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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倡议，我们广大的炎黄子孙，特别是思维活跃的年轻人，联手打造我们汉语言的欢呼用语，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它将在汉语言发展史上，甚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全国人民处于类似于宗教的狂热中，每遇毛主席出现，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高喊：“毛主席万岁!”喊得多了，渐渐演变成万岁，甚至有递进用语：万岁万万岁!

这是一部带有浓烈宗教精神的反思力作，书中的每一行都是苦难，而且是让人难以想象的绝对苦难，但作者没有夸张、放大，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炫耀苦难和用苦难贴金，而是在对制度性苦难进行毫发毕现的描绘的同时，对苦难的根源作出了痛切而深刻的反省。这种反省，不仅是针对斯大林制度，也是针对受害者群体。邪恶在俄罗斯的畅通无阻，即使受害者群体不是残酷而卑鄙的，起码也是懦弱而愚昧的。看当时的苏联，人们不敢活在真实中，客观上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帮凶；看俄国的历史，俄罗斯变成共产苏联的过程，既是崇尚暴力革命和迷信恐怖手段的结果，也是企图建立地上天国的世俗狂妄的结果。当俄罗斯的大多数民众放弃托尔斯泰主义而选择列宁主义之时，俄罗斯变成苏联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在现有的精神病收治体制下，一个公民不需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和医疗鉴定程序，就可以被视作没有行为能力的人，被亲属和政府/官员送进疯人院。而且你一旦进去了，就很难出来，你越说自己没病，就越象精神病。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亲属在送精神病人住院治疗前需要向法院提出申请并由法院做出宣告。只有法院宣告公布以后，相关亲属才具备精神病人的监护人资格，才能将病人送进精神病院治疗。

“你够执着，这样的猫腻你也认真！”他用不再像当年那样得意的口气给我讲了下面故事。　　——我一哥们儿在劳改局工作，看我经营不很景气，就介绍我和监狱合作，那些监狱里的犯人真的是人才辈出，能人多了去了。监狱里有个印刷厂，他们的劳动你该明白，是完全的无偿……你再想想，那是没有成本的产品……　　后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好长做，赚一把就得，犯人参与的商业行为迟早要出事，也只有在中国才可以肆无忌惮……何况这个事情违反教义……　　我这个朋友笃信宗教，是佛教信徒。

老教授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干尸的来龙去脉虽然相当了解，不过他自己也承认，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唯物主义者反而都喜欢"永垂不朽"。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以打击低俗的名义，关于宗教，道德，意识形态，民主，世界观和政治改革的东西全被打击了。一切低俗小组都是纸老虎。问题是，到底是上面说不许讨论尼采不许看世界名画组织人民群众学习红色娘子军还是豆瓣领会圣旨的意思领会的觉悟的过了头？

百度否认了。其他网站没有发表声明。不过网友们却在不断用各种方式探求真相，不断提出质疑。 　　为什么三聚氰胺事件里百度搜索结果比谷歌少？为什么新浪新闻标题的源代码里里“伊利”成了“伊<！>利”……

任何游行、静坐、示威行为、裸奔等其他扰乱现场活动秩序和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行为。

关于不得携带横幅和标语进场的问题，黄可瀛解释说：“我们所限定的横幅、标语等并不是单单指政治、宗教的，我们是指各种类型的横幅和标语，包括各类加油的标语等等。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和各国观众，要体现一种公平、公正的原则。”

奥林匹克主义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罗格主席,当他说“奥运会必须有高品质的标准,包括人权”时,做出了奥林匹克运动对人权的承诺明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大背景中,罗格认为中国有“道义上的责任”信守承诺去改善人权,这是北京申办2001年奥运会的一部分条件。然而,那些违背中国有关国际人权承诺的行为,继续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发生着。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

近期的缅甸之灾，死亡人数比四川地震高出一倍。在下同样无动于衷，更显冷血动物一个。而据我所知，中国的各个教会以及基督徒也是如此。我看到了香港、澳门以及国际上许多机构和教会以及个人对缅甸的帮助或救助的呼吁，但我没有听说哪个教会或基督徒企业家们有向缅甸捐钱捐物或派人去救援的。我自己在听到了这个新闻后，思考的时间没有超过一分钟，然后就继续我忙碌的营生去了！ 直到四川地震，国人才猛醒，爱心才复苏。然而，难道美国人的生命不是生命，难道缅甸人的死亡不是死亡？难道我们狭隘的心只能容得下我们自己的同胞，难得我们有限的爱心只能爱我们自己的国人？

谢谢你们的掌声──甚至在我开口讲话之前就鼓掌，对此我非常感激。

请允许我代表美国代表团、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向在座各位和全体中国人民就四川遭受严重地震灾害表达我们的诚挚慰唁。我们对极其惨重的伤亡损失深感悲痛，但也为参加救援和救灾行动的所有人员所表现出的巨大关爱和勇气而深深感动。

民主是最能长期满足公民日常需求的政府形式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两个对立面在争论两个不同的议题，唯一受益的当然就是那些希望看到冲突的人。一方声称遭到宗教迫害，这是一个有效的申诉，另一方则用国家安全为理由，因为边境安全还有资源。两方面提出的建议都没有妥协的空间，这就使得期望这里不稳定的预期出现了。

别看现在喊得凶，但同样的组织手法，今天可以用来抵制法国货，明天就可能用来抵制户籍制、抵制高房价、抵制暂住证、抵制GFW、抵制封杀、抵制广电总局、抵制电影审查、抵制报禁、抵制性交易非法化、抵制城管、抵制新闻联播、抵制国企垄断、抵制强拆、抵制腐败、抵制空话、抵制压迫、抵制愚民、抵制独裁、抵制宗教信仰不自由、抵制一团和气……抵制一切让老百姓觉得尊严或自由受损的东西。（此段主要摘自东东枪的东东）五岳散人在他的博客《抵你妈的逼制》里举了05年反日时的事，说的精妙：“这帮人属于避孕套，兴奋的时候拿出来用用，让人无后顾之忧。用完您就垃圾桶见吧，基本没有啥价值了，还有碍观瞻。”我要顺便加一句，05年的时候，上海居民汤晔因组织反日游行被判刑5年。那，喊停就是可以预期的了。大概会是什么时候喊停可以猜测一下，我预计会是在后天周五。周末了，不喊停，大家伙想必不等到5月1号就动手了。谁有兴趣打个赌啊？

日前紐黑文市議會正式批準，在4月26日將允許多方政治派別在市中心的多條道路和廣場舉行集會。地點即同耶魯大學的中心校園僅一墻之隔。參與的組織有記者無疆界、大赦國際、以及同中國有關系的各種人權宗教團體。耶魯大學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實際上并不包括本科學生），也將參與其中。

我反對本科中國學生會直接參與這次活動。因為很少參與此次活動，我藉同一位較為熟識，在該組織中曾經承擔職務的一位朋友，推動本科學生會以官方名義直接參與此次游行。理由非常簡單：本科學生會不是一個政治組織，絕無權力代表某種特定的政治立場。這對于持其他意見的會員是極其不公的。耶魯的本科中國學生會在商討之后，決定不參與此次游行示威，不以組織名義表達態度。但是會員作為個人，有參與的權利。

在一個朋友的強烈要求下，研究生協會同意進行事先的商討。我以個人的名義，參與了第一次討論。我無法在三言兩語中改變許多人的想法，也不可能修復許多殘損的大腦。但是既無能力阻止這活動的發生，我則能盡我所能，使這活動朝向盡量積極的方向，弱化沙文主義情緒，擁抱多元主義的表達自由。因此當時有許多令人興奮的想法，例如不強行拉人，建議穿中性的白色服裝，避免使用共同的標語而鼓勵所有人表達各自的政見。因為我希望，這次幾乎不可避免的游行能夠凸顯許多中國人的意見多元性，而不是用一個大標語，來封住其他人的嘴巴。明天我不打算參與這次活動的任何一方，但是我將前往游行的場所，表達個人意見之余，希望目睹這次活動中的眾生相。

香港移民之所以较少参加今次3.29及4.13集会，主要原因是因为香港移民多数来加拿大时间较长，遇到事情会用加拿大的视野和角度看问题，比较加拿大化，无论是国际事务，还是加拿大新闻或者中港台问题，他们一般会站在加拿大人的立场看问题。 西藏问题非常复杂，并不能简单的用国家主权来概括。西藏有自己独特的宗教文化，在人权和高度自治的角度，现在的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有没有失误呢？

看到电视上访问集会发言人夏河，他竟然说因为买不到加拿大国旗，所以才出现很多中国国旗，这不是很滑稽吗？在加拿大买不到加拿大国旗，买中国国旗却很容易。我们看到国会山庄或登打士广场上五星红旗到处飘扬，爱国情绪高涨的同时，有没有想过这会令其它族裔的加拿大人反感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如果今天在西藏藏民中举行全民公投，那么我比较有把握的认为，超过90%的藏人会赞成独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藏民和维吾尔族民众今天一定要求独立，他们中大多数人希望实现的是更大程度的自治。

一个广泛传播的想法是，如果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就会希望脱离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这就如同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很好的对待孩子，他们就不会希望离家出走；如果总是折磨他们，他们就会出走。我认为，应当借鉴过去王朝统治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那时的少数民族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权。朝廷掌握外交和军事大权，其他事务均由少数民族自主决定。这就是高度的自治。

今天的情况是，尽管少数民族自治受法律保护，但一旦地方官员违反相关规定，民众无处诉冤。这样的法律是软性的，无法落到实处。

在喧闹中不经意抬起头，忽然看到天上飞过一架飞机，拖着长长的飘带，写着：“Go Beijing China. Good Luck Olympics.”那一瞬间，我觉得所有的艰辛和委屈都值了。

听到高喊“西藏自由”，有浑水摸鱼者会跟着大喊“中国自由”，然后甚至有人接下去喊“人类自由”。还有一位美国人大喊：“你们中国正在学习我们不人道、没人权的美国！”即使是我们中国学生听了，也无不莞尔。恍惚间我又会觉得，这里只是一座巨大的秀场或是派对嘉年华。

我也曾经面向马路，站在两个藏族人中间回答他们的质问，手里紧紧攥着国旗。关于人权、宗教、民主和自由，我们争辩着，但我心底却无法理直气壮，我也并不相信谁会打倒谁，谁能战胜谁。我也早知道自己的心会受到伤害。我们因为看到“对手们”的盲目而恨得咬牙切齿，而他们看我们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