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历史学家徐中约先生的经典著作《中国近代史》终于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在香港和大陆分别出版繁体字版和简体字版（计秋枫、朱庆葆译，茅家琦、钱乘旦校，徐中约审订。繁体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版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我在多年前搜集林则徐翻译国际法相关资料时，曾拜读过徐先生关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大作，看到《中国近代史》出版，译校者足够专业，而且又是作者亲自审订，就毫不犹豫地掏出六十余元买了一本。   回来后翻阅，看到书前有出版者署名的一篇“出版前言”，其中说“作者浸淫西方学术多年，其理论立场、观点、思想倾向及批评标准与我们不仅相同。经版权所有者授权，我们对本书的一些内容进行了适当而审慎的编辑处理，其不妥之处还请读者见谅。”于是就对比了一下不同版本。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本来的四十二章，居然遭到大砍大杀，只剩下二十九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年”之后，就直接进入到“中国重入国际社会”，中间近三十年的历史完全删除殆尽！   整章连片地砍杀之外，还有不间断的字句删改。下面是作者全书最后一节“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的一部分，我用红色字标出删改的部分，可以看出这种所谓“适当而审慎的编辑处理”到了这怎样令人震惊的程度。

要记住，我们只跟坦诚的人讲信任，跟理性的人讲道理，跟规矩的人讲法律。除此之外，我们只能比拼智慧，实力与勇气。

我称良心犯朋友们为难友，只是我觉得我与他们没什么两样，只是牢房大小的区别。在荒谬的时代，风险无处不在，我只在意我可控的风险，而不可控的风险，交给良心与上天。

问题是为什么这样大规模地戕害青少年的行为没人管。不是有《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吗？不是不许乱收费吗？不是有各地教育主管部门的三令五申吗？公安、城管都不管？妇联、关工委呢？究竟谁应该对此负责？前几天，4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也报道了《奥数这海盗为何越剿越猖狂》，副标题是“让数学杂技在小学泛滥是政府监管失职”，可谓一言中的。有关部门有高考取消奥数加分的动静，引起一些人的质疑。我认为，在高中阶段，开展较深入的专业学习未尝不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放小学生，还小学生以健康的权利、休息的权利。这真的是非常高深、艰难、不可实现的目标吗？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取一个好听、简练、容易记忆的中文名字，多数人一听“RSS”就以为是高科技，和自己无关； 同时开发在线阅读和桌面版阅读器，我知道Web版非常便利，但你知道有多少人懒得打开网页+输入账号密码么？ 操作尽可能简单，允许用户定制阅读器功能和界面。要知道，很多阅读器提供的分类、设置等功能，比较容易另新手产生距离感——像我这样经常未读信息1000+的老用户，并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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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性恋者、跨性别人群取乐，一直是主流媒介常做的事情。特别是在央视春晚这样影响巨大的节目中，这一小品无疑强化着主流社会对少数人、跨性别人群的偏见。

我并不想在这里责怪演艺界人士，他们不是学者，他们也不是平权运动人士，他们需要投观众的胃口以便使自己受欢迎。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指责他们。我们仍然要把矛头对准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检省是什么样的文化与心态造就了这样的小品，检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够真正使得这个社会中的少数人得到真正的包容与尊重？

美国老报人斯通说，“也许(自由言论)这个概念是人类在抵制从他们那里夺走言论自由的企图时或在争取恢复言论自由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若真如此，自由言论便确实是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的一种“自然正义”。

考虑到他人的“为什么”，人在讲话时连语调也会变得谦和有礼。一个人与他人平等对话，自然不会像作指示、作报告那样居高临下。公民平等的意识改变人 的说话方式，不仅涉及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且涉及每个人的人格平等和社会正派。公共言语中的平等和正派是同一回事，都是自由、平等、理性地用自己的嘴巴说 话。当然，必定也都要让别人能这么说话。

现在的小学生负担重，拉杆式书包都很流行啦。

说得难听点，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真是群魔乱舞一般，从本科教学评估到基本课程改革，都是作秀+扯淡。大家回忆一下在校时曾经遇到过的“本科教学评估”这种面子工程是多么的假大空就清楚了。

而在这样一个群魔乱舞的状态下饱经“N年义务洗钱教育”摧残出来的大学生们，也是越来越不自信，总指望在网上用口水把其他学校踩死来赚取一点意淫的快感，进而自欺欺人地找到走向强大的捷径；

根据统计，百分之四十一的芬兰中学生最常干的休闲活动是阅读。

由于老师自己就是喜好学习并且擅长学习的人，所以他们才能教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

芬兰的大公司最喜欢聘请教师，理由是能当老师的年轻人一定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人才。

关于“上级监管部门”的动机。这个名词在我们的脑海中常常像一部冷酷无情的机器，但实际这部机器也是由无数和你我一样的凡人组成。他/她们从大学里毕业，看大片上网下馆子去旅游，操心股市房市菜市场，恋爱失恋结婚生子外遇，他/她的孩子也喝奶……

可是当他/她在工作的时候，只会把自己当成毫无人性的大机器上的小零件，忠实执行命令，“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负责”。其心理状态可能有很多种：其一，充分认同宏大的目标：国家利益、国家形象、社会稳定与和谐、“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从而可以合法化各种手段；其二，根本没有理想，彻底犬儒和怀疑，只是要做好这项工作，完成领导交付的任务，“混口饭吃”，以及获得晋升机会和实际利益；其三，对一些做法亦有所怀疑，但会以种种方式来消除来自超我的压力造成的焦虑，例如说服自己相信“制度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改变的”，“我的眼界不如领导高明”等等。

历史上发生的那些迄今仍属禁忌话题的事件，每个经历它们的人回忆起来，都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一切责任，推给体制，推给国情，推给历史原因。这样就可以轻松上路，从头再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