒙骗拐卖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深陷无底黑暗的深渊。多少”城管”人员还在继续为非作歹侵害百姓。互联网控制有增无减，我跟学术界朋友正常的学术交流都受到了干扰和控制，要想在互联网上查阅一些学术资料都常常无法正常实现。现在连百姓自己安装的卫星节目接收装置都要强行拆除了。这就是我们的人文奥运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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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也一直表示愿意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曾经是国际整体救助行动的领导者。今天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危机，已经从美国向欧洲、向日本、进而向发展中经济体蔓延，稳定全球金融体系、挽救全球经济局势需要的是多边框架。多边之中，中国的角色至关重要，而美国如何对待中国至关重要。倘借此之机，中美之间能以互信、诚挚之心长期密切合作，则于两国于世界功莫大焉。

中国也一直表示愿意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曾经是国际整体救助行动的领导者。今天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危机，已经从美国向欧洲、向日本、进而向发展中经济体蔓延，稳定全球金融体系、挽救全球经济局势需要的是多边框架。多边之中，中国的角色至关重要，而美国如何对待中国至关重要。倘借此之机，中美之间能以互信、诚挚之心长期密切合作，则于两国于世界功莫大焉。

中国在这一进程中远不只是一时救急的消防员。未来中美关系的主基调要在这一远景中勾画。

重要的在于，在这第一下之前，那股强大的力量已经积聚了很久。危若累卵的意义就是任何一点力量、或者任何一件看上去可能不起眼的小事，都可能直接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或许这种危险并不大，就是有这种危险也被经济的力量缓冲了。但经济一旦出现不景气的状况，这些年因为经济高速发展而欠下的政治改革的债务，就会被加倍放大：出来混，终究是要还的，还要加上利息。

作家斯科特·谢恩（Scott Shane）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写道，“蘇維埃幻觉的破灭…并不是用坦克或是炮弹达成的，而是用事实以及舆论来促成的，它是被压制了数十年的信息释放所戳破。“ [16] 信息的洪流导致蘇維埃公民对他们的政权发出质疑之声，而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促进因素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开始实施的开放政策。该政策在上 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放松了对于信息和出行的限制。然而，开放并不仅仅只是源自戈尔巴乔夫自己个人的良好意愿——而是他意识了技术发展的需求。用1988 年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国际通信跟以前相比要比便捷上许多。事实是，如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闭起关，锁起国来’。[18]“

克莱·舍基（Clay Shirky）写道，互联网是基于端对端的原理：“因为互联网的收发者在编撰新信息之前无需寻求帮助或是许可，这使得即便有其他的电视广播网络技术可供选择情况下，互联网技术也值得采用。” 即使在开放政策实施之时，蘇維埃政府也对于印刷媒体，电台，电话和电视实施某些监督和审查——但是由于互联网的特有设计所致，这样的控制却不可能应用到互联网之上。政府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过滤主流搜索引擎——但是雅虎，Google之类的搜索引擎在1989年的时候都还不存在。成千上万的蘇維埃公民仍然通过 列尔科姆网了解了情况的，在科德兹看来，列尔科姆网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抵御集权势力的强力的社会公器。”

Paypal这类的服务业也可以增加那些通胀肆虐国家中居民的财务安全。通过拥有一个美元计价（dollar-denominated ）的账户，而不是以本地货币计价的账户，个人就可将他们每年遭受的通胀比率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数字。使用诸如电子黄金（e-gold ）以及以货物计价（commodity-denominated）的账户，个人完全就不会再次遭受通胀盘剥。此外，他们可以将它们的钱财跨境转移，而无需 面对来自政府方面的限制。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工作以及兑换货币——这可以绕过这个世界上一些最为严苛政府的 管制和控制。

　　“中国‘宗教’这个词的本义和西方不同。”叶小文解释说，“西方叫‘religion’，确实有信仰和精神的意思。而中国的‘宗教’里，‘宗’是祖宗的宗，‘教’是教化的教，合起来就是以传统的好的东西来教化。”

《望东方周刊》：对于中国的政治，你在书中肯定地指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那么，面对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和复杂化，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要维持一党执政的局面，最需要破解的挑战是什么？对于中国政治的下一步改革，你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 　　库恩：有三个目标需要同时达到：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中国各区域和各领域内重新平衡经济利益(如城乡之间，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以及维持政治改革的发展，以使人民感觉获得更多权利。 　　对我而言，在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透明度”。我赞赏胡锦涛主席承认透明度的重要性和提高透明度的巨大政治勇气。确实，正如李源潮部长在与我的对话中所阐述的那样，“透明”可能是政治改革中最为重要的驱动力。中国各级政府都应该提高透明度。我认为，从真正民主的构成要素来说，透明度远比多党制重要。对于西方来说，这种话可能会被看作是“异端学说”。但是，相比一个没有透明度的多党制，一个拥有很高透明度的单一政党制度更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透明度能真正造福于人民。

为帮助各党政机关科学、及时、有效地监测、汇集、分析、引导互联网舆论，适应各级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提高各种涉及民生的公共管理和社区服务决策水平， 2008年12月17—19日由人民日报网络中心舆情研究室、中国信息协会信息主管（CIO）分会共同举办的“网络舆情与政府形象塑造”培训班在北京召开。 据悉，此次培训的主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1、以案例为题材，分析当前突发事件、热门话题的网络舆情，有效控制舆情发展，解决舆情事件危机，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2、以应用为导向，建立适合本部门、本地区的舆情监测和分析系统，用信息化的手段辅助领导决策和政府公共应急事件。

塞在《世界人权宣言》（于60年前的12月签署）文本最底下的是一个少有人知道的条款，它宣称“人人有权自由……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维护人们分享现代科学利益的权利可以强化让政府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环境的要求。这些需求包括改善各国的基本能力，生产科学，解释其潜在利益，并用一种容易获取的方式加以传播。 与国际对酷刑的谴责不会让酷刑消失一样，要求各国政府实践它们的契约义务并不会自动地保证人们获得“科学权”。

中国的历史、规模、乃至机遇，都使它看上去如此不同。人口最多的国家，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外汇储备最充裕的国家，第四大经济体，5000年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多重身份和特征，让中国显得格外“复杂”。要穿越各种障碍做自己的解读，去看清隐藏在这个城市或者国家表面下的骨骼，确实是一个挑战。    那些在奥运会期间走近中国的人，将用自己的目光找到一些答案。奥运会不仅是一场比赛，它还是一次机会，可以向人们展现好莱坞未能体现的中国的复杂和矛盾性。这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期待。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说得好：“西方人对华观点和立场的多样性可以借此机会形成一种符合实际的看法。这包括现实地对待中国的发展”

联合国副秘书长施泰纳说，北京空气质量数据真实可靠，因为有发展中国家最好的设备，还说符合发展中国家标准。

2005年10月18日，阎崇年与《兰州晚报》记者“零距离接触”，记者：“雍正大兴‘文字狱’是不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阎答：“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满学专家破解清史“疑案”》2005年10月20日兰州晚报）

再比如：日军攻占南京，因为占领的是首都，沉重地打击了敌国的民心士气,而大肆奸淫烧杀，解决了大日本皇军的性欲问题，对于连日苦战的日军来说当然是喜事；对中国人民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

简而言之，谁伪造了阎崇年的语录已经不成其问题，问题是阎崇年患了大陆学者的一个通病：美化皇权专制，愚民教化以献媚于权力。而阎崇年出尔反尔、矢口否认自己的语录，恰恰证明了他是个知道是非，却故意混淆是非，欠缺起码的学术尊严与道德的御用学者。

　　盛瑞生同时强调表示，公司从去年11月至今对富通集团股票的总投资成本为人民币238.74亿元，此次计提减值准备后，公司资本金保持充足，财务基础稳固，偿付能力仍将保持在300％以上，完全可以满足各业务单位的发展需求。目前公司主营业务继续保持良好稳健发展，客户权益会得到充分保障。此次会计处理将只对公司今年的利润产生影响，公司预计会在明年恢复到正常的盈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