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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香港文化人来说，这一两个月的香港人文景象尤其有凋敝至零的味道。先是香港具有启蒙象征意义的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被书砸死的讽刺性身亡，再到曾出版过很多本土作家如倪匡、林燕妮等作品的香港老牌出版社博益的“突发性”结业，随后梁文道又在《明报》提出文化人的“出走论”，引起满城轩然大波。现在，曾让香港人羡慕不已的《诚品好读》，这份被赞誉为台湾人文阅读风向标的杂志在创刊8 年之后突然宣布休刊，再次让许多香港文化人陷入沉思：香港文化的明天，该如何走？

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并不多，至于人文阅读更是比边缘还要边缘的领域。拥有700 万人口的香港，遍布着70 家公共图书馆（尚不包括八大院校的图书馆），即不到10 万香港人就有一家图书馆。即便是远离繁华地区的离岛，人们也都拥有读书、借书的社区图书馆。可是根据香港康乐文化事务署的统计，平均每个香港人每季度借书只有4.7 本，而同期台湾一次“全民阅读活动大调查”则显示，平均每个台湾人每季度看8.4 本书，“读”的数量几乎是香港“借”的数量的一倍，香港全民阅读的匮乏，由此可见一斑。

梁文道曾经这样总结过：“我们这个城市是不看书的，或者看书但不敢承认，又或者在家里偷偷摸摸地读《尤里西斯》然后在地铁里要被迫拿着本《一分钟经理》，以免被人当作怪物般耻笑。”

昨天在网上流传着一封贺信，内容是——曾钰成同志：热烈祝贺您当选香港特区第三届立法会主席。这是我党在香港战线取得的重大胜利，体现了党要管议会的精神。希望你尽快在立法会成立党组，发挥核心作用，为建设和谐立法会而努力。落款是：中共香港工委。乍看之下或许会很蒙，但仔细咀嚼后，味道就出来了

早前，有媒体得到消息说，社民连“三壮男”将在宣誓时搞出点名堂，特别提点记者，他们会有不同寻常的宣誓方法，比如：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祸国”香港特别“神经区”立法会议员，定当“嗡护”《中华人民“共祸国”香港特别“神经区”“鸡笨法”》，效忠中华人民“共祸国”香港特别“神经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除黑龙江、吉林、新疆、福建四個省无震感报告外，全国其余省份均有震感。[21] 香港：地震後三分鐘後感到震動並持續了約半分鐘，据称是有紀錄以來感受到震源最遠的地震[22]（不过，1920年发生于宁夏海原的海原大地震亦有波及香港[13]）；馬鞍山、深水埗、九龍塘、元朗為主要震感地區。[23][24]  澳門：地震後三分鐘後感到震動並持續約兩分鐘，高士德與氹仔高層住戶。[25] 越南河內：地震後五分鐘後感到震動。[26][27] 泰國曼谷：地震後六分鐘後感到震動，持續了七八分鐘。[12] 台灣 ：地震後八分鐘後感到震動，持續了一至兩分鐘。[12]

美國「自由之家」發表「二零零八年世界各國新聞自由度調查報告」，評估全球一百九十五國家的新聞自由度。香港排名由去年第六十六位，下跌一級到六十七位。報告指香港傳媒近年出現的自我審查，已影響到香港的新聞自由。中國新聞自由度則在榜上排第一百八十一名，是倒數第十五名。報告又批評北京政府去年繼續加強對新聞媒體、特別是對網絡言論自由的控制，因此被自由之家評為新聞不自由的國家。

遇上别人提到西藏提到人權，就说奥运不应与政治挂钩，但这趟火炬来到香港，一看那份在火炬到达前一天才公布的火炬手名单，一百二十人之中，运动员占不及三分之一，一大半的人不是富商巨贾，便是政治圈里的“自己人”，都跟体育八辈子拉不上一点关系，把火炬手的位子分给他们，完全只是政治酬庸，活生生地显示了什么奥运不应牵涉政治，完全是自打嘴巴。 　　香港火炬手的一百二十人名单，其实早在公布前已传得沸沸扬扬，人们都估计得八九不离十。这张要由中國奥委会批准的名单（可说是国家机密）内容外泄，明显是有人放风，结果舆情大哗，嘲骂之声四起，指责香港政府和香港奥委会把火炬手位子用来作政治交易，特别是“疑似特首候选人”梁振英和连路也走不动的过气人大曾宪梓高调抢位，有人干脆就说是“圣火之耻”。

本来也就一个“奥林匹克火焰”（Olympic Flame）而已，中國人硬是要把它封神封圣，好了，加上一个“圣”字，就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尊严象征”，挨不得碰不得更骂不得熄不得抢更不得，把好端端的火炬世界巡游变成了一场抢夺圣火与誓死捍卫圣火的闹剧。

其实就是有人闹事，把火炬抢了灭了，又有啥大不了？要是中國人一笑置之，将抢火炬者当小丑，你灭了我就再点，你抢了吗，我干脆点上一支新的，那支就送给你也可以？风度泱泱，更显得搞事者的无理取闹如几只苍蝇。但如今头筋暴涨，咬牙切齿，把这点小事说成是国际反华大阴谋，大有火在人在火灭人亡之慨，或声色俱厉或偷偷摸摸，反教天下人笑掉大牙。

1954 年中共中國默認「雙重會藉」的問題，與民國政府同時各自以「中國」名義，連續四年一起成為國際奧委會成員；到了 1956 墨爾本奧運會，由於准許民國以 Formosa 名義出賽；然而中共中國卻為了政治理由，宣佈杯葛奧運會，甚至於 1958 年，退出國際奧委會！政治和體育不是應該分開的嗎？如果不滿意「兩個會藉」，那麼之前中共中國加入來做甚麼？由一開始就是「兩個中國會藉」，那麼中共中國加入那一刻，豈不是認同了「兩個中國」嗎？同樣在 1956 年，分裂的德國人，卻組織了「東西德聯隊」，一起參加奧運會；別提到最近的南北韓，亦經常同樣聯合組隊參賽了；先有「兩個德國」，可是德國統一了；再有「兩個韓國」，兩個韓國也常談到將來的統一；偏偏就是不准有「兩個中國」，彷彿似是洪水猛獸，結果不但奧運沒有聯合隊，兩岸的關係卻更疏離；統一不但遙遙無期，敵對的形勢卻有增無減！你說「政治和體育」應該分開嗎？那為何默認「兩個中國」會藉的中共中國，卻要杯葛 1956 年的奧運會？中共中國杯葛奧運的歷史甚為嚇人；由 1956 年起，連續為政治理由杯葛了奧運會七次；最後一次亦是最不能原諒的一次，就是 1980 年共產老大哥的莫斯科奧運會；1980 年中共中國不但得到了聯合國的中國議席，也成功和美國建交（同時令民國和美國斷交），在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賽的情況之下，中共居然勾結美國勢力，杯葛共產老大哥主辦的莫斯科奧運會。最詭異的一點，就是英國人沒有杯葛莫斯科奧運會；英國人「最政治」的行為，只不過改以「奧運旗」而不是國旗參賽而已；因此作為殖民地的香港，原本亦打算「政治與體育」分開參加，可是當年的「親中派」，卻指「體育就是政治」，因此香港的中國人，不應該參加奧運會。因此，我們促請外交部立即向七屆被杯葛的奧運主辦城市，立即道歉；亦向當年因而無緣參加奧運會的香港運動員，立即道歉；而香港的聖火傳送，作為多年親中的梁振英這個「政治人物」，是絕對無理由，無權利參加的－－否則，中共中國特區政府豈不是默認了「體育就是政治」的硬道理？

香港电子媒体记者原本是少数能进入骚乱后的拉萨采访的境外记者。包括BBC在内的多家外国媒体都没能进入西藏。

香港记协忧虑西藏当局的做法会让人有掩盖事实的感觉，不利中国的开放形象，呼吁当局重新考虑，容许记者到当地采访。

据报道，“政府是大管家，要替纳税人管好钱。”前天在广州两会的分组审议预算报告时，不少代表对一些大额支出未曾提交人大会议审议提出疑问。有代表质疑，500亿治水为何不提交人大审议？也有代表抱怨“政府不能高兴提交什么项目就提交什么项目”。 有另外一则新闻，让人很是感慨：2月2 5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宣读新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算案文本非常详细，总共七大本大16开黄色封面的“大书”。最薄一本是《政府财政预算案拨款条例草案言辞》共42页。而分量最足的三本预算账本达1150多页，记者粗略估算，七本预算案总量加起来近20斤，开支甚至详细到座椅。为让市民能充分了解财政预算案，香港政府出尽各种招数：派传单、建网站，上电视、接热线，全方位披露财政预算案内容。 这一幕让在当地采访的内地记者也让我们慨叹不已———相比香港的财政预算，国内的报告显得如此单薄，聊聊数页，不但记者读不懂，市民更是无从查看。一边是一个省就被审计出乱花钱数百亿，一边是人大代表面对粗糙的财政预算看不懂，财政预算审查变得程序性而非实质性，这已经成为当下人大监督最尴尬的事情。

应该承认，建立一套健全的预算监督体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从粗化的亿万元不知道怎么花的，到细化的座椅资金从哪里来，这中间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以美国为例，美国花了数十年时间，才建立起公共财政制度和对预算的监督。细化到座椅的预算监督表面看耗时耗力，但刚性的“高压线”一旦建立起来，其节省的资金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蒙牛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姚同山在香港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香港是国际接轨的地方，蒙牛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用大规模化牧场的原奶生产的，它出现问题可能性比内地几率要小很多。

点 燃本届奥运会火炬的李宁，并不是举办城市北京所在的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所代表地区的公民，而是另一个成员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所在地区的公 民。李宁如果像栾菊杰那样重披战袍，他只能代表香港队，而不是中国队。在过去的28届奥运会，有无这种情况出现，大家不妨提供反例。

印度昨日戒备森严，采取了大规模的安保措施，以确保奥运火炬安全通过新德里(New Delhi)。印度沿着缩短后的火炬传递路线，部署了逾1.5万名保安人员。火炬传递路线没有对公众开放。

尽管新德里火炬传递最终没有发生严重事件，但高度的安全措施突显出，对中国而言，奥运火炬接力成了一联串的公关灾难，并使许多人怀疑主要赞助商能从中获取多少益处。

可口可乐(Coca-Cola)印度高层管理人士为该公司赞助火炬接力进行辩护，并否认该公司后悔参与此项活动。本周三，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内维尔•艾斯戴尔(Neville Isdell)在集团年会上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香港移民之所以较少参加今次3.29及4.13集会，主要原因是因为香港移民多数来加拿大时间较长，遇到事情会用加拿大的视野和角度看问题，比较加拿大化，无论是国际事务，还是加拿大新闻或者中港台问题，他们一般会站在加拿大人的立场看问题。 西藏问题非常复杂，并不能简单的用国家主权来概括。西藏有自己独特的宗教文化，在人权和高度自治的角度，现在的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有没有失误呢？

看到电视上访问集会发言人夏河，他竟然说因为买不到加拿大国旗，所以才出现很多中国国旗，这不是很滑稽吗？在加拿大买不到加拿大国旗，买中国国旗却很容易。我们看到国会山庄或登打士广场上五星红旗到处飘扬，爱国情绪高涨的同时，有没有想过这会令其它族裔的加拿大人反感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在金錢掛帥的香港，運動員在社會上地位原本就不會受到多少尊重；很多人甚至連運動都少做，當然俊男美女付鈔的纖體健身活動除外。在一個原本不太重視體育活動的地方，今日各個角落竟被動員起來「全城迎奧運」，這本身就是個奇怪現象 。也許，真實的奧運已經跟體育無關。例如，剛公佈的120個火炬手名單，裡頭的名字很多是跟體育無關的，而是跟政治經濟地位身份密切相關。火炬分派在那些富豪巨賈、中央官員和親中政治人物手上已變了質，儼然通過奧運頒發另類紫荊勳章。120個火炬手為什麽不能全由素來寂寂無聞的運動員，和對不同範圍的體育活動有所貢獻的人仕(例如，豐富我們有關體育的修辭和語言的球評員)共同組成？除了認識這些體育人物之外，人們更應認識本土不同的體育項目運動員，邀請更多類型的運動員，名單可以包括手球棒球足球欖球籃球排球跆拳道舞蹈等等等等。又或是看看，人們怎樣批評在奧運其間的示威人仕。有趣的是，後者若是中國人，就會被批評為「漢杆」、「賣國賊」，而非「運動奸」或「賣體育賊」。說穿了，奧運的價值與其說在於體育，不如說在民族。在支持北京奧運這六個字中間，北京才是關鍵的，而非奧運。這就解釋了為什麽奧運支持者的口號是「中國加油」、手上執著的是五星旗、口唱的是國歌，而非任何關於象徵體育活動的符號或標誌，體育因而從來都是次選的。

以评论中国政情为主的香港政论月刊《开放》杂志今年10月号出版后，发现被人选择性窜改，其中每期的主打栏目“北京消息”的三篇文章遭到窜改。其中包括独家报导“御用理论家围攻温家宝”和当前的若干敏感话题，如毒奶事件与中南海食品特供、国际记者联会指责中共禁止采访毒奶事件、中国女体操选手年龄丑闻以及胡锦涛访问韩国闹笑话等等。

蔡咏梅还表示，这次事故发生后，曾请教过不少熟悉电脑技术的行家，以及根据读者的反映，足以认定上述窜改不是电脑病毒或技术故障所造成，而是人为所致, 而且作案相当有心思：不触及大小标题等易发觉之处、不改变版面行数，只改动内文, 并选择付印时间紧迫的最后一个印张，以致猝不及防。“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现场资料是被人动了手脚的，就是人为的一个行为”。

　　美籍华人，著名摄影家。1951年生 于香港，长于福州，上世纪70年代赴美。曾任美联社记者，《时代》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时代华纳集团中国首席代表，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现为 CAA（Creative Artists Agency）高级顾问。因出色报道苏联解体等重大国际新闻，1992年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

　　刘香成的父亲刘季伯，也是资深报人，在《大公报》供职。即使在60年代的香港，《大公报》也不能报道阿波罗登月，因为那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

最近港大面试，在国内媒体引起轰动，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例，说明香港和内地高等教育的天壤之别。这里有两个看点：第一，面试主要不是一对一，而是六人一组进行小组讨论；第二，所讨论的问题，从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如何治理，到油价上涨等等，涉及的是社会普遍面临的挑战，而不是书本上讲的“知识”。

港大的考官强调：面试的问题没有必要正确答案，就看你在讨论时怎么表现了。这和满堂灌的听话式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讨论班中，抢话题、不给别人留出表现机会的人，以后到了社会能成功吗？港大考官强调团队精神，道理也在这里。

原来为了迎接贵国的闹运会，东北在大幅限电：国有大厂赏到丁点的电，只能减产；私营小厂，白天没电，晚上干活；游泳馆除了照明，就不能干啥了，游泳池淋浴间通通地往里放凉水。

而且我才知道，除了北京青岛香港，沈阳还是个会场，要开足球赛，所以东北其他城市还要省吃俭用地支援沈阳──两年前，我逃出了北京 ，目前在香港被奥运折腾。我妈在东北，也要被奥运折腾──似乎在劫难逃，这是奥运还是霉运？

一、在宗教層面而言，藏方（與西方）期望達賴的宗教權力多少可得到保障，北京則對雙重效忠十分敏感。而目前提出按政治、宗教分別處理問題的具體方案，選擇還相當有限。即使是上述學者，也都是從政治、政制談判的框架出發，但這可以是曠日持久的拉鋸戰。二、在主權層面而言，藏方(與西方)即使認可中國的主權，也希望出現或確立某種全球化時代的「次主權」(Sub-sovereignty)，來維繫西藏的獨特地位。但北京對香港模式應用在西藏亦有所保留，主要是擔心引起境內其他少數民族的骨牌效應，不希望「一國兩制」模型被捲入民族爭議。三、對「大藏區」的問題，事實上，藏方流亡政府和中方政治機關都不可能對現有行政區劃作出任何變更。但如何在文化方式維繫「大藏區」以外將之「半建制化」，除了Sautman等人，提出的很少。四、無論西藏的自治程度去到哪裏，都會涉及漢人，讓北京擔心引入特洛伊木馬，就像擔心香港普選會選出反對派、讓北京陷入兩難一樣。但民主與西藏問題，卻早被西方學界全面掛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