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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南说对了一部分，说错了大部分。需要把他说对的和说错的都指出来。虽然司马南这人无法理喻 ，但是他的谬论或许有误导性，不少人会被他的似是而非的说法迷惑。

司马南说不要轻言皇上专制，他举出的例子都是汉唐的例子。他为什么不举出一个明清皇帝的例子？因为明清是中国专制制度的巅峰，那时候的皇帝真正成为专制的头子，他根本找不到中书决策，门下审核的事。

内容摘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到了他们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不论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变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种实际应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但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的实现，而这一革命的结局却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俄国复辟，这一事实彻底地驳倒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点。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谢韬；《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和平过渡；马克思与恩格斯；十月革命；革命的遗嘱；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

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如何的妙语惊人，杨佳我们是写不活的。在这个国家回天乏术，既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也是许多人屈辱经历最终的必然结局。已经有很多人，在说我这种书生气的努力是没有用的。虽然，我早已悟透在一个污烂的社会里，“有一种毒药叫成功”的把戏，并不踵武“有用”的脚步，但还是感到强横而庸俗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强大。自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价值原则与伦理底线，既不奉有奶便是娘作为生活大纲，也不尊成功才是硬道理的伟大教导，更不尿“成王败寇”那一套。但你说一点挫折感都没有那是假的，是人都有希望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事，所做的发扬光大的努力，能得到一点哪怕是些微的肯定。

我并不认为杨佳袭警（如果袭警是真实的，因为这一点现在都有疑问了）是对的，我认为如果袭警是事实，那么他应该承担他的罪责。但他的罪责，不能免除没有独立之权力的公检法在当今这个社会的罪责，更不能够直接免除直接办案人所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尤其是那些将杨佳母亲拘禁送进精神病院的公安，包括那些曲为官方辩解的律师。没有真相就没有公义，这是一次永远没有公义的死刑判决。

杨佳不佳，好在钱烈宪还在发言，他那些充满睿智的“造谣活动”，是我们这个很少有真正幽默，只诞生大量冷嘲的专制国度的人们，充满悲不胜情、愤不胜怒的欢笑与诅咒，使我们不至于被那些“伟光正”的崇高言论弄得便秘。在此我谨祝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更加上下其手，让民众从下半身到上半身包括脑子都不再便秘。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所谓言论自由是有人可以歌颂共产党，有人可以反对共产党。

所谓言论自由是有人可以赞美自由民主，有人可以诋毁自由民主。

所谓言论自由是有人可以宣扬气功迷信，有人可以嘲笑气功迷信。

《抵制央视，拒绝洗脑》 1，鉴于：中央电视台（ CCTV）在其节目中为三鹿鼓噪宣传，称其有1100道检测关； 2，鉴于：CCTV新闻节目对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事件报道采取的选择性失语策略，对许多突发性事件、群体事件不予以报道或者淡化处理；3，鉴于：CCTV的新闻联播节目几十年来风格、理念陈旧老套，在国内报道上经常报喜不报忧；在国际报道上经常报忧不报喜，与其称之为"新闻联播"不如正名为"宣传联播"更恰当；4，鉴于：CCTV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其新闻节目中让所谓的军事专家为萨达姆吹嘘鼓噪，号称要打" 人民战争 "，结果 "大漠穷秋公子毙，地洞衰颜独夫擒"——乌代、库赛双双被击毙，萨达姆逃亡躲藏被捉拿；5，鉴于：CCTV在黄金时段播出过大量的辫子戏，这些辫子戏不仅以其宫廷权谋、皇权专制、太监奴才的表演毒化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氛围，而且灌输、打造许多人的奴才人格；更是为专制木乃伊文化美容，撕开历史的伤口，再一次伤害了被征服民族的感情；6，鉴于：CCTV的所谓讲坛节目上的专家信口雌黄，为文字狱屠夫康雍乾脸上贴金，扭曲历史真相，激起正直之士普遍的反感； 7，鉴于：CCTV对以上许多新闻失实或者有伤观众感情的"宣传节目"没有半分道歉的言论——

柏杨在大陆的影响，主要在于《丑陋的中国人》，酱缸文化、一盘散沙的话，给多少志在反思的青年以鼓舞，后来他的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影响就小了很多。柏杨的思路，直接上承的是近代以至五四文人思维，过得不好怨祖宗，经济、政治和科学都不会，专从文化上找毛病，而他讲道理的方式，皆是浅表的类比推理，听起来很过瘾，实际只是说些疥癣之疾，搔着了痒处却没有点到要害。

中国人循规蹈矩惯了，偶尔有一两个特立独行的人，便非常地引人注目。东方朔式的插科打诨，魏晋风度许多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乃至王朔的装疯卖傻，都很流行过一阵，实际是专制下的一种佯狂，他们引起的笑声消解了专制的权威，在反讽中获得了心灵的变态舒展，应该说起到了很可宝贵的作用。但是，如果中国人一直津津于这样一种畸形的思想胜利，那实在是一种悲哀。

中国文化悠久，很容易形成文化力至上的错觉，从而忽略技术和专门学科的演进。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按他们爱国的标准，他们中有的人是双重的背叛：先是背叛了生养他的祖国，投奔了被他们所视为的敌国；然后又背叛了他们所属的洋国，声称爱他们所属的洋国的敌国。

他们享受着自由民主，却为专制唱赞歌，要他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承受专制的苦难。他们享受着西方的福利，为西方国家贡献着GDP和财政税收，却希望家乡的父老们勒起腰带搞军备，好让他们在外国人面前扬眉吐气。当他们听见家乡的父老们痛苦的呻吟，就怒不可遏，因为这会使他们在洋人面前感到自卑。他们居然发现了CNN那么多的错，可见他们经常看 CNN，可他们应该知道，在他们的故乡，看CNN只是洋大人的特权，而对我等草民属于非法活动。他们以在洋人的街道上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而自豪，我敢说他们在这敏感时期，绝不敢在北京的那个著名的广场上举行一次哪怕是支持政府的游行！

这个共产党如果你还将它当共产党看，以为只要反对它的那种表里不一的意识形态，就算反对过了，你就大错特错了。它在当前实际上已成为被各种利益集团或贪腐集团租借的外衣，你已无法将它当真，完全要看它被披在哪个人身上了。它的专制是某种黑厚的利益集团的专制，比如杭州飚车案里，那个杭州市委宣传部长的一手遮盖整个杭州新闻界，并不是党的意识形态或权力装置的规定，而是他的权力出租出手时的险恶与无情，才那么激怒我们。我们只能生气中共杭州市委的不去追究这个宣传部长，但我们怎么可以要求这样一个黑厚的利益集团来主动处理其利益关联者呢？他们同是这个权力粪坑里的蛆，享受得正酣呢。只有清洗他们，通过透明的媒体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报道，通过议会式辩论与决断，来处理他们，虽然这都还不是解放政治，但也因此该先做起来。

艾未未好象也没有看到：并不存在政治的人道主义田园曲；任何政治讨论都是各方从自己利益出发，从他们所处的情形允许他们指望的那种客观性，去获得最大份额。而这常常不是在人民之间分份额，而是通过那个舆论政权，由言论导向来斩获，是硬出手，来搞定。在这样做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并不占有特权，他们通常很难说清自己的利益纠葛。艺术家在哪一方面是强的呢，是特别对社会政治有贡献的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网络上的各种搞笑的无厘头式的流行词越来越多，像周老虎，打酱油，范跑跑，俯卧撑，草泥马，河蟹等等。这些流行词个个短小精悍，朗朗上口，表面看来似乎并不是晦涩难懂，但是每个词都有着具体的事件语境和深刻的社会内涵，对于那些不明白具体语境的人来说，理解这些词语的难度将比理解世界上任何一种理论都要高，说白了，根本无法理解。

这种表达方式非常新颖，但它的精神核心却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伴随了人类反对专制统治的整个过程，大致追踪的话也有几千年的历史。这种表达方式是什么呢？用美国一位学者的定义就是——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2005年10月18日，阎崇年与《兰州晚报》记者“零距离接触”，记者：“雍正大兴‘文字狱’是不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阎答：“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满学专家破解清史“疑案”》2005年10月20日兰州晚报）

再比如：日军攻占南京，因为占领的是首都，沉重地打击了敌国的民心士气,而大肆奸淫烧杀，解决了大日本皇军的性欲问题，对于连日苦战的日军来说当然是喜事；对中国人民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

简而言之，谁伪造了阎崇年的语录已经不成其问题，问题是阎崇年患了大陆学者的一个通病：美化皇权专制，愚民教化以献媚于权力。而阎崇年出尔反尔、矢口否认自己的语录，恰恰证明了他是个知道是非，却故意混淆是非，欠缺起码的学术尊严与道德的御用学者。

正如Peking Duck在2008年10月3日的评论：“他的神奇之处，不在于他全说对了，而在于四年来完全如同他的预测，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Not because it’s necessarily right, but because it’s fascinating to see where we actually stand four years after the writer’s prediction.）

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专制国家发生根本性的社会危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一种情况是，1917年俄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拖累，经济破产，于是人民群众冲进了冬宫，沙皇被枪毙。另一种情况是，1933年德国受大萧条影响，失业率达到33%，人民群众渴望一个更强硬更极端的领导人，于是希特勒当选了总理。

我们欢迎郑丘缓这样的网络评论员，虽然他偶尔也扔出一篇让人恶心的东西，那是他的工作，而不是他本人的爱好。郑先生是一个有品位的文人雅士，在新海川久了，常常慨叹自己命运的无奈。据说肃亲王对钦犯汪精卫说过这么一句：我若不是生在帝王家，也一定会成为革命党人。郑丘缓先生也常常这么说：我要不是因为找不到好工作上了评论员这条贼船，也一定要做草根这样的网络痞子。

一个郑丘缓倒下了，千万个郑丘缓站起来。一旦发生六四这样的突发事件，首先倒戈的无疑是郑丘缓这样的等待了很久的专制制度的掘墓人，没有谁能像他们那样了解这么多的内幕，没有谁比他们更了解这个政权的黑暗和无耻呢。   郑丘缓生前没有看到的网络自由，郑丘缓生前没有得到的人格尊严，他的继承人会继续为之奋斗。

借用奥运，国际商业巨头无耻的垄断市场，媒体和行销渠道。这时国家（尤其是专制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商业集团绑在一起，从市场上赚个盆满钵溢。这就是为什么大的企业一定要挂上奥运这班快车。不为别的，只要上了这车，才有资格才能享用媒体资源和市场平台这杯香羹。否则，在一定时间，稀缺的媒体将封闭，资讯渠道将断裂，品牌和产品的信息将不见天日。不信？到了08年看看电视，报纸就知道了。

首先，奥运会就是一场竞技体育比赛，体育比赛就应该是公正、公平、公开，而不是什么口号。如果是口号，那铁板订钉的说明，竞技体育肯定是不公正，不公平，不公开的。就像马路上到处贴的温泉市民须知一样，“请不要随地吐痰”，就因为人民群众喜欢满地淬吐沫，才成为了标语口号的。不是么？回顾第十届全国运动会，除了丑闻就是丑闻。艺术体操的“金牌内定”、“药瓶”风波、“中指事件”、孙福明“假摔”、拳击和跆拳道“弃权”自行车“摔倒”事件……丑事、怪事、荒唐事，接连不断。当无声被认定是无知的时候，一切的愤慨已经无法保持沉默。我不沉默！

本来举办奥运会是好事情，不过现在奥运会越来越成为当局维护统治，粉饰太平的工具了，也不看看国内都和谐成什么样了，环境污染，人身安全，强制拆迁，贪污腐败，连我玩个游戏都要被和谐，这样的国家不爱也罢。

纵观中国农民起义史，壮阔虽壮阔，对于推动历史进步却贡献甚少。每次农民起义，无论成败，专制的不倒翁总是摇晃几下，又重新站了起来。归根结底，就是新政权始终缺乏克服暴政的制度想象力，确切地说，权力分立制衡的概念。

* 津巴布韦官方通货膨胀率已经接近100000%。 * 一卷厕纸的价格已经达到15万津元，最畅销的商品是点钞机，每台的价格在3.45亿至12亿津元之间。

据了解，近年来，津巴布韦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从中国进口了大量商品。在津巴布韦国内，上至总统府的装修，下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中国制造”无处不在。

中国越来越被看作，是对全世界民主自由的一种威胁。

透过教育、透过媒体控制、透过政治操作或专制独裁统治，国族霸权意识在中国永远可以凌驾一切，更何况是奥林匹克精神。

中国争取主办奥运，从来不是为了实践奥林匹克精神，而是为了发扬其国族霸权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