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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大学中，我们要做的几件事情就是：第一，把自己的知识结构打造完整；第二，就是要在大学里尽可能的多交朋友，因为你终身的朋友、合作者一定来自于你的大学；第三，如果有可能的话，在大学里谈一场比较专一的恋爱

去年北京大学让我给所有北大新生做开学典礼的时候，我给他们强调一句，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谈恋爱，而且谈恋爱也不用害怕失败，因为自杀也自杀不了，未名湖就那么浅，跳下去还能爬起来；

北大各个系的同学都要学两年英语，结果北大急缺老师。而一些优秀的毕业生都去了外交部、经贸部，工资又高。后来我们系主任急了说，最后5名给我留下来。留下来的5个人现在都变成博士生导师了，可见现在北大教育质量如何。

企业成功的充分条件是什么？我们谈了无数的必要条件，我谈都谈烦了，我今天谈一下什么叫充分条件？所谓的充分条件就是行业本质。那么纺织行业的行业本质是什么？我们这个纺织行业，从6＋1，从制造，一直到最后销售，在广东地区，应该是180天，在江浙地区稍微快一点，我看也是90—180天，你真正的行业本质是把这个整个流程6＋1的流程高度压缩，压的越短，你越成功，这个就是行业本质。也是你成功的充分条件。你知道世界排名第一的纺织行业它是几天吗？莎拉，12天，第二名，瑞典的公司21天。当初我在讲这个纺织行业本质的时候，我在广东讲的，珠海威丝曼集团，也和你们一样，180天，听了我演讲之后，马上改，改成了15天，那我说你怎么做到的？他说我们贯彻郎咸平教授的思想，我说讲正题，他说，当我问每一个部门主管的时候，我们要按照郎咸平教授的思想，压缩时间，采购部门说我只要3个礼拜，我行销又是2个礼拜，物流又是1个月，那么加在一起又是180天，我说你怎么解决呢？他说，郎咸平教授上课一再强调，只要念完本科就是什么啊？缺乏创造力，思想僵化，因此，他把所有主管全部炒鱿鱼，换上一批新的主管，来了第一天就告诉他，15天，结果，半年之后，全部做到了。

当你把时间大幅压缩成15天，或者12天吧，你晓不晓得，你在整个6＋1的环节里面，6里面你省了多少成本？仓促从180天到12天，你省了90%的成本，到这里发现，撒拉之所以成功，根本就不考虑在中国生产，撒拉从来不在中国生产，他们生产80%都是在西班牙，成本不是很高吗？无所谓。因为纺织行业的充分条件是整个6＋1的高度压缩。所以他们仍然在西班牙生产，劳动成本非常高，无所谓，因为当你把6＋1的6一压缩之后，高度整合的结果使得你从大物流体系，省下大量的钱，而这才是席卷全世界的重要原因。

『博主回复：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唱不同的歌！』 当然，你那些具体的话，我都直接拿来引用，然后说明自己跟您那些话很不相同的观念。很可惜，对我这些具体的观念，你未作出具体更进一步的回应。 这种思想上、理念上的碰撞，希望能在科学网这个圈子里传一传，让人知道，科学家、数学家中关于教育理念方面的想法，并不是都跟博主一样的。 也希望，将来我们的领导，能够学习西方大学的规范做法，在制度上设计好，大学生们自然会勤奋学习的。根本不用督导团来拿教师们，尤其是年轻教师们说事。 大学教师们，主业就是科研，不是教学，这从各大学的时间安排上就可以看出来。名校大学的老师，为什么一个学期只教一门课，那么大量其他时间干什么去，当然从事科研去了。 好，你身处大学，不想多做科研了，想一学期多教些课，没关系，你可以多教点，但即使如此，也绝不可以达到中学教师那种教学工作量。否则，对学生就不公了，毕竟，这是大学。

好，现在说点，年轻人出小差错的例子。 当时，有个年轻人，博士后出站，来到我系，比我晚来一年。其人文采很好，满架子的文史书籍。 但也许因为性格的原因，他在课堂上，只顾自己讲，而未注意主动跟学生们交流。 在他出事前两三个星期，走在路上，我正好问他，在课堂上，你有没有主动问学生问题，从而知道他们倒底学懂没学懂。他答，没有。（我是已经在本校教过一年书，知道可能存在这个问题，特意提醒他的） 这确实是他的不足，果然，没想到我问这句话之后，他的学生们造反了。由一些班干部发起，将问题反映上去，要求罢这个老师的课。最后，因为此事，这位有文采的年青人，被迫离开我校，去了他处。 我想，这个问题要两方面的看，首先这个老师确实有不足之处，我也很诧异，他怎么没有把文采用到他的课堂上呢。 很显然，在评议他的问题时，负责领导们都会去听听他的课，其课程本身讲的，其实没有问题，关键应该出在他高估了本校学生的水平上面，没有加强沟通，发现学生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上提出实际的、妥协的教学目标。 因此，他同样失去评职称的资格，因此主动调离了本校。 我觉得很可惜，这是本校的遗憾，失去了一位本来很有教学潜力的年轻人。 上次的例子是“督导组”的，这次的例子是源于“学生们”的。他们的一时判则，就可以这么严重地影响一个年轻人的未来。 这两个例子中的年轻老师，教学真的不好吗？第一个是督导组的判则，而来我校的实际表现，证明了那个名校督导组的荒谬。 第二个例子中的老师，确实在实践中有其不足的地方，但是，我相信，他实际上是有当一个好老师的潜力的。事实上，他教过的那些学生，当知道他因此要离开本校，前往他处时，不少学生给他写信，不乏温情之处。 甚至即使是当初挑头闹事的班干部，也直接写信给他，表示对自己行为过火的后悔之情。 学生们其实想的很少，不知道，大学里是存在一些人，吃饱了没事干，是要拿一些学生们暂时的过激行为说事的，至于具体是哪些人，其实我不是当事人，当事人自己有些解释，也不可全信。 我想，说教学，重视教学，没错，但必须澄清一些理念问题。更别说，不要轻易地拿“教学”做大棒，对年轻人动不动就挥舞：“你是个不合格的教师!” 如果一个院里，老一辈教师里有一帮这样的人，这个学院的科研搞不上去，教学就真能搞上去吗？ 博主回复：你说的这番话我完全赞同,任何人不可能生来就会教书或做科研,需要个过程,我们学院实际上多次发生过学生状告老师的情况,也有个别的老师学校要严肃处理,我们还是站在老师的角度尽量为老师说话.但这与我上篇文章谈的问题实际是两回事.以我所见过的不少学校的督导老师,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很敬业,很多方面值得年轻的老师学习. 看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些共识的份上,我就再多说几句,那篇文章想表达的是:教师不做科研肯定不行,不仅要做,而且应该做好,但前提是要重视教学,要在教学上投入精力,不能只想着科研,想着SCI,项目,而教学上只是应付.一个老师,如果对教学不用心,哪怕他科研做得再好,都算不上是一个好老师,他可以去科研院所,但不适合当老师.但如果科研不好,同样很难做一个称职的老师.现实是我们的导向有很大的问题,常常是只要科研出色,可以一俊遮百丑,那些老师甚至可以不上课,这行吗?

感谢博主给我们年轻一代一个说话的机会，专门把我的评论新置一帖进行评论。 比如我们可以逐条讨论我所讲的，第一条“还多亏有科研因素这个硬杠杠了，否则年轻教师还真不容易在“督导组”和“学生们”手下讨生活。” 不知是否有老师，年轻的或年纪大的跟我有同感。 对博主的话提出不同的想法，只是想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现实的复杂性。我有一位年轻同事，就是因为某著名大学的“督导组”，在该人博士后出站，作为年轻教师试讲的时候犯难，剥夺了他的教课权力。由此，他是无权评职称的。 他后来正好晚上有事路过我校，到我办公室玩，我直接带他找我们系主任，两个月之内就调到我系。他因为科研业绩，一进来直接评为教授（注：这个过程当然要靠我们系主任的慧眼和远见卓识）。 那么他的教书就真的不好吗？只是科研做的好？ 实际上，他来我校之后，一直给研究生上基础课，深受研究生们的爱戴。他刚准备调我系的时候，要做试讲，我也去听了，大家都觉得中规中矩，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不晓得那个名校的教学“督导组”，何以做出停人家课的决定。 这就是年轻人所面临的处境，说你行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正像博主也不是很容易就下断语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是个不合格的教师!』 所以，现实是复杂的。督导组就那么神圣，起码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例子告诉我不是那个样子。很有些人，要借所谓“教学”这根棒子，完成他们的“敲打”欲望。别人做的中规中矩的时候，都要停别人的课，更别说出点小差错的时候了。 博主回复：你说的问题不具有一般性,实事求是地说,绝大多数的督导组成员是认真负责的,当然不排除你说的那种可能性,但不能以个别说明一般,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至于我所下的断语是有前提的.不仔细读别人的文章或断章取义不应该是科学工作者的态度. 关于你说的那个年轻教师的问题,我不知是个别督导员的问题还是整个督导组的问题,有些东西还真不好说.因为我对你说的事情不清楚,不好多做评价,但你因为这件事而否定督导与学生的评价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另外,给研究生上课与给本科生上课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学校、不同类型的学生，讲课方式都可能不同，好与不好往往因对象与角度而异，不过不想再展开谈了!

我以数学物理所方程组为例。方程的研究方向哪来的，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记得是1986年我来当时的数学物理所当所长时，我们自己不好定，数学物理所的方向，就开了一个洪山会议，我们就把全国最好的、第一流的数学家请来，有李国平院士，吴文俊院士，许国志院士，陆启铿院士，林群院士，李邦河院士等，还有王柔怀教授，齐民友教授等，把他们请来帮我们确定未来研究的方向。所以这个方向不是随便定的，也不能随便改动。方向这个东西就怕随便改，一旦改了就前功尽弃。到一定程度了需要改，要么是我们自己知道这个方向没有前途，或者是我们要往更高的、更有效点的地方发挥作用。这些是自己知道要改方向，否则，你指挥他改方向，是揠苗助长。所以我们要深深吸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洪山会议的确帮助我们取得很大的成绩，如果没有这个方向，搞什么？知道了这个方向我们培养了很多人，比如朱熹平啊，他用他的强项搞几何，他搞几何靠的就是偏微分方程，他的几何不比别人强，他自己讲的，很多工具就是在我们武汉数理所受到的训练，他在武汉数理所做偏微分方程最后拿到杰青，后来搞到几何上，恰好和偏微分方程联系上了，他这个东西比搞几何的人强，这就是他的一个特长。所以他能把这个Poincare猜想完整证明。

这就说明武汉数理所，我们这个方向定下来以后是行之有效、有成就的，这个方向我们还有很多强人：陈贵强现在是海外杰青、长江学者，在守恒律方面在国际上有极高声望；陆云光现在在哥伦比亚，还拿了个院士；曹道民，“百人计划”入选者，杰青；黄飞敏,王振都是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他们后面做的方程是等温流，等温流做得极好，我自己觉得他们那个东西比我们等熵流的工作还要好，为什么？简单。他们的工作，整理以后都可以写到教科书上去。SIAM，叫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给了他们2004年的奖，从2004年算起，2001，2002，2003前三年，SIAM所有的十几本数学杂志，里面所有的文章，选一篇理论的，做得好的，评一个奖，一篇计算类的评一个奖，还有一个应用的。他们就是那个理论的奖，说明人家欣赏他们的这个东西，也说明我们这样做下来肯定有成绩，而且我们这是一个系统，很多出去的都是骨干。所以就是按照我们那个方向做，不要随便触动它，就像说的，数学伯乐和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认识人才，解放人才的人不常有，因此我们就要注意，不能随便瞎指挥，人才要爱护，方向也要爱护，不能随便给他打断，我们过去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刚提到Yang-Mills方程还有Navier-Stokes方程都是很大的交叉问题，如果对物理很感兴趣，我建议可以搞搞Yang-Mills方程看看，那也是有可能出大成果的。所以说Navier-Stokes方程我们一直在干，从50年代一直围绕着，不管是压缩的不可压缩的，粘性的或者没有粘性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还要坚持，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放弃，从根本上对我们国家有利。

张寿武说学生有三种，最好的学生自己找题目自己做，一般的学生做老师给的题目，最差的学生可能都看不懂老师给的题目，更做不了。

The 'art' of being Donald Knuth

去年，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发布了"2007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香港科技大学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都位于203-304名之间。也就是说，这两所学校的综合实力不相上下，均属于第三梯队。不过，一位留心观察的学者在两所学校各访问过几个月，就会感受到两地学风的显著差异。科技大学的学生在课堂上往往一言不发；梅森大学的学生常常抢不到发言机会。科技大学的师生习惯于墨守成规，他们的研究课题很少跃出主流领域之外；梅森大学的师生喜欢标新立异，海阔天空的想法在这里经常受到鼓励。科技大学的教授们平常总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很少和同系的老师交流，更不必谈跨系合作了；梅森大学的教授们则走动频繁，他们不仅和本院的学者常常碰头，而且不时发表与其他院系教授合著的论文。 提起香港学者，我们马上会想到张五常、郎咸平和丁学良诸公。这几位先生好发惊世之语，经常受到中文媒体的争议和追捧。其实他们三位只是特例，远远不能代表香港学人的众像。我甚至怀疑，这几位"公共知识分子" 正是因为在香港憋得发慌，才跑到内地媒体上鼓动唇舌的。香港的大牌学者享有言论自由，却更可能在大陆找到听众。笔者曾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读过两年书，对该校学术气氛的印象，只合用"保守规矩，差强人意"八个字来概括。事实上，这种沉闷学风弥漫在整个香港学术界，科技大学只是尤显突出罢了。

尽管香港学者享有言论的自由和资讯的便利，这座城市的其他氛围并不利于研究事业。由于紧促的城市布局和长期的殖民统治，香港社会条例繁多，管理严格。这一方面固然保证了规则明晰，维持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等级秩序，疏远了人际关系。中国人本来就承袭了父权制的传统，英国人的管治更是变本加厉；两者一同造就了香港人温顺保守的性格。香港人的这种"乘孩子"性格也渗透到了学术界，以至于北京的学者王小东挖苦他们搞的是"管家学术"。在香港的大学里，自由平等的讨论空气很难形成，年轻人参与讨论的劲头还不如中老年人，而讨论会（seminar）的频率和规模也逊于美国的大学。

作为中西文化混杂的城市，香港不乏多元性，却缺少一种整合多种文化的亲和力。笔者在科大即发现，香港本地教授，大陆教授和外籍教授三足鼎立，各自抱团，只在自己小圈子里活动，相互之间很少往来。有位洋教授告诉我，他在香港呆了多年，依然有客人的感觉。学者之间如此隔膜，怎么可能促进学术交流？

中科院撤消生理研究所，有些人给国务 院和科学院领导报告说蒲慕明、鲁白、梅林、饶毅、吴建屏组建神经所会造成 “国有资产流失”，一些学生差点上街游行。不过，在满腔热血被浇过凉水之后， 再过一段时间，发现直接接触过你的人、和你共事过的人，最终了解你。这13年 后经常会有人来找我们做事，是知道实情者对我们的肯定。

钱伟长：还有学制呢，本来大学是一年两个学期，一学期18个星期，两个学期30多个星期。上海大学改成了一年三学期，一学期10个星期。为什么要这样呢？原来一学期的前10个星期学生都在玩，到10周以后才开始看书，其实只有几周学习了。三学期制让学生很早就开始看书。我会教他们怎么努力。  

《束星北档案》一书中认为束星北、王淦昌、竺可桢都是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1949年以后，王、竺成就很大，而束由于政治原因受尽折磨。我认为，束与王、竺不是一个类型的科学家。王淦昌先生和竺校长确是终身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他们热忱地关心科学前沿，孜孜不倦地在探索科学问题。束先生就缺乏这种专心致志的精神。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三年级时（1941年春夏），一位四年级同学兴冲冲地告诉我，他最近帮助束先生进行一项重要研究，要证明中子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的，计算所得的结果，与实验数据完全一致。果真如此，当是物理学中一大突破。但我给他泼了冷水，因为根据自己上大学后三年来从英美的科学和物理学刊物中了解到，当时公认的中子的质量数值，与1932年发现中子时所测定的质量数值差距很大，它比质子与电子质量之和还要大，因此，早已有人断言，中子不可能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于是他和束先生去请教专门研究核物理的王淦昌先生。王先生的意见同我一样，认为他们所根据的数据早已过时了。当时束先生说了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抗战以后我就不看杂志了。”就是说，从1937年以后这4年他已不看科学刊物，不关心科学前沿了。显然，他不像王淦昌先生那样心思都用在科学探索上。也就在1941年，王先生提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建议，随后有人据此做了实验，使中微子的存在得到肯定的实验之证。这项工作是 1942年国际物理学的重大成就之一。

同时，在对待财产和金钱问题上，他也不像王先生、竺校长那样超脱，而是比较看重的。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1940年3月他父亲病逝，他回家乡奔丧。 1941年夏他母亲又去世，他又回去奔丧，一直到1942年5月才回浙大。他回浙大后告诉物理系师生：他原来不想回浙大教书，在奔丧后，把家里的财产都卖了，买了股票，想靠炒股票生活。不巧有大批（有2.5万人）在欧洲被驱逐的犹太人流亡到上海定居，他们会做生意，更会炒股票，束先生炒不过他们，结果全输了，不得不回学校。他说得很激动，并大骂犹太人（我对犹太人却一直有好感）。

　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刊出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说自己于1928年5月去拜访爱因斯坦，随后在他身边当了一年研究助手。我读后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束先生在浙大将近30年从不向物理系师生提起这一光荣历史？但我相信束先生为人耿直，不会说假话，也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很高兴地给束先生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经历了16个寒暑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寄给他，诚恳地向他请教。想不到他回信冷冰冰的，只说一句，我把这几本书“束之高阁”，接着说他现在是真正佩服共产党了，因为知错能改，并附了一首表明心志的古诗。这封信很使我纳闷，因为我所认识的物理学界前辈对《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都很重视，而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束先生为什么对它没有一点兴趣？那里我工作很紧张，没有心思去深究。现在明白了，他感兴趣的是自己虚构的爱因斯坦，对真实的爱因斯坦则敬而远之。

经典著作

基本文献

原始思想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