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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建设：去行政化的分水线是什么 国内高校开始热议，大学去行政化，如吉林大学打响了第一枪，希望能够做到“行政化”和“学术化”的相对分离。其实，所谓“学术化”这个名词，在吉林大学的改革中，指的是学术委员会的相关制度和权力，其模式最终将会导向建立西方大学那种教授会制度，最终管的不一定仅仅是“学术”。那么什么样的事情，该行政系统来管，什么样的事情，该教授会或教授理事会（教授中再选出理事）来管呢？看了吉林大学网页上的学术委员会章程，感觉还不得要领，除此以外，其章程也有一些漏洞：1. 强调了学术委员会由教授们选出，但是具体选举方法，却并未言及，实际上选举重要的是方法，没有选举方法的选举，不是真正的民主。如， a) 采取什么样的投票方式，由谁执行； b) 投票前，候选人是否应该做演讲答辩。2. 学术委员会是否具有权力，自行生成一系列的专业委员会，如果不能生成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也将会像人大那样，成为橡皮章型机构。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去行政化（权力分离）的分水线在哪里，吉林大学把它设在，学术委员会领导和行政领导不可兼得上，这起码是一个治标的做法，不过亦有疑点，首先鉴于前面所说1+2，尤其是2--是否有专业委员会的建立方法和权力方法，否则不会有实效，再讲权力分离也没用，实际中只能把事情交给有执行力的行政系统来办。其实，强调“学术委员会领导和行政领导不可兼得”这条本身也跟其选举理念相背离，大家需要的是学术委员会乃至行政领导由选举产生，行政领导在目前态势下无法做到这一点，就让学术委员会先做这种改革可也。不过，若教授们就是喜欢将行政领导同时选做学术委员会主席，尊重选举意念，又有何不可呢？我想，去行政化的“治本”分水线应该在“透明化”的程度上，即，去行政化的本质，应该在于行政系统的完全透明化，而那些不能完全透明的部分（如人才评定，顶级人才工资评定），则剥离到教授会执行。去行政化的大势所趋应该强调的是，行政系统负有执行“透明化”的任务，首先自身执行完全透明化行政操作，同时监督教授会达到协定程度的透明化。透明化，实际上是中国政治改革中最难的一步，所以此文当作奢谈之想。但是反一步来想，若作为象牙塔的大学系统，都不能够如此，整个社会就更不可能通过透明化减少运行成本了。

博主此文，最好是发在科学网博客上，那里的博主都是大学教师。另外，不知博主在写此博文时，是否读过新颁布的《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此章程从文字上和以前有何不同。博主此文，以及那个新章程，对执行的细节均有所忽略： 学术委员会委员们是如何产生的，《章程》是用分级选举制（校级，学部，学院），而非如美国总统和议员的那种直选制。这样的话，学院级学术委员会的产生，就至为重要。《章程》只言“由所在系所、学科全体教师推荐或民主选举产生。学院学术委员会应有不少于2名院（所）外相关学科的具有一定学术声望的教授参加，不占定额席位。”行文过短，未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的选举方式，而这，必须是由学校推动的，普通院系很难做更大力度的选举方式的改变：1. “推荐或民主选举”，本身就是极为含糊。2. 选举前，候选人需不需要在竞选演讲。3. 具体的选票规则？类似这样的问题，在《章程》中不少，很多细节不足，使得真正的操作容易流于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有摸石头过河的提法。但是，造飞机必须用设计好的图纸，否则飞机是不可能造出来上天的，更何况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大学系统。《章程》即是图纸，吉大的还是过粗。另外，吉大的改革还是准备从现有框架中突破，实际上学术委员会，是从教授们中遴选出来的。目前国内大学，教授会未真正建立，学术委员会其实应该改个名字，叫做教授理事会，是教授会的核心机构，称做理事会，一是可以跟将来的校友董事会对应，另外一个是，其管的事，不应该止于学术。

ZT.中美两国人当官的过程竟然完全相反       近日接待一位美国朋友，我们一起聊起了中国的两会和美国的选举；说这两者实际都是官的重新就位，所以它是相同的。然而同样是当官，中美两国的当官过程竟然决然不同；因为美国人是自己要官当，所以他们是自己公开竞选而当成的官。而中国人却是组织上要你当官，所以不到公开宣布是不知道谁会当官的。 　　是啊！看美国总统选举的热火朝天，美国人都知道是谁想当；因为他们是公民投票，只有公开自己的想法才会有人投你的票。再看我们的人大会议也是热火朝天，但却不知道有谁想当什么官；因为我们是组织任免，不到最后一刻是无法知道的。 　　 我曾在一家美国人的单位任职，发现有一位华人很称职；于是我向高层提议提拔此人。谁知负责人是个美国人，他说‘这个人自己都不想当官，你凭什么提拔他；这不仅违反了他自己的意志，而且也不符合这个岗位的任职要求’。原来美国人首先是你自己想到什么岗位，然后才有人评估你是否胜任。如果你胜任工作，但本人没有意愿；同样也不会有人违背你的意愿而强加于你；这就是美国人的当官过程。 　　而我们是组织提拔，所以组织直接发文；如果你自己想当官，组织上绝对不会提拔你；因为中国人喜欢‘谦虚谨慎’，越是不想当官的人；组织上就会坚决提拔。如我们武汉市有一家残疾人企业，厂长因为经济问题而被收容审查了；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大家一致拥护一位能力与人品都不错的人为厂长；当然他本人也愿意带领残疾人创造财富。然而同时上级领导也任命了一位外来的厂长，结果两个厂长在一个单位同时出现了。按照我们的想法，谁能为老百姓带来好处；肯定谁就应该留任。然而那位被群众推举的厂长虽然当时就创造了效益，还是因为‘无法无天’和‘目无法纪’而被强制性罢免和下岗了；而那位被上级领导任命的厂长，虽然不能为企业带来效益；但因为是‘红头文件’任命的，自然坐在办公室里享受他的待遇；这就是我们的当官过程。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美德是‘谦虚谨慎’；在领导面前愈‘谦虚’的人就能愈得到重用。而那些不把领导放在眼里的人，自然是领导入另册的人。而美国人刚好相反，他们是越不谦虚的人越能当官；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位中国研究生到美国某研究所工作；当时因为这里的所长是华人，所以上班的第一天就去拜访一下。而他的实验室主任刚好有份实验计划，就要这位研究生带给所长。当这位所长从这位研究生手中接过实验计划时，问了这位研究生一句‘这个实验计划咋样’；谁知这位刚出校门的学生说‘不咋样’。所长当时就说，‘如果你是实验室主任，你又会如何编制这个实验计划’；这位学生就滔滔不绝的讲了起来 听了一会儿，这位所长要这位学生当天晚上写出一个书面实验计划第二天交给他。当然第二天这位学生的实验计划交上去了，他也没有当一回事；继续干他自己的事。谁知很快所长就通知他，说他成了实验室主任；而原来的实验室主任成了他的助手，使他好半天都没有明白过来。后来证明这个体系依然和谐，他当实验室主任很称职；而原来的实验室主任当助手也很全心全意，使他们创造了不少的成果。 这使我想起了当初我的一些事，我大学毕业后先是到某部机关工作；由于我很多知识超前而且我又喜欢外露，竟然在会上纠正领导的事被证明是正确的；结果我们的高层领导很不高兴，我就从高层建筑到了基层工作了。而我在基层依然如故，1989年就在全国刊物上发表了‘企业质量效益型的内涵与行为’文章；谁知当时的领导很恼火，说我是‘不务正业’；因为这是领导总结的事，我不应该超越领导而擅自发表。于是强制性地把我调出高层管理机关，到一个基层单位去做具体工作。后来某单位效益不行，要我去当全质办主任；于是原来的全质办主任成了科员，结果不仅不配合工作；反而处处充当破坏，使我的很多竞争性的方案全部被别人先偷走了；因而很多招标或竞争总是失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当官之道。　原来美国人是自己能够公开要官当的，只有表面要当官的人才能当官；因为他们当官虽然也要批准，但却是公开的竞争行为。所以美国人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而当官，但美国人想当官的人却不多；尤其是政客总是极少数人。中国人是不能公开要官的，越想当官就动机不纯；所以组织上就越不考察你。所以中国人是越不想当官，组织上就越要你当官；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不知道‘官’的帽子会降落到谁的头顶。然而中国人当官如此神秘，却人人都想当官；于是大家都装扮成‘不想当官’的样子给领导看，骨子里希望‘官’降临自己身上。所以中国人是人人都是政客，个个都想当官；这就是中美两国人当官的不同过程。

因此，中共的“第三春”也应从干部选拔的换血机制出发。只要让那些会选举、能赢得民众选票的党员有提干的更多机会，我相信，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必然在民主化改革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大家都知道，印度探讨经济发展的问题已经五十多年了。他们在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计划中，已经做了很多尝试。同时，他们有民主，他们好像随时都在选举，但是他们有一个已经完全界定好了的贪污体制。在从一个靠社会等级配置资源的体制转化为一个靠私有产权来分配资源的体制的过程中，你将不得不触及到类似印度的这种体制。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改革一定要走得非常快的原因，因为如果你走慢了，就会变成印度那种情况（即所有的贪污都是界定得非常好的体制）。这也是我为什么完全反对任何渐进路线主张的原因。我认为那些建议走渐进路线的经济学者对此是一无所知的。

印度的问题并不只在于它的贪污腐败，它的主要问题是腐败的权力已经被很好地定义为一种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