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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

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巴斯夏容易与《独立宣言》的缔约者是同路人。这些缔约者对自由的观点，对政府要扮演恰当角色的观点，被表述成这些不朽的语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人人受造平等, 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 巴斯夏以同样的观点呼应，他说：'生命、工具、生产，换句话说，个体性、自由、财产－－这才是人的定义。不管那些政治领袖如何奸诈狡猾，上帝赐予的这三件礼物早于任何人类法例，并且高于一切！'巴斯夏同我们的先驱一样对政府作了同样的解释，他说：'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是因为人类创造了法律才存在。恰恰相反，事实是先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才使人类制定法律去保护这些权利。' 对大自然或上帝赐予权利的陈述，没有比《独立宣言》和《法律》讲得更好的。"

虽然五四运动的青年脱下了长衫，放弃了书院里的之乎者也，但实质上，内在的那种"宁作家奴，不作亡国奴"的保守的心态，那种根深蒂固的部落主义的思维方式，却在隐隐作祟，他们誓要冲破传统的枷锁，可是在发泄怨恨和不满时，却陷入了一种类似"义和拳"的复仇冲动。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于成玉 　　古桥先生在《徐迅雷最新作品：给法盲"范跑跑"普法》一文的跟帖中说："楼主锋利的笔锋对准一个弱者，没有多大的意义，有胆量去对那些整天说着‘为人民服务'却整天干着以权谋私、整天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却老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老爷们去‘普普法'吧！"这段文字虽然不及主帖的1/37，但其思想含量却大大超过主帖的37倍。每个字扔在地上，都发出钟磬一样清脆的声音。不仅言词精当，咳睡成珠，巧发其中，而且情见乎辞，言近旨远，谈言微中。一下子炸中了当前中国时评的要害。这就是，中国时评主攻的火力，往往社会那里弱，它就往那里攻，而那里坚硬，它就退避三舍，装着看不见，或小攻大帮忙。用民间一句老俗语来形容，就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或者是"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且不说指斥范某的文字铺天盖地，比当年批曾因一句"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而掀起轩然大波的湖南株州语文老师尹健庭则有过之无不及。只以捐款来说，时评者们再一次展示出"舆论的力量"。最先在美国为地震灾区捐款的篮球明星姚明，两次共捐出二百万元，并在赛场上呼吁美国观众为中国地震中的死难者默哀。姚明已经做了一个运动员所能做的一切，但在国内不仅没有获得喝采，反倒受到不少评论者（大部分都以匿名身份亮相）的冷嘲热讽，认为他既然身价超过一亿元，还应当捐献更多。而若干在华外资企业，亦被好事者制作了一张"铁公鸡榜"，这些时评者们恨不得冲进这些企业去强迫派捐了。 　　 　　其实，谁是可以指摘的，谁是不可以指摘的，徐迅雷们心中是很清楚的。在他们看来，明星是可以指摘的，老板是可以指摘的，外国人是可以指摘的，因为他们在舆论平台上基本没有还手的能力。当万科公司的老总王石对个人捐款表达了不同意见之后，他立即就被唾沫淹没了。 　　 　　然而，当其它所有人的捐款都被公之于众，包括李嘉诚、邵逸夫等捐出的天文数字，但偏偏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数额却不公布，且没有一个普通人知道。 　　 　　就连彼岸的台湾岛新上任的"总统"马英九，也公布了自己捐出了二十万台币，二十万台币对他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既然马英九的捐款都可以大白于天下，为甚么大陆的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就成了藏在保密局的"国家机密"呢？对此，诸如像徐迅雷们这样思维敏捷码字迅捷主力评论家们咋就默不作声了呢？评论包括"给法盲‘范跑跑'普法"的千言万语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咋不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题来一篇质疑高官们为何不公布自己的捐款数额或以不论职位高低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为主的法律常识的"普法"的时评呢？ 　　 　　这一"问"，难道不正印证了古桥先生的"楼主锋利的笔锋对准一个弱者，没有多大的意义，有胆量去对那些整天说着‘为人民服务'却整天干着以权谋私、整天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却老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老爷们去‘普普法'吧！"的跟帖含金量比主帖高吗？

中国时评主攻的火力，往往社会那里弱，它就往那里攻，而那里坚硬，它就退避三舍，装着看不见，或小攻大帮忙。用民间一句老俗语来形容，就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或者是"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

但偏偏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数额却不公布，且没有一个普通人知道

镇里的情况很不妙，楼房坍塌的比例和程度绝不亚于北川县城。大震当天，群众自发组织救援。先是各顾各家，然后统一安置老人。而稍有难度的，他们无能为力，没有工具，只有用手。没伤和轻伤的人全部参加救援。心是坚强的，终归势单力薄。用当地灾民的话说：该死的都死了，该活的也都活了。

没有电视上一个又一个的所谓生命奇迹，也没有一个个救灾英雄与壮烈的感人事迹。 仅仅就是救人与被救，和听见同胞呼唤而束手无策的真实无奈。奇迹是人创造的，当解放军，救援队，甚至外国救援队在北川，德阳，什邡等地创造奇迹感动中国的时候。他们，擂鼓，多少个擂鼓镇，早已无奈接受了命运的责难。

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有人开始哄抢起来，药，水，饼干，方便面。场面很混乱，饥饿让人们失去理智。原本的的麻木不见了，那绝不是浮躁所能形容，而是狂躁。人这时是没有人性，完全回归了动物的本性。他们咆哮，拉扯，甚至扭打。就为了一瓶水一盒饼干。可以理解的，本来我们就是需要食物生存，当生理达到极限，就完全恢复本能，心理的控制完全无效。没有人能够控制，我们不行，我们身边的警察不行。特殊的情况下没有规则。哪怕用枪指着他们，他们同样会抢。慢慢的，灾民们看到物资完全足够，各得其所之后，才停止了疯抢。胡乱拿了不少药的灾民，自觉的还回来。又重新排起队，等我们分发，给他们治伤。

　　八个月前，中国大陆很多地方的家乐福超市门前，聚集着大批愤怒的中国公民，以年轻人居多；八个月后，又一个倡议流传，这次是号召大规模抵制琳琅满目的法国货，但二零零八年眼看要过去了，除了法国外交部网站被黑这样一个小型事情，此倡似乎不会有什么大动静。世界已经变了。时间像压缩机，将三维的人生压缩成平面的历史。如果不是身处其中，后人的确难以体会二零零八这样一个并没有战乱和瘟疫的年份，对中国人来说，是如何像坐过山车一样转折幽微。

　　世界已经变了，该经历的从未如二零零八这样深刻地经历，该迷茫的从未如二零零八这么复杂地迷茫，不能改变的从未如二零零八这样变本加厉。从前是谈论食品安全，三鹿奶粉是摧毁中国人吃饭的信心。从前是警民矛盾，杨佳则让水浒故事仿佛重现人间。有一首古风，从文学水平上真是不错，它里面有两句：心向明月遇暗夜，意气难平恨难消。反对暴力和遵纪守法是公民基本人格，然而很少有杨佳案这样的事情更使人陷入善的迷茫，和跳跃恶的魔念。从前是民政矛盾，现在是火烧办公楼。我们为瓮安国家公务机关的尊严被侵犯而感到悲哀，没有有尊严的政府，何来有尊严的人民？然而没有有尊严的人民，则政府何能有尊严？

　　755年阴历十一月初，唐帝国满目繁华，就在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前夜，一个叫杜甫的作家行经骊山帝国中直疗养院时，写下四句：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戊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他被后人视为忧国忧民的道德象征，然而，他所经历的故事，我们无论如何不愿再历，也应该不会经历。因为时间、命运和理性对中国人的锤炼，这个民族，该会学会如何面对。天佑中华。

方媒体之所以总是强调政府操纵，是没有看清楚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源，他们认为现在的政府可以包办一切，但实际上，中国的民族情绪根源在于儒家文化，每一个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受到文化的影响，对于权力和民族本身有一种迷恋，自动向民族主义看齐。

（相比较而言，央府的立场已经变得相对务实，本届政府不管是它的民族政策还是台海问题的态度上都有明显的收缩，比如，台海问题而言，在江核心时代军方非常激进，甚至提出了“宁让不长草，也要拿下”等等的说法，这个声音是从高层直接传出的。但本届政府相对务实得多，也灵活得多，从目前的态势看，基本上遵循只要不独就不打的原则，即使已经开打，如果对方能够回到原来立场，也可以再次压下，继续交往而不是强行统一。可以说，本届政府的态度基本上已经接近于底线了，这是非常务实的。如果西媒迟钝到没有看到这种变化，还是一味以以前的思维来压迫，那么一旦社会出现了大的危机，本届政府的这种务实态度一定会受到国内激进者的批评，可能向更加民族情绪化回归，到时很可能是得不偿失、两败俱伤。）

如果从对民族主义考察的角度来看，这次的整个事件可以描述为当“民族主义遇到民族主义”，对于汉人来说，强调自己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实际上否定了藏族人的民族主义；而西方鼓励或者纵容DL的民族主义时，却否定和限制中国的民族主义。双方都处在悖论之中，

没有了这种天生的好奇，对于信息和idea的好奇与渴望，我认为新闻工作者可以提前退休。 因为，他们的劳动与回报将注定不成正比。对于他们的机构，他们的存在也不会带来太多的经济价值。 只有那些认为经由博客所激发的新鲜的想法和信息，通过发言讨论在网上活得社会资本，本身是对于自己劳动的补偿，是对于个人成长有益的，是会对个人从事的其他事业有整合促进作用的，这些人才能坚持做好本应由职业新闻工作者所做的事情，即对信息价值判断，评论，流通

可悲的是，这些”教授“们热衷的是一套已经过时的”技术“。 就像匠人只懂得一套已经被大机器取代了的手工工种，他们教育的学生只能是未来的下岗工人。那些带有专业方向的新闻学院项目，大概是唯一还有点出路的。但是，根本上，许多包括美国的新闻学院不鼓励独立思想，带着前互联网时代某些特权新闻媒体的短视，自命不凡，势利与浅薄特征，是致命且令人作呕的。

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些记者们对于自己工作的理解和定位的问题。 反应的是传统新闻媒体信息行业工作逻辑与新经济互联网时代工作逻辑的根本不同。 即：创造价值与获取价值，谁先谁后的问题。 问题核心：思维懒惰。缺乏好奇。 关键词是：intellectual curiosity 的缺失. ( 新闻学院教不了这个，不是每家传统新闻媒体都重视这个， 可恰恰这是关键) 自命不凡的精英主义 过剩。

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暴力机器与和平抗争、铁碗的中国主权和高尚的藏独运动，这种种不可解的二元逻辑，被彻底打破了。西藏问题，将真正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我们终究可以找到政治的办法来解决。   独立更加有道德感吗？   从70年代末以来，达赖喇嘛及其藏独运动在国际上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这个现象与趋势背后，有许多客观的历史背景。（1）在意识形态领域，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失败后的失落，使得许多左派走向对现代性的反动，就像他们的浪漫派祖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们尚能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众身上找到灵感；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幻，已经使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后继者们再也找不到本土的灵感。他们必须去那些异质的文明里面去寻找。而就此而言，西藏是地球上唯一一块似乎没有被西方现代性玷污的地方。它没有经历过本土的革命，没有战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吵闹的资产阶级民主，有的是不变的历史，不变的神圣统治，不变的虔诚的人们。西藏的存在本身，似乎就给了这群人无限的希望。（2）在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多元化的深入，为达赖喇嘛在这些领域作为佛教代言人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3）在政治领域，卡特政府以来的人权政治、西德的和平攻势等变化，为达赖喇嘛打开了巨大的政治空间，使得他可以把藏独的诉求巧妙地嫁接到西方当代政治演进中去。   比较而言，中共、中国政府、中国、中国人（在这个语境下，许多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词汇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却在这段时间的西方概念中经历了完全相反的位移。在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面临冷战思维歧视的中国，在左翼学生运动衰落、文革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引入的背景下，在西方渐渐失去了最后的一批意识形态盟友。革命，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欠开拓状态，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本有的经历，因此使得中国缺乏参与当代西方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的对话和讨论的切入点。

美国宪法公认最重要的三个字是卷首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字：WE, THE PEOPLE。这是整篇宪法的基石。这个制度的主人，政府的主人，是人民。如果政府违背民意，人民有颠覆它的权利，包括组织民兵、拿起武器。 这些天赋、自然的民权，在某国却被阉割。不光是ZANG人，你汉人有过那些权利么？没有正常渠道诉求的民众，转向非正常渠道。这当然是政府的责任。看到有人要求“体谅政府”，责难媒体“偏袒”ZANG人，偏责政府。就觉得，如今的时代会有这样的思维，匪夷所思，ONL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问一下汉人们：ZANG人所遭遇的，你难道没有也遭遇过？政府拥有大量权力、资源，如果不被严格监视，‘过分’责难，那是很可怕的。至少美国人这样认为。对政府的监督，‘宁可错怪，不可放过’。政府没有理由感到冤屈，民众也不会因此罹罪。因为民众是主子。媒体‘过责’政府，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政府，皆天经地义，因为它是代表政府的主子-人民，来执行监督。

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人组成的，一定有缺陷。可只有在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下，才会把一切问题仅仅分成好坏两种状态，而忽略了纯粹的好和纯粹的坏是不存在的。 把国内媒体和舆论在这次事件之前和这次事件之后对于这个组织的报道做一个对比，也许是有意思的事情：之前，记者无国界每年评的新闻自由度排行虽然不见得全面和完全公平，但基本上在国内的非官方领域还是受到肯定的。毋庸讳言，大陆的新闻制度很糟糕，如果没有外界的批评力量，改革的动力更小。去年十一月，有媒体报道，“记者.无国界”总干事罗伯特•梅纳德（也就是这次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的人）访问中国，进行了建设性的接触，并分析央府正在逐渐接受记者无国界的理念云云。那时候的记者无国界还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但事隔不到半年，双方就大打出手，建设性的意见完全消失。

道德谴责是不够的，要有理性的分析，才能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在于我们的文化根基中缺乏自由、人权。中国文化处于阵痛中。今日中国需要造就一种独立的精神，独立的人格。这些东西不是来自知识分子的脑子，而是来自我们时代的现实需要。中国社会已经发出了这种呼吁，如果知识分子不去响应，就是辜负历史的责任。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思想者能否顺应历史潮流，造成一种全国上下的思潮，一种改变我们民族的惯性的思维模式。

所以，我倡议，我们广大的炎黄子孙，特别是思维活跃的年轻人，联手打造我们汉语言的欢呼用语，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它将在汉语言发展史上，甚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全国人民处于类似于宗教的狂热中，每遇毛主席出现，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高喊：“毛主席万岁!”喊得多了，渐渐演变成万岁，甚至有递进用语：万岁万万岁!

其实无数中国人的意识中间还是有那么多思维定势。虽然越来越多人的头脑已经很开放，却也无法摆脱这种定势的影子。来源自教育，来源自媒体的轰炸，也来源自心底那些尚未设定的信念，或者难以实现的分享主义自由状态。其实民主绝不是洪水，却可能是猛兽，但是猛兽可以进化。

中国需要2.0，中国的经济总量增加到如今的地步得益于多样性的产能和输出渠道，却无法继续还靠这种模式腾飞起来。

选举就是一种群体智能的形式，结果自身也在迭代的进化中，关键是开关要打开，否则就永远不知道智慧的世界在哪里？

尽管我想通了这两个问题之后，觉得抵制家乐福这样的行动，的确值得大家讨论，而事实上，这样的讨论，在互联网上也已经是进行起来了。但是，这样的建议，是否真的是毫无意义，或者是被有的人所认为的，很愚蠢呢？那绝对不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感受，觉得作为中国人的感情被法国政府伤害了，觉得被一些法国媒体伤害了，被一些法国民众伤害了，于是决定要用这样的方式，让对方听到自己的声音，这是个人的选择，你可以不支持，不参与，不认同，但是不应该去辱骂有这样的想法的人，是愚蠢，因为，因为你的不认同，在有这样的想法和冲动的人的眼中，你可能就是懦弱。为对方定性，本身就是很不宽容和民主的思维。

而对于那些不参与，不支持，甚至反对的人，也不要动不动冠上不爱国的帽子，如果有人就是要去家乐福购物，那也是别人的选择，并不代表他们对于最近发生的事情，不愤慨，不痛心，只是，大家选择不同的方法而已。

他在《驯化与孵化》里说，“当局其实就应该是物业公司，人民就是业主。如果作家们不用当局费心，甚至很讨当局欢心，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在他看来，“作家们”一定要与“当局”反目成仇，过于和谐就对不起“人民”。可见他的辩证法学得很糟糕，没有真正弄懂矛盾论。如此表述，容易激化人民与政府的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3. 我不是职业评论家，从来没资格、也无意代表国中民意、世道良心、业界标准，更没在任何场合做过这样的宣示或表态，所以，没人有权利要求我必须随时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来解读一切事情。我关于奥运会开幕式的那几句评论，没有涉及任何政治文化角度上的解读。有那么多人去做这样的解读，不缺我一个，我说我自己的感受，不去做那样的解读，也不欠谁的。如果有谁因此而深表失望，痛心疾首——活该。死去。

我不明白，痛骂范美忠的人究竟是站在怎样一种立场？范美忠的行为，一为自保，二为辩解。关于第一点，大多数批范者也承认，并没有错，逃是本能，批范是批第二点。可是，一个没有胆量把“逃是合理的”说出口的人，和一个敢于诚实地说真话，哪怕要接受十亿人的唾骂的人相比，究竟高尚了多少？这其中何以有如此巨大的道德落差，使得噤声者得以有了伦理制高点去痛打一条坦荡的落水狗？

什么时候开始，零成本地躲在显示器背后围攻弱者成了爱国的最好表白？这是强国吗？如果是的话，也许它强在国，但绝不强在民。

我一看這面國旗就樂了，我的媽呀，這不是反革命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本來只有五顆星的，但是這些哥們拉出來的橫幅的國旗上多了一顆星。這些奉旨愛國的年輕人，竟然犯這種低級錯誤，而且沒有一個人發現其中的錯誤。

。我一看這面國旗就樂了，我的媽呀，這不是反革命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本來只有五顆星的，但是這些哥們拉出來的橫幅的國旗上多了一顆星。這些奉旨愛國的年輕人，竟然犯這種低級錯誤，而且沒有一個人發現其中的錯誤。這樣的錯誤不是第一回了，上次愛國青年在合肥家樂福門口居然把荷蘭國旗當成法國國旗燒掉了，如此三番五次犯這種錯誤，說他們是支那蠢民一點都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