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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985工程”开始后的几年间，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也就是北大清华的校长书记们，罔顾历史事实和现实条件，先后提出了北大清华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时间表”。这么愚昧的行为，却能够在中国毫无掩饰地粉墨登场，是中国的学术水平太低吗？

谷歌图书扫描机则是用红外摄像头技术探测书页的三维形态和角度，并将信息传输给光学字符识别软件，这样既不会破坏图书装订，也不用翻开一页页的书进行扫描，从而实现了图书批量数字化方法。

贝尔实验室的基本做法是：鉴别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然后再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地寻找一个解决方案、尝试多种想法直到最后成功。

“相反，”他说，“绝大多数接受政府基金组织资助的科学家总是被告知‘你有3年的时间可获得再资助，这取决于你所做的工作’。结果是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低风险想法。”

校级科研奖励制度，名正言顺，势在必行 各校本质上已经存在了科研奖励制度，比如发一篇SCI文章，奖励一万不等。不过这个奖额目前似乎逐年下调，因为能发SCI文章的人越来越多了。 有些老师私下里讲，这个好啊，你们学校也别老搞什么几百万的项目了，直接有多少文章，奖多少钱就行了。要是结合某些现实情况，这个建议还真有些合理性。 本文建议，各大学应该设立本大学教师的优秀论文奖励制度，从而将以往就存在的制度，升高到一个名正言顺的台阶。 好处是，与科研项目相比： A1. 科研项目申请，原则上不是基于已有成果，讲究未来发展，这个当然是对的，所以科研项目中的待遇提成，应该基于科研人员的人工成本，而非奖励角度。 A2. 科研项目申请，当然会讲究过去的工作积累，但往往会结合“量”的考虑，而优秀论文奖励则不然，以一篇论文的优秀论成败，想评，拿出你最好的那一篇即可。 奖励制度，当然也会需要评审，会牵涉进一系列相关问题，但是在校级层面展开，评审问题的存在反而有可能对制度建设是一个好事，从而对学校的科研制度有极大兴奋和推动作用。 譬如，必须要求，参选优秀论文奖者，需做一小时报告，可安排在每一周的固定一个时间，一次一位（不用聚集在某一段时间内，哈佛大学优秀本科生论文评定即是如此），全年大约40周，则大约允许40位竞选者，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也不少了，对于名校、大校，则可以采取学部分类制，每一个学部，还是全年40周，每周一位演讲参评，共40位竞选人。 国内目前科研气氛还不够太好，很多同事之间并不了解对方的工作，专题报告(Seminar)和大报告(Colloquium)往往来的老师不多。想必，具有评奖性质的学术报告，来的老师会多很多吧，长期下来，自然成为习惯。 校级评选，甚至可以直接结合该学部的每周大报告(Colloquium)，形成“对讲制”，外来大科学家讲一个小时，本校参评科学家讲一个小时，若两人内容相关，可以由他们俩自己调整演讲顺序，外来大科学家可加做此人的评审委员。 这个奖的额度怎么定呢？现在提出一些建议性质的内容，供大家指正。 原则 A. 将年轻人分开评，鉴于国内博士生的平均毕业年龄，可选博士毕业平均年龄6年之后，比如若博士毕业平均年龄是28岁，则加6岁之后是34岁。这个6年，相当于又一个博士期，对于鉴别一个年轻人潜力来说，足够了。     将年轻人分开评，国际大奖最显著的就是Fields奖（40岁），具有极大的好处。不仅避开了论资派队的可能，而且会让公众和当今科学家认识到当今研究的最新方向是什么，不像Nobel奖，大多都是几十年前的工作，因而缺少对年青人的科研方向引导功能。     我们国家的杰青，就采用这个原则，不过把年龄设在45岁，比Fields奖40岁大，再参比欧洲数学会年青科学家奖32岁，就要高很多了。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会不会因为这个参数的设定值过高，而受到重大影响呢？有可能啊，这种东西可不好证真或证伪，很难用推理达到理性证明的。 原则 B. 三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特等奖的奖金额度，按二倍法指数递增，即比率为： 1:2:4:8 特等奖和一等奖允许空缺。那特等奖额度定到多少呢，太少了不行，这是校级奖励，反而不能像那些国际大奖一样，钱不够，名来补，得了国际大奖的科学家可以因此在别处得到好处。校级奖励，要讲究实惠。 在我看来，特等奖应该结合青年科学家工资和当地住房价格而设定，应达到5年科学家工资之和或者当地住房的50平米-100平米价格。比如北京地区可选作50万，依此，其他奖的额度都确定下来，三等奖是6万多点。 这个制度，虽然是校级制度，评的是校内人员，促进的是校内评审制度的改善。但其对校际竞争的作用亦是很强： B1. 各校会比奖额，你名校的特等奖奖额和总奖金额度，反而比某些低点的学校差，说不过去吧。 B2. 各校会比得奖人，你名校特等奖获奖人的工作，比不上某些低点学校的特等奖获奖人的工作，说不过去吧。 这些奖励，都是公开，大众能够了解和容易注意的，哪个学校想胡搞自己的科研奖励评审制度，不拿出自己最好的人才评奖，只拿领导关系好的出来，那是自掘坟墓，牵扯到这份上，大多数校长都不是傻瓜，允许某些恶势力，搞大范围的胡来。 呵呵，我相信，小学校会先搞起这个制度，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只会增光而不会有损。但是名校、大校的行动会有延迟，因为存在着B1、B2的忧虑，但只要科研奖励制度在小学校蔚然成风，名校、大校最终会被裹进来，在人才竞争，制度竞争的压力下，大势所迫，势在必行。

[15]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19 2:10:04]    另外，说到公务员，现在网上可以看到某些权力关键点上的公务员，确实是在争各种高额待遇。科学家想跟他们争，动动嘴皮可以。但也有些，连嘴皮都懒的动，后者也并不是“趴性”。实际上，为了让关键点上的公务员提高新，前些年的理论支持是，高薪养廉。今天已经可以看到其巨大错误了，高薪还是养不了廉，反而增加了其恶势。只有行政系统透明化，方能遏制住腐败，其他途径，都只是辅助战术而已。学术界，难道就可以摆脱这个规律性吗？高薪养廉已经死了，高薪养学术，又出来了。果真有效吗？所以，我的猜想（免费贫困大学生政策）和建议（顶级科学家限薪），可能对当前的现实有实际的意义。

[14]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19 1:53:04]    稍作补充：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共产党正是因为实行“低成本”战略打下天下的，所以低成本发展战略，是国家级战略，跟知识分子的“趴性”，毫无关系，二者不可混淆。精英人才，在某些特殊发展阶段，并不是用“薪金”来定位自身的价值的。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也是国外一些宗教影响下的人士的特点。当年，跟着共产党走的仁人志士，自觉自愿地接受低薪、超低薪，面临的却是要抛头颅洒热血，这些人，不是可以用“趴性”去理解的。他们的精英性，不会因为低薪而改色，正是因为他们的付出，才给我们留下低成本运作的广大空间，使得一切才有可能。现在，我们这一代的选择是，要不要给我们的后代，继续留下低成本的发展空间，还是在我们这一代，就把它花掉。这些问题，都是很深奥的政治和经济学问题，跟腐儒的“趴性”，毫无关系。

[12]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19 1:40:18]    所以低成本发展战略，是国家级战略，跟知识分子的“趴性”，毫无关系，二者不可混淆。在讨论战略问题的时候，需要多加思考，而不能将问题归于某一阶群的“德性”。直接从理性的推理证明即可。我那篇文章暗含一个猜想，即只要能够广泛提供贫困人口中优秀人才免费大学国民待遇，即使顶级科学家的工资不做过大提升，对二十年期的中国科学发展，影响不大。甚至，我主张由国家层面制定政策，给顶级科学家限薪，从之抑制住各校在争夺人才中打出的“高薪牌”，这样，“高薪牌”打不出了，各校在争夺人才时，就得打别的牌，比如以更好的政策，去吸引顶级人才。既然是猜想，当然就有可能是错的，只此一说而已。感谢李小文老师的系列博文，让我认识到这一问题，对中国发展的严重性。博主回复：》直接从理性的推理证明即可。那是我的弱项:( 我喜欢几句话讲清楚一件事，一写长了，自己都忘掉自己在说什么了:) 所以数学也学不深。还是偏形象思维多些。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先后次序的约束。我同意格林斯潘的看法，美国的经济复苏要靠房产市场的复苏。不知格老怎样想，我认为搞起楼价会替毒资产减「毒」，此关一过，经济复苏可以预期。以通胀搞起楼价不是实质性的，但对重要的减毒会见效。我认为美国今天面对的困难是不可以先搞起经济然后让经济推动楼价。我曾提出的微观方案——例如撤销最低工资——政治上不可行。纵观上述，余下来的办法就是先搞起通胀。后患当然有，善后不易，但博得过。既然没有其它选择，非博不可。

这就带来我最后要谈的Kenneth E. Scott与John B. Taylor的一篇文章（大约七月二十发表）。前者是史坦福的法律教授，后者是史坦福的经济教授。他们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毒资产那么难清理？》。两位大师双管齐下，他们的论点是美国的金融制度复杂无比，要清理必须大幅增加其透明度。这点我早就意识到，但细读该文我还是感到天旋地转。大致上去年雷曼兄弟事发后我的猜测没有错：借贷与抵押的比率（我称为浮沙指数）太高，衍生工具与保险合约纵横织合，纠缠在一起，是以为难。

读者不妨找该文细读，读得精神错乱可不要怪我。这里要说的，是美国的曾经被认为是伟大的金融制度不容易修改挽救，基本上不应该保留。然而，拆除然后重建会损害很多金融专才的利益，而在这大事改革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少麻烦。这制度不可能出自市场的自由演进，也不可能出自政府的悉心策划，而是二者混合的惊世败笔。我恐怕将来美国的经济史学家要为之而感到此恨绵绵无尽期。   我敢说，任何金融制度，需要一个法律学者与一个经济学者联手才能大略解通的，皆不可取。

对乔布斯来说，顾客并不总是对的。据说，苹果早期市场营销部门也包括了乔布斯本人，他会看着镜子中的身影问自己需要什么。乔布斯的客户关系格言来自于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名言“如果我问顾客想要什么，他们可能会说自己想要一匹快马。”在一个由技术推动的世界，只有技术专家论者知道我们想要和需要什么。

说到情感生活，乔布斯走过了一条崎岖的路。当他的第一个正式女友克里斯·安(Chris-Ann)怀孕的时候，乔布斯拒绝承认这和自己有关。乔布斯的女儿丽莎(Lisa)出生于1978年。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乔布斯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他们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乔布斯的妹妹莫纳·辛普森(Mona Simpson)。莫纳·辛普森是一名评价颇高的小说作家，曾在1996年出版过一部小说《一个凡人》(A Regular Guy)。小说描写了一个自恋主义的超级巨富，以及他和自己抛弃女儿的关系。这部小说里面处处可以找到乔布斯的身影。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 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 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 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 主要标准。

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 的折腾的。

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 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 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 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 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 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 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 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 ，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 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

之一：为什么国内外所有的大师都主张大学独立、通识教育，反对实用主义，而中国的教育政府部门却热衷于对大学的控制和实用主义，因为前者懂得科学和教育的规律，而后者却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