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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一看，这种民族主义的喧嚣似乎构成了继续專制的强大基础。这一现象足以令一切对中國的未来怀抱最后希望的人感到忧虑。如果真的如此，那将是中华民族的至深悲哀。我默默地观察多时，思考了多日之后，深感这种在爱国口号下轻率而浮躁的表演，既然一轰而起，也很快会一轰而散，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并无持久的力量，更谈不上构成專制的可持续基础。何况，心虚的專制统治对于鼓噪不安的民族主义声浪也并非一味纵容，因为担心这种声浪一旦失控，引火烧身，所以表现得既爱又惧，先是默许终容，后是收束警惕。即便是这样的民族主义，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合法容身的场所，不可能赢得一个可以任意施展的舞台。说到底，衰微的專制惧怕所有不可控的自发表演，只相信自己可以完全操控的有组织的演出。

在今天这个泛娱乐化时代，任何爱国大话、排外表演，最终都免不了被娱乐化的命运。盲目的民族主义鼓噪不过是一个接一个的娱乐项目，我们不能被表面上甚嚣尘上的气焰迷住了双眼，我们不能被一时的狂热镜象所惑。既然是娱乐，其实就不必太当真。奥运会也是一样，娱乐总会过去，生活还将继续，一小部分人的盛世投下的阴影将越来越长，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是一个往何处去的“后奥运时代”。

你们不可能有将来，你们的将来就是没落，你还在找将来，太好笑了

上海虽然也在发展，但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像样的建筑。建筑体现了一个时期的文化气质和体系，国家大剧院开了一个好兆头，出现了几个好建筑，这来自一种开放心理。

就差一点，他们是很有力量的。他们在我们得了第一名之后，仍然给中央写信，他说他来做能省多少钱，把鸟巢改成方形又能省多少。没有考虑这个提议，因为首先是时间的问题，其次是面子问题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改来改去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保持了原设计，要不然哪有今天的鸟巢。

中国现在有超过2亿的互联网用户，中国的网络自由得到了很多人、甚至西方人的承认。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采取了一些适当的限制措施。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你能浏览到许多批评政府的帖子。正是通过阅读这些网上的批评意见，我们努力发现问题、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我认为，一个体制或一个政府不应该害怕批评的意见或观点。

确实，我多次读过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我被他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十分珍视道德，我认为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应该重视道德和伦理。在我心目中，衡量伦理和道德的最高标准是公正。当我们思考经济问题时，我们更多地想到公司、资本、市场、技术等等。我们也许忘记了某些方面，比如信仰和道德。只有当我们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全面破解经济的本源。确实，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公司以道德为代价追求利益。我们将永远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仅靠这种手段是不能长久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倡企业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

是的，确实有一部分中国人想、而且相当想。但是我的观点是本质上中国人并不真的想（请注意关键词“本质上”）。

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先找一个大家公认的“想”，比如，我们都认为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是真的想拿金牌，接下来我们把中国学术界和中国体育界的做法进行比较，如果它们之间有本质的差异，那就支持了我的观点。 为了夺金牌，中国体育普遍采用目标导向的管理方式，运动员、教练、甚至官员的上下都是由运动成绩决定的。成绩不好，教练下课、官员下台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那么，中国学术界呢？您听说过哪位大学校长、研究院的院长因为学术研究的目标没有完成而丢了官职吗？您也许会说，学术界和体育界不一样， 我承认它们是不一样。 但是，诺贝尔奖是奖励原创性研究的，而整体上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至今并不是以原创性为基本原则的。连游戏规则都不一样，是真的“想”诺贝尔奖吗？

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中国人为什么不想得诺贝尔奖？背后的原因很多，我把其他的原因留给聪明的读者自己去思考，今天我只讨论一个，那就是原创研究其实很不“经济”。

根本上讲，判定对美政策，主要困难不是功能性的、操作部门的或谈判层面的，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国国内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政治体制的优劣长短，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国新自由主义制度霸权（经常被经济学家说成是“华盛顿共识”的东西，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影响大小，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元和美国经济的盛衰周期，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国行政当局、国会等看上去最关键的决策机构与美国矛盾而多元的社会政治体系之间的复杂联系等等更深层次、更不好定义的东西。诸如此类的难题，表面上看是对超级大国美国的不同侧面的分析研究，实质上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综合探索，是对当今世界所处时代之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另类表述或概括。这中间，尽管有强烈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经贸和安全利益的要求，我们的研究者可能包含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但研究工作本身容不得感情用事、偏离理性和客观事实。

　　我尚且不敢确定这些参与抨击高考制度的评论家、普通人是否怀揣着我年幼时的心理，但他们希望用这个现代版的“守株待兔”故事推翻现有高考制度的迫切心情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对“高考制度推翻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不做思考，其内心的浮躁恰似五千中國历史进程中不断涌现的农民起义军：对一朝统治者强烈不满，先五吆六喝地推翻它再说，且不知以后建立的只是一个更改了姓名的法古的王朝，而中國古代历史的进程却依靠他们来推动。这些仍可以原谅，毕竟他们是在追逐更好的东西。

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            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

安保的原因，而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果政府手头有足够的数据和情资显示有这样的必要，当然举手支持，因为谁都不愿意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社会里面。至于应该让民众知道多少的理由，这也是政府需要思考的地方，因为一不小心，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不过我还是有一个担心，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在机场过安检，并不是每个安检人员都能够警惕地看着扫描屏幕。措施再多，还是靠人来实行，太多容易造成执行者的懈怠，特别是如果执行者的职业道德不足的话。

最近港大面试，在国内媒体引起轰动，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例，说明香港和内地高等教育的天壤之别。这里有两个看点：第一，面试主要不是一对一，而是六人一组进行小组讨论；第二，所讨论的问题，从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如何治理，到油价上涨等等，涉及的是社会普遍面临的挑战，而不是书本上讲的“知识”。

港大的考官强调：面试的问题没有必要正确答案，就看你在讨论时怎么表现了。这和满堂灌的听话式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讨论班中，抢话题、不给别人留出表现机会的人，以后到了社会能成功吗？港大考官强调团队精神，道理也在这里。

爱枣报和草莓周刊形式接近，都运用链接聚合多方网络信息，并由主笔者撰文巧妙连接，方便读者通过点击链接之方式进行深入拓展阅读。草莓周刊一周一期，而爱枣报编辑则每日10条新闻，身体力行地向读者辛勤传递各种敏感话题。　　与发挥喉舌作用的央媒不同，枣报和草莓不追求高大全、假大空，但囊括许多百姓真正需要、真正愿意了解的信息，加以视角独到的犀利分析，冷静思考却又一针见血，读来令人拍案叫绝。

公立教育，洗脑，与独裁 如果教育可以“开民智”，如果受教育的人更善于独立思考决策，更珍视理性与自由，那么一个独裁的政府就应该实行“愚民政策”，减少公立教育开支，降低公立 教育水平。但事实上除了古代封建社会，这种推断并没有得到二战以后从亚非拉苏联东德等广大国家收集的数据的支持，这推论什么地方错了？问 题在于，“教育”并不必然“开民智”，它本身也可以用来“愚民”。尤其在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暴力控制”的成本越来越高效果越来越差 （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警察的执法通常比经济不发达地区更加文明），与之相比，控制传媒和教育所带来的效果便要突出的多。

我记得一个外国记者曾经说过：“中国政府其实不在乎你报道什么，只要不用中文。”

去年刚刚出国就经历了中国毒玩具、毒宠物饲料的事件，我还记忆犹新，本来玩具店里大多数都是Made in China, 现在恐怕已经没有一个是made in China了。 一件让我很尴尬的事情，是一个老外和我聊天问了我一个问题 — 那些生产有毒玩具的人们是否没有一个人知情？否则为什么没有人举报？直到东窗事发，身败名裂？ 我竟然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老外这么问，固然是他对中国不够了解，但我难回答，一方面因为我的确不知道具体的情形，但另一方面，我更尴尬– 因为我觉得其实一定有很多人知道！ — 有人知道有毒，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有人明知有毒，但又不是自己吃，自己用并不去管； 有人知道有毒，但无能为力，因为领导、政府根本不会理会… 但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 — 我们毒害了别人，毒害了自己，毒害了世界，败坏了made in China的名声。

- 为虎作伥的公关公司 - 立牌坊的百度 - 比那个大裤衩的楼房还要更扭曲的CCTV - 不干正事就会推卸责任空口说白话的国家质检总局 - 急于把事情推卸到奶农、奶牛身上的石家庄政府 - 去年给三鹿婴儿奶粉颁布国家科技进步奖 — “蛋白质重构技术的“有关部门”

　《东企》：那么，如何重建亚洲人共同的价值观、它们的相互联系和它们的自信心呢？ 　　马凯硕：我在中国看到了很强的信心。我现在担心的是，中国人会不会变得太傲慢了。你知道有信心是好的，而变得傲慢则是不好的。在西方，冷战结束后有太多傲慢存在。有句英国谚语叫：骄者必败(Pride comes before a fall.)。所以对亚洲人来说，信心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变得傲慢。我去中国时，见到很多中国的年轻人都对未来很乐观。很多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孩子会比自己活得好。但你去欧洲会发现，很多欧洲人都认为下一代不如自己，他们没什么信心了。 　　但如果中国要像美国那样发达，至少还需要50年，因为你们的人口基数太大了。教育需要时间，中国需要更耐心一些。

我嘱咐C每天写日记，记录自己的感受和心理变化。这原本是基于个人的关注，没想到後来却演变成公共事件。 截稿期将近，像许多杂志一样，我们临时决定换掉原有内容，改做地震专题，这时我收到了C的日记。和普通的“客观”报导不同，她的日记记录的是大规模死亡给人带来的心灵震撼，恐惧，绝望……这种心理真实触动了所有在後方、不能去灾区的编辑。它使人身临其境，它是一个记者“在现场”的证明。它区别于将情绪隐藏起来的“客观报导”，和对于救援力量的歌颂，简而言之，它包含的不是单一的情感。 这篇文章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有喜欢的，也有许多谩骂之词，这些已在意料之中，我也不以为意。让我惊讶的是许多人反对的理由。这篇文章或许还称不上优秀的报导，但是和市面上大部分报导相比，C的描写更像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可是在这时候，似乎选择站队是更重要的，似乎迅速的选择悲悯和救援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而复杂的情绪、真实的感受变成了一种罪过。而我怀疑的是，未经思考的悲悯和壮烈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有一位网友的评论说得很好：有两种灾难报导，一种让我们看到国家机器的强大，另一种让我们看到个体生命的脆弱。面对灾难，有些人需要通过认同国家机器分享强大的感觉，以此摆脱个体生命的脆弱感；也有一些人需要回到个体生命的维度去感受他人的痛苦，分担他人的风险。从受众心理的角度来看，上述两种报导显然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你需要哪一种类型的报导，就看你是哪一种类型的人。

明显央视主持人和记者现场报道能力有待提高。目前反应出的问题有主持人不敢根据事实说话，主持人不应该过多评论，而是应该请专家通过新闻现场直播传播一些避震常识。

此消息不亚于美国911。纸媒要比拼图片和排版了；电视要比拼现场记者的镜头语言了；网络媒体要比拼秒传播了，只要消息准确应该第一时间及时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