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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文所说的六项局限转变，我说世界大变是以加拿大与日本的经验为师。凡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在国际上大幅偏高而脱了节的，皆不幸。福利盛行与工会林立的国家，首当其冲。汇率顽固的，也会大难临头。

如果工资与汇率的适当调整易如反掌，国际上的局限大变不会对佛老的分析有大影响。但调整工资与汇率的交易费用，因为政治与压力团体的左右，相当高，是以为难。

（三）工资向下调整有困难。香港公务员的工资下调是格外困难的例子，而工会林立的国家也不容易。这是说，国际互通开放，以实质收入而言，同工同酬是早晚的事，但因为工资下调不易，长时期调整无可避免。

今天我说，只要中国能维持低通胀率，举世的利率会持久地徘徊於低位。

贝尔实验室的基本做法是：鉴别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然后再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地寻找一个解决方案、尝试多种想法直到最后成功。

“相反，”他说，“绝大多数接受政府基金组织资助的科学家总是被告知‘你有3年的时间可获得再资助，这取决于你所做的工作’。结果是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低风险想法。”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 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 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 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 主要标准。

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 的折腾的。

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 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 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 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 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 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 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 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 ，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 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