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要求思想重新担负起重建“宏大历史叙事”的使命。一向缺乏宗教关怀的中华民族却有着久远丰富的历史感，中国的历史（学）承载着西方宗教、哲学和史学的三重功能。历史叙事乃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基。先于马列主义输入中国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找不到它滋长发育的土地，充其量只为某些知识分子提供政治批评的一套言说，究其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先天不足：缺乏历史观。

看来南都也在发表有害时政类玩意，也该关了，全国只留一人民网该多好啊

在所有人恐慌时　　你也要镇定下来　　我听说，马云不久前在人心惶惶的时候，先是到重庆一座寺庙里禁语三天，不说话，然后到海南一个别墅里独处了三天，又到日本跟一位高僧对话，最后回来对经济形势说了两句话。　　一句是，古语说“人定胜天”，这个“定”不是“一定”的“定”，而是“镇定”的“定”。在所有人头脑发热的时候，你要镇定下来；在所有人恐慌的时候，你也要镇定下来。

　　“中国‘宗教’这个词的本义和西方不同。”叶小文解释说，“西方叫‘religion’，确实有信仰和精神的意思。而中国的‘宗教’里，‘宗’是祖宗的宗，‘教’是教化的教，合起来就是以传统的好的东西来教化。”

《望东方周刊》：对于中国的政治，你在书中肯定地指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那么，面对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和复杂化，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要维持一党执政的局面，最需要破解的挑战是什么？对于中国政治的下一步改革，你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 　　库恩：有三个目标需要同时达到：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中国各区域和各领域内重新平衡经济利益(如城乡之间，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以及维持政治改革的发展，以使人民感觉获得更多权利。 　　对我而言，在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透明度”。我赞赏胡锦涛主席承认透明度的重要性和提高透明度的巨大政治勇气。确实，正如李源潮部长在与我的对话中所阐述的那样，“透明”可能是政治改革中最为重要的驱动力。中国各级政府都应该提高透明度。我认为，从真正民主的构成要素来说，透明度远比多党制重要。对于西方来说，这种话可能会被看作是“异端学说”。但是，相比一个没有透明度的多党制，一个拥有很高透明度的单一政党制度更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透明度能真正造福于人民。

综合起来，南方报系在政治文化上的报道至少在两个方面突破了中国新闻报道的限制。一是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文化的梳理，力求恢复中国历史原貌，并以此祛除被政治宣传所抹杀的事实和真相。这一部分的报道较多的集中在清末宪政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数十年的时间内，由于历史的切近，很多历史事实和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体系都没有被普遍肯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模糊而有争议的，这就非常容易引起各派的对攻。二是对中国官方和民间两方面改革范围的关注。南方报系是唯一一份全国范围内以对这些进行观察和报道为主要特征的媒体。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所采访的人员身份之复杂关键，所涉及的事件之敏感，都走在中国的政治钢丝之上。现在的中国仍然在改革问题上处于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各方各面的人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见解不尽相同，这样的报道难免让人心生异想，为外人所瞩目。南方报系实际上起到了在政治文化上造火的功能，受政治影响是正常，不受影响反而就奇怪了。

旧文提及77宪章三点，到目前为止，对08宪章做三点观察：1，晓波的文本太陈旧，有一些策略性失误：1）未能结合时局强调民众所苦，然后作发挥，那样动员效果会更好；2）未能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之国际法上深入，如果只在这一点上深入，也会避免授人以柄。从这一策略问题上看，晓波的话语资源与20年前比，未掌握更多，很遗憾。当然，讲权利已经比单纯讲民主进步很多。2，晓波被捕凸显当局威权态势膨胀，不容任何直接挑战者，整个威权体制在加强，这是未来社运应该加强研究的方面。不能有任何天真幻想，以为民主会从威权体制内部生发。王小波所描绘的2010黑铁时代并不遥远。3，从后续声援签名来看，一个并不成熟的抗争能否转为一次 宪章运动，关键仍在于后来者如何重新解释文本，赋予其新含义，以一个新知识分子/运动群体的面目出现在世界面前，才有巩固过去10年维权斗争、推动未来抗争政治的意义。换句话说，晓波进去了，看你们的了。

一些朋友签名了一个宪章，个人认为宏大正确无比的命题造成的仍然是分裂和对抗，这艘巨轮的航向那些所谓的船长现在也已经无法把握，动力的耗竭中断更不是谁上台下台就能立竿见影，在这里争夺舵轮毫无意义。我钦佩他们的良知和勇气，但我仍然认为，当务之急和更加伟大的使命在于鼓舞而非单纯的批判，一如不能像无耻的政客用外忧来掩盖内患一样，我们不能只用攻击毫无公信和廉耻的政党来拯救这艘航船，新口号VS旧口号，如果脱离普通人，对没有道德的人的攻击并不能增进自己的道德，也不能起到任何真正的帮助。

我们先看看当时中国政治有些什么特点。概括地说，大约有九个方面：1、一党专政，多党共存；2、党国同构，以党代政；3、权力集中于中央和最高统治者个人；4、领导职务实行终身制；5、权力的转让以领导人指定的方式进行；6、政治权力不受宪法的约束和制衡；7、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暴力式的革命；8、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控制着社会的所有方面。9、依靠政治动员的方式实现高度的社会参与。我们姑且把这种制度用新的词汇概括出来，我用了“家长式的威权体制”。 ( http://www.tecn.cn )

在讲民主党派时，大家可能还知道另一种情况，就是无党派人士。实际上，中国不但有这几个党派，还有一个不是党派的党派，叫无党派人士。你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无党派人士。我原来也这么想，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因为无党派人士是有“党性”的，他必须要通过统战部认可。去年我去贝克利做演讲时，开玩笑说自己是“无党派非人士”就是这个意思。 ( http://www.tecn.cn

　　 罗：PX事件前后，你都遭遇了哪些麻烦？事情快过去一年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值得跟我们说说的情况吗？ 　　 连：我直接接触经常只有一次，他们表示要进门谈话，我拒绝后，他们再没打扰过我。我老婆也直接跟片警说，尽管采取监控措施，那个片警一直也相当温和。厦门的警察，对我们都和气的。那个也是他们的工作，可能无法不做。 　　 比较痛苦的是我老婆，她是律师，去公安办事时，有两次都听旁边的警察聊天说“连岳已经抓了”，这种流言，你无法验证，但是能感受到无处可逃的压力。我跟老婆反复商量后，确定几个事情，一、我做的事情没错。二、当地政府想办法给我施加压力，迫使我放弃，也可以理解。三、谨慎一点，只接受国内媒体和境外主流媒体（标准为从国内可直接访问其网页）的访问，紧扣环保与公众参与，不跑题。然后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能吃能睡，瘦的六斤又迅速胖了回去。 　　彻底从恐惧情绪中走出来是在07年底环评报告出来后，我和老婆两人都报名参加公众环评座谈，这时候一个从不打妄语的朋友确切地告诉我们，你们两个要进去了。接到消息后，我和老婆约在厦门轮渡的必胜客餐厅，无可奈何地规划各种可能，我进去了，她要如何；她进去了，我要如何；两个人全进去了，又该如何。这样一说，反而放松了，压力似乎瞬间消解了。老婆说，你脾气这么不好，关进去会受不了的。我还讨好她说：我脾气不好，早就应该关了！其后我们就一起心态平静准备发言了，她是律师，不怕公众场合发言，我的发言就反复斟酌过，还在她面前试讲了一次。

仲祖文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文章”的谐音，一般是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发布文章时的署名，有时又署为“仲组轩”此种署名文章代表的是官方机构权威的思想。 类似的还有“钟轩理”，指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钟政轩”，指中央政法委；“任仲平”，《人民日报》评论员；卫民康，卫生部。

为帮助各党政机关科学、及时、有效地监测、汇集、分析、引导互联网舆论，适应各级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提高各种涉及民生的公共管理和社区服务决策水平， 2008年12月17—19日由人民日报网络中心舆情研究室、中国信息协会信息主管（CIO）分会共同举办的“网络舆情与政府形象塑造”培训班在北京召开。 据悉，此次培训的主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1、以案例为题材，分析当前突发事件、热门话题的网络舆情，有效控制舆情发展，解决舆情事件危机，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2、以应用为导向，建立适合本部门、本地区的舆情监测和分析系统，用信息化的手段辅助领导决策和政府公共应急事件。

今年不太平，政府很缺钱，这点我很理解。虽然燃油税能为政府带来几千亿的收入，但是，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拉动内需，度过经济危机，燃油税造成的生产成本增加等各种负面效应显然是拉动内需的最大敌人，损失的很可能要比得到的更大，政府很可能依然下不了这个决心。

我最难过、感情上最不舒服的一次经历，是在2002年戛纳电影节的时候，那一届带去的是《任逍遥》。放映后的记者会上，电影频道当时的一位主持人，她先用英文讲了一通，我没太听明白。然后她自己翻成了中文：我要在这里说这部电影完全是一个谎言，这是一部撒谎的电影。因为我们中国人根本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很多年轻人可以学电脑，用电脑，我们学英语，我们出国留学，到处都是中国留学生。我们的国门打开了，像我可以来采访戛纳电影节，为什么这个电影要把这样的生活拍出来，它是一个谎言。 　　这个主持人跟我没有关系，对我也没有成见，我相信也不是别人让她说这番话的，那是她真实的认识和感受。正因为是她真实的感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刺痛。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同样在一个国家里生活，我们已经到了不承认有别的现实，不承认有另外一种现实的地步。你至少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心态，我们还承认有这样的人在这样地生活。就好像面对历史，我不是“右派”，我也没被打到过劳改营里边，但我们会承认这是历史，有一部分中国人这样生活过。对历史应该有一种开放性，我承认，我愿意去了解。对现实其实也需要有这样的心态，而不是很极端地把自己的现实变成整个国家唯一的现实，个人和他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不认同、不相信有另外一种感受，另外一种生命经验，另外一种国家记忆？我觉得这是在工作中挺困扰我的一件事情。

我回家都听说了这些事，不止杀三个人，而是被杀害了几百人，事情根本就没那么简单，杀人卖尸偷龙转凤，官方医院都有勾结，那些没良心的人，迟早会有报应的。政府都不重视，看来是要等他们的家人都被害了才会重视的。

这是中国恶劣的商业环境决定的,百度在其中扮演着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双重角色,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这种扭曲的失信的唯利是图的环境来源于何处,那么网络监管的坏榜样是一个重要因素. 当所谓政治利益可以肆无忌惮剥夺人民的基本知情权,为了公司业绩股市价值而左右逢源瞒天过海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应该继续追问下去,提出问题在于获得真实的答案,获得真实的答案在于积极行动以改变不正常的现实,可是我们只能止步于在各自的心里明白,沉默寡言,这是多数人的悲哀,非庶民的胜利.

我们在国内开发新型清洁能源，同时将与世界所有国家分享我们的技术和革新。如果我们能够在美国建立一个洁净煤厂，中国也能。如果我们找到利用下一代生物燃料的途径，印度也将知道如何做到。我们在应对贫困国家欠发达的同时，将利用我们的知识帮助他们减少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并建设一个清洁能源的未来。 最近，一个帮助中国推广清洁能源政策的非营利组织的主管称，中国人对他提出的每一个政策建议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如果那么好，为何你们不做？”这是个最难以回答的问题。他说：“我们可以列举美国一些州、或城市、或公司的一些好例子……但是我们不能列举美国。”

这个不太靠谱，似乎更像是以下一个或数个原因所致：　　1、高层内斗。2、京警压力过大，想撇担子了。3、高法复核期间提出疑点。4、为郑数日前放出的被自杀传言辟谣。5、提前泄洪，为杨案尘埃落定后放人消解压力。6、杨母本人以自杀做威胁。7、就坡下驴，顺势为杨再做鉴定解套。

一旦政治被感知为仅仅关乎权势、算计和利益之争，而无关进步理想，社会系统工程中那些所谓梦想的东西，随着中国数十年极权统治之乌托邦实验的失败，被大多数人抛弃了。此种关于政治的狭隘理解，也影响到日常生活领域，那些可以开展文化斗争的契机和可能性，或消耗殆尽。在我看到国内有关美国大选的评论中，论者往往重选举策略而不重选举议题：堕胎、同志权益、环境保护、枪械控制、互联网管理此类日常生活的议题，由于看起来不够“政治”，缺乏深入分析，甚至进不了评论者法眼：“这些东西，离中国太遥远了”、“谈论这些，到底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联系？”（由于美国强势的经济和文化实力，我们确实需要反抗其文化霸权，然而我们同样应该反省，这种反抗，有没有可能被另一种霸权所操弄利用。我希望在此提出的要点是，媒体对美国大选的评论，哪些议题可见，哪些议题不可见，作为读者应有所警惕。）

我要说，媒体和网络评论回避或有意忽略了某些实质性的社会议题，这就是我们谈论美国大选和“西方民主”时遭遇的中国语境。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对关乎生命的议题缺乏敏感，或者，遇到某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评估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不是直指问题核心，（这一点正如我们时常在学生那里遇到的反应，这个论文题目，敏感不敏感，能不能碰，而不是说，这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我要解决它），有必要提问，我们理解美国民主，形成此种感受力的社会氛围是什么，背后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可能存在哪些问题？

谷歌在中国申请牌照的确并不容易。一方面，它必须符合中国政策、法律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必须满足谷歌在全球范围“不做恶”的种种原则。这就让它起草每一份相关文件，都必须先给总部各个相关部门审阅，然后再交到中国相关监管部门，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进行修改，然后再循环一遍“总部—中国监管部门”的过程。 这个本来已经相当冗长的过程，还有一个重要的阻碍。据说在2005年至2007年间，每隔两周，中国互联网的相关监管部门都会收到大量举报谷歌的搜索结果有违中国国情的资料。这就进一步拖长了获取ICP牌照的进程。 “我们最终能够获得牌照，是因为竞争对手实在找不到我们的问题去举报了”，2007年下半年，一名谷歌高层曾对《环球企业家》如此解释。

所有看電視的觀眾都會發現，陳雲林來台，中共對待人民的方式好像也跟著他一起過海，在他所到之處散佈開來。從機場、中山北路，一直到圓山飯店。法輪功、藏獨的抗議理所當然的一起出現，但是為什麼，大陸的鎮壓方式也一起出現？現在我們問自己，會不會怕警察？老實說，我從來就怕警察，現在更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