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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科学是复杂的学科，虽然冠之以“科学”，但预测仍不是这个领域的任务。有学者预测土地私有不会出现所谓解放前的情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报以怀疑，如果精密仪器都测算不出大地震，你靠什么能算出来有没有“人震”？

社会科学是复杂的学科，虽然冠之以“科学”，但预测仍不是这个领域的任务。有学者预测土地私有不会出现所谓解放前的情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报以怀疑，如果精密仪器都测算不出大地震，你靠什么能算出来有没有“人震”？

社会科学是复杂的学科，虽然冠之以“科学”，但预测仍不是这个领域的任务。有学者预测土地私有不会出现所谓解放前的情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报以怀疑，如果精密仪器都测算不出大地震，你靠什么能算出来有没有“人震”？

中国的历史、规模、乃至机遇，都使它看上去如此不同。人口最多的国家，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外汇储备最充裕的国家，第四大经济体，5000年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多重身份和特征，让中国显得格外“复杂”。要穿越各种障碍做自己的解读，去看清隐藏在这个城市或者国家表面下的骨骼，确实是一个挑战。    那些在奥运会期间走近中国的人，将用自己的目光找到一些答案。奥运会不仅是一场比赛，它还是一次机会，可以向人们展现好莱坞未能体现的中国的复杂和矛盾性。这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期待。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说得好：“西方人对华观点和立场的多样性可以借此机会形成一种符合实际的看法。这包括现实地对待中国的发展”

后注：不过经过很多思考，越发认为美国的模式，中国可以借鉴，如果照搬一定会乱。美国有自己的历史，有来自欧洲的文化传统，有两百年的无数次轰动全国的高等法院判决推动复杂的进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沿革更加复杂，更漫长，我们的任何思考变革，一定要顺着这个地方的一条主线前行；两条线，只能相互借鉴，却不可照搬。

　　八个月前，中国大陆很多地方的家乐福超市门前，聚集着大批愤怒的中国公民，以年轻人居多；八个月后，又一个倡议流传，这次是号召大规模抵制琳琅满目的法国货，但二零零八年眼看要过去了，除了法国外交部网站被黑这样一个小型事情，此倡似乎不会有什么大动静。世界已经变了。时间像压缩机，将三维的人生压缩成平面的历史。如果不是身处其中，后人的确难以体会二零零八这样一个并没有战乱和瘟疫的年份，对中国人来说，是如何像坐过山车一样转折幽微。

　　世界已经变了，该经历的从未如二零零八这样深刻地经历，该迷茫的从未如二零零八这么复杂地迷茫，不能改变的从未如二零零八这样变本加厉。从前是谈论食品安全，三鹿奶粉是摧毁中国人吃饭的信心。从前是警民矛盾，杨佳则让水浒故事仿佛重现人间。有一首古风，从文学水平上真是不错，它里面有两句：心向明月遇暗夜，意气难平恨难消。反对暴力和遵纪守法是公民基本人格，然而很少有杨佳案这样的事情更使人陷入善的迷茫，和跳跃恶的魔念。从前是民政矛盾，现在是火烧办公楼。我们为瓮安国家公务机关的尊严被侵犯而感到悲哀，没有有尊严的政府，何来有尊严的人民？然而没有有尊严的人民，则政府何能有尊严？

　　755年阴历十一月初，唐帝国满目繁华，就在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前夜，一个叫杜甫的作家行经骊山帝国中直疗养院时，写下四句：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戊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他被后人视为忧国忧民的道德象征，然而，他所经历的故事，我们无论如何不愿再历，也应该不会经历。因为时间、命运和理性对中国人的锤炼，这个民族，该会学会如何面对。天佑中华。

综合起来，南方报系在政治文化上的报道至少在两个方面突破了中国新闻报道的限制。一是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文化的梳理，力求恢复中国历史原貌，并以此祛除被政治宣传所抹杀的事实和真相。这一部分的报道较多的集中在清末宪政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数十年的时间内，由于历史的切近，很多历史事实和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体系都没有被普遍肯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模糊而有争议的，这就非常容易引起各派的对攻。二是对中国官方和民间两方面改革范围的关注。南方报系是唯一一份全国范围内以对这些进行观察和报道为主要特征的媒体。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所采访的人员身份之复杂关键，所涉及的事件之敏感，都走在中国的政治钢丝之上。现在的中国仍然在改革问题上处于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各方各面的人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见解不尽相同，这样的报道难免让人心生异想，为外人所瞩目。南方报系实际上起到了在政治文化上造火的功能，受政治影响是正常，不受影响反而就奇怪了。

警察是上午给我打的电话，当时问我：“你在哪里？”我不希望自己的住处或办公室变成他们的“执法”场所，于是很大度地说：“我去你们办公室吧。”网上看来的故事，许多被喝茶的人似乎很忌讳去公安局。但我不在乎，在哪里喝都一样。

我就客气些，不暴露他们的名字。给我打电话的那个，称为“皮夹克”吧，年约四十（后来他告诉我他69年出生），主要由他询问。另一个要大几岁，主要做记录，就称为“记录者”吧。

如果让我给几千个签 名 者分类的话，我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知名群体”，有一定知名度，也就有了影响力，官方会比较紧张；第二类是“被侵权群体”，如拆 迁 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犯，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官方也很紧张；第三类就是我这样的“普通人群体”，既没啥影响力，也没有直接利益被侵害，情绪比较稳定，在官方那里从无“前科”，相对来说最不受重视。如果我无声无息，可能连这喝茶的机会都可免了；但我既然接受了外媒采访，这茶就非喝不可了。

很多人认为这是贵州当地的奴化教育，我实在不能赞同。我觉得当地政府才不会想这些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上网看到这篇文章的人，你们谁从小接受的不是奴化教育么？连同我在内，从上小学的第一天，到毕业，受到的都是远远比对一辆汽车敬一个礼要更加彻底更加深入的奴化教育，所以，我们就不要说人家是奴化小学生了，论级别，我们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家奴指点农奴而已，归根结底，单纯的贵州政府只是想利用小学生罢了，人家才没那么复杂呢，你们说的那些，那是北京想的事。

北京当局已经很能容忍一些敏感问题的学术讨论，这种态度目前看来还会持续。这可以用几个因素来解释。首先，由于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中国正在经历着没有足够理论基础和指导的巨大变化。为了收集更多的思想和更多的政策选择来促进现代化的目标，共产党可能会持续支持对经济改革的公共讨论，前提是不危及他们在现有体制的统治地位。                   其次，为了达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他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但又要防止西方思想在国内孵化异见。                   第三，当权者内部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互相制约，都想限制对方发展理论一致性框架以支持他们政治立场。Peter Moody说的对，中国的政治方向是由当权者角力决定的，思想是他们彼此竞争的工具。    

很难找得到那么鲜活的例子来分析大众心理，起先是易于受到暗示和诱导，其后是迷信眼见为实，再后来是迷失于枝节问题忘记问题本身，最后是拒绝思考，采取否认一切、抗拒一切的态度。当事件可以很简单地分为黑白两色的时候，每个人都乐于下结论，相信自己的看法就是事实。当这种认定遭遇挑战，就会动摇，要么立即翻转态度，要么顽固到底。当事件有太多细节，处于灰色地带，无法用两分法选出“好人坏人”的时候，那么就强行把极为复杂的事件简单处理，随便找个框子装起来然后忘记了事。

　　“中国‘宗教’这个词的本义和西方不同。”叶小文解释说，“西方叫‘religion’，确实有信仰和精神的意思。而中国的‘宗教’里，‘宗’是祖宗的宗，‘教’是教化的教，合起来就是以传统的好的东西来教化。”

《望东方周刊》：对于中国的政治，你在书中肯定地指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那么，面对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和复杂化，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要维持一党执政的局面，最需要破解的挑战是什么？对于中国政治的下一步改革，你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 　　库恩：有三个目标需要同时达到：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中国各区域和各领域内重新平衡经济利益(如城乡之间，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以及维持政治改革的发展，以使人民感觉获得更多权利。 　　对我而言，在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透明度”。我赞赏胡锦涛主席承认透明度的重要性和提高透明度的巨大政治勇气。确实，正如李源潮部长在与我的对话中所阐述的那样，“透明”可能是政治改革中最为重要的驱动力。中国各级政府都应该提高透明度。我认为，从真正民主的构成要素来说，透明度远比多党制重要。对于西方来说，这种话可能会被看作是“异端学说”。但是，相比一个没有透明度的多党制，一个拥有很高透明度的单一政党制度更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透明度能真正造福于人民。

众所周知，记者们的流动性非常强。《时代周刊》前驻中国记者黄永在西方媒体供职12 年， 深入接触了大量来自西方的媒体，对他们有长期观察。什么样的人会被派到中国来做记者？他说以美国为例，他们的驻外记者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如果具备了一定的工作能力并希望到他国工作的都可以进行申请，这与媒体的指定没有关系。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 黄永所了解的大部分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年限一般不会超过5 年， 他说， 在中国工作5 年仅仅是对这个国家深入了解的开始， 就是这个深入会让记者们手下的新闻作品变得深刻和复杂起来， 这对万里之外的本土普通受众是个挑战，而对媒体本身来讲挑战更大， “读者会因为内容深奥而放弃阅读”。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中国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克服这种影响，本刊所采访的大部分西方记者在中国工作超过5 年， 有的甚至长达10 年。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本刊所采访的大部分记者都非常熟悉中国文化， 了解中国的历史，有的还在中国接受了大学教育，还娶了中国太太。可以说他们是外国驻华媒体中的主流， 他们的观念、人脉、工作方法常常会影响新来者的判断。

在无新史料新书证新方法的情况下，不会有任何新的突破。类似的猜谜与心得，在民间红学爱好者的习作中连篇累牍，大量充斥。节目中的演讲，不是在彰显学术、探究真理，而是在逞口舌，显辩才，只会在红学史上堆砌更多的垃圾。假如不幸后代学者仅凭看《百家讲坛》来评判本时期的学风，他们的断语肯定是：明代无学，21世纪初无学。

该栏目本来是推销大众文化及文学古籍，却又不忘以“百家”、“专家”、“教授”、“学术”、“大学讲坛”等作招牌，来包装节目，来忽悠大众，来做新闻卖点。

第一步是去政治化。CCTV不仅是一个收视率极高的全国性媒体，而且是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新闻党性、宣传纪律性要求最严的一个媒体，收视率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个比收视率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的正确性。

根本上讲，判定对美政策，主要困难不是功能性的、操作部门的或谈判层面的，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国国内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政治体制的优劣长短，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国新自由主义制度霸权（经常被经济学家说成是“华盛顿共识”的东西，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影响大小，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元和美国经济的盛衰周期，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国行政当局、国会等看上去最关键的决策机构与美国矛盾而多元的社会政治体系之间的复杂联系等等更深层次、更不好定义的东西。诸如此类的难题，表面上看是对超级大国美国的不同侧面的分析研究，实质上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综合探索，是对当今世界所处时代之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另类表述或概括。这中间，尽管有强烈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经贸和安全利益的要求，我们的研究者可能包含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但研究工作本身容不得感情用事、偏离理性和客观事实。

甘阳：对我来说，2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就是如何理解西方和如何理解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始终认为，理解中国很重要的基本功是理解西方。100多年来，我们都是根据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来看中国，所以对中国的看法背后一定有你对西方的看法，对西方的看法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也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是这样一个西方，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西方是那样一个西方，你以为这就是西方，然后用来衡量中国，老是在检讨中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足，西方比任何这样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要复杂得多。                   比如我一再问的问题，你如何理解美国近三四十年的中心线索——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如果不了解这个线索你根本不可能了解美国政治。小布什上台以后，我们说，哦美国是保守派执政。到底什么意思？这和它三四十年来的政治变化有极大关系。哪些问题上有大的争论？实际上我们仍然不了解。

结果是知性上往下走道德上也往下走。你本来不能容许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大的意识形态帮你解决了。比如腐败、一切向钱看，一个文人怎么会同意呢？作为文人，意味着文化是他最高的价值，不是说他不在乎钱，但决不会把钱看作最高价值。

而且我担心的是这个“气”。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他有一个基本的底气，这个底气是对中国文明的一种自信。中国文明不是新加坡式的小国，自我期许必须比较高，你要相信，你这个文明是有潜力的。香港、新加坡不可能也不需要有太高的自我期许，只是“跟”就可以了，它对人类文明没什么责任。中国人应该想原始性问题根本性问题。这口气一直到80年代都有，90年代以后越来越消逝了。这是比较奇怪的事情。没有气你做什么事呢？那真的不要做了。

对于此次“通信”是否有高层意图在内的各种猜测，谢登科不予置评。他仅表示，新华社每年都会有特定的策划报道时间，比如半年总结或者中央召开重要会议等，内部都会策划，而采访时也会到各个部门进行核实。这次的《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之所以出炉，是有其必然性的——今年的经济情况非常复杂，而股民开户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的1.2亿户，股市已经影响到了全民，再加上地震、冰雪灾害等突发因素，市场需要客观、公正地认识股市。 “讲透成果又不回避问题是我们写作的初衷”，他告诉记者，新华社作为国家级通讯社，在股市遇到如此多问题的时候，是有义务回答一些质疑和问题的。“我们想要表达的是，虽然16年来股市的发展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问题并不因为指数上涨到6000点上而隐蔽，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不会因为暴跌而被全盘否定。同时，我们呼吁股市的各个方面能够愈发地成熟起来。”

人 们倾向于认为创新是一种神秘的独立行为，而且他们一般都把作品简化为单独的概念。他们常说，这是一部关于玩具或者恐龙或者爱情的电影。然而，在电影制作以 及其它很多复杂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创新牵涉到很多不同领域的人们通过有效的协作来解决大量的问题。关于一部电影最初的创意——电影业中人们通常称之为"高 级概念"——只是一个长达四五年之久的艰苦长征的第一步而已。

　　从相貌上看，陈同海亦非等闲之辈，大气英俊中有种耿直的情怀。我个人认为，他与李薇的亲密关系，早已超越权色或者钱色交易的范畴。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说，陈同海这个人，业务能力极强，而且既不爱财，也不好色！他与李薇的交往在我看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陈爱上了李。

我倒不能同意这位网友的判断。他可能没有在意一个细节。王佳芝戴着钻石的手被易先生仔细端详，她推说戴着这么贵重的东西走在街上觉得不安全，想取下钻戒，易先生只悠悠说了一句：“你和我在一起”。

说实话，我没怎么想通李安的回答，因为担心才疏学浅，也没敢和王寅老师讨论。依我看，到是“公共高官情人”李薇比“汉奸情人”王佳芝更有颠覆五千年父权制度的能量。她强大的内心绝不似患上渴爱症的王佳芝般温软易碎。可能没有理论与主义的超级包装，李薇坚定的信仰让她小心地在纷繁复杂的官场圈子圈套中火中取栗，从潜规则起步，又不按潜规则出牌，直击官场中权倾一时、不可一世、表面光鲜、内心孤独的政治高官们的软肋。

结果于2000年发表在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r上，论文题目是Minesweeper is NP-complete，这里有作者的简单的问题和证明介绍。证明方法是证明扫雷问题可以编码任何逻辑电路，包括NP-hard的3SAT问题。作者还有一个非常直观的PPT演示证明过程，比如下图展示如何编码AND逻辑门：

我嘱咐C每天写日记，记录自己的感受和心理变化。这原本是基于个人的关注，没想到後来却演变成公共事件。 截稿期将近，像许多杂志一样，我们临时决定换掉原有内容，改做地震专题，这时我收到了C的日记。和普通的“客观”报导不同，她的日记记录的是大规模死亡给人带来的心灵震撼，恐惧，绝望……这种心理真实触动了所有在後方、不能去灾区的编辑。它使人身临其境，它是一个记者“在现场”的证明。它区别于将情绪隐藏起来的“客观报导”，和对于救援力量的歌颂，简而言之，它包含的不是单一的情感。 这篇文章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有喜欢的，也有许多谩骂之词，这些已在意料之中，我也不以为意。让我惊讶的是许多人反对的理由。这篇文章或许还称不上优秀的报导，但是和市面上大部分报导相比，C的描写更像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可是在这时候，似乎选择站队是更重要的，似乎迅速的选择悲悯和救援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而复杂的情绪、真实的感受变成了一种罪过。而我怀疑的是，未经思考的悲悯和壮烈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有一位网友的评论说得很好：有两种灾难报导，一种让我们看到国家机器的强大，另一种让我们看到个体生命的脆弱。面对灾难，有些人需要通过认同国家机器分享强大的感觉，以此摆脱个体生命的脆弱感；也有一些人需要回到个体生命的维度去感受他人的痛苦，分担他人的风险。从受众心理的角度来看，上述两种报导显然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你需要哪一种类型的报导，就看你是哪一种类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