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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公认最重要的三个字是卷首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字：WE, THE PEOPLE。这是整篇宪法的基石。这个制度的主人，政府的主人，是人民。如果政府违背民意，人民有颠覆它的权利，包括组织民兵、拿起武器。 这些天赋、自然的民权，在某国却被阉割。不光是ZANG人，你汉人有过那些权利么？没有正常渠道诉求的民众，转向非正常渠道。这当然是政府的责任。看到有人要求“体谅政府”，责难媒体“偏袒”ZANG人，偏责政府。就觉得，如今的时代会有这样的思维，匪夷所思，ONL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问一下汉人们：ZANG人所遭遇的，你难道没有也遭遇过？政府拥有大量权力、资源，如果不被严格监视，‘过分’责难，那是很可怕的。至少美国人这样认为。对政府的监督，‘宁可错怪，不可放过’。政府没有理由感到冤屈，民众也不会因此罹罪。因为民众是主子。媒体‘过责’政府，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政府，皆天经地义，因为它是代表政府的主子-人民，来执行监督。

作为51反ZANGDU北京高校联合群的参与人之一，我和我们的群主等人今天晚上一起去北京联 合大学见一个51活动的北京海淀区的总负责人，商讨一下关于51活动的细节问题…… 到了KFC，我们一共8个人……我们开始很开心地在讨论，总负责人说，还会有人来，一起讨 论 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两个约40多岁的男人，我当时心里很佩服负责人，连这样的人都召集到 了，可是，他们走过来，说，我们是北京公安局的，想和你们聊聊…… 当时大家的表情都僵硬了，一时无语。 后来负责人笑着说，我们也想着要去找你们审批呢…… 两个公安叔叔就坐下来了…… 他说，这个，我知道你们打算有一个活动，我就过来和你们交流交流意见。 我们当时还天真地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得到官方的支持，于是我们就交流了我们的意见。然后 他们开始说话，我们才明白，我们真的是太天真了。他们举了当年中关村海龙的反对日货活 动，当初他们的目的也特别简单，就是去了，拉个横幅，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发生了种种事件 ，包括砸店，烧车，导致发起者怎么也控制不了……所以，我们这个活动会带来的后果，我 们无法预料，就算出现了，也无法控制……我们面对面看着，没有说话。 他们接着说，我们有爱国心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我们不能影响交 通……我们说，那你支持我们的行动，不过是担心我们的活动的后果么？ 他笑了笑说，我们不支持你们的活动……我们爱国可以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为什么非要用这 种方式呢 他们说，这种集会活动会影响到正常的社会治安，我们说，那开奥运会也会影响到正常的社 会治安啊，我们学校里的一条路都已经被横上了，他说，你怎么这么说呢，这个是政府举办 的活动，出了后果，政府会负责，你们这个是个人举办的活动，出了事情，谁负责呢？ 我们就问，那正常的集会活动都有什么流程啊，他说，要有预案、有案底、有负责人，一套 一套的流程，你们这个活动都不能和学校举办的活动比。 突然我们群主说，我能看看你们的证件么？对方的一个人笑着从兜里掏了证件出来，是竖着 打开的，墨绿色封皮（颜色可能记不太清了），表面上的字是凹进去的，没有任何颜色，所 以我看不太清楚，里面有照片还有一些其他的字样……我们群主笑着还给了他们。我看了看 群主的表情，应该是真的。 然后我们又谈论起来。反正说来说去，就是不允许我们办这样的活动，我们呢，想斡旋，却 是斡旋不了……我们说，我们一不影响家乐福营业，二不针对家乐福和法国，我们只是针对 一切反对奥运的国家，让我们周围的人知道真相……但是，我们的言语好象没有什么作用。 公安叔叔还说，本来有205个国家要来，我们出现了什么事情，那可以被他们拿来利用，那 就成为他们运动不来参加比赛的借口……我们只希望能好好的举办活动，之前不要出什么事 情…… 说到穿反ZANGDU衣服的问题，他说不能穿，我说，那我就随便平时穿着在学校里溜达都不可 以？他说，那你们学校的老师会找你的……另一个女生说，我们穿什么衣服都要管呀，他说 ，你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啊，关键是你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你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啊，这 个影响你能负责么？我们说，我们穿的衣服上也没有什么啊，就是支持奥运，反对分裂啊， 这个也不可以么？这个有问题么……他们笑了，你们穿这种衣服有目的吧，这个目的就和平 时的穿衣服不一样吧，我们何必那么掩耳盗铃呢……我们都笑了，没有再说…… 我们好奇地说，那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呀？他们说，网络上有你们的宣传吧……我们说， 那我们聊天的内容你们都能看到？他说，你们聊一些特殊的话题我们要知道呀，不然恐怖分 子怎么抓呀……当然啦，他笑笑说，不侵犯你们的隐私。旁边的我们群的人说，对啊，现在 的网络技术特别发达，做个网络拦截，什么都可以看到……他们笑着，没有说什么。 关于清华原来打算发放衣服的事情，从我们的一些谈话中可以感觉出来，也是他们去平息下 来的。

13日，央视新闻频道照例现场直播抗震救灾节目，内容是连线前方记者，主持人拨通了记者徐娜的电话，询问她关于都江堰聚源镇中学救灾工作，电话中徐娜说自己其实是在成都连线，对聚源中学的救灾情况也支支吾吾无法回答，不到24小时，网友群起将这段连线视频和文字发到各大论坛，声讨“逃兵”徐娜。　　连线是央视最方便和普遍的新闻采集方式。之所以连线徐娜，是因为当天下午，温家宝刚刚视察过聚源中学，徐娜恰好在那里采访。　　当时都江堰没有转播车，徐娜负责把采集到的视频带到成都传回北京，等她从都江堰赶回成都的时候，任务变成了连线。　　主持人对徐娜的提问是聚源中学的救灾情况，而徐娜在聚源中学的采访任务，是“通过人性挖掘灾难中的故事”，并不负责那里的救灾情况——一个简单的直播流程问题，变成了记者职业道德问题。

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我先举个例子我为什么不介意批评的那些文章。例如我主张民主，很多朋友来批评我，甚至攻击我，我觉得非常正常，如果没有人批评和攻击就不正常了。如果我在美国和澳洲宣传民主，连小学生也会觉得我有病，没有人会攻击我的。因为他们都生活其中，认为那些道理不言自明。在中国受到批评，才说明文章有价值，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这样的要求怎么就会被认为是指责政府？按说，我从来就是对政府抱批评态度，人家说我指责政府，也没有什么不对，可是我这次感觉就不轻松了。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不是在传播什么理念，而是在对政府救灾，救人命上出谋划策。我心里想，如果不这样，灾民的命就会损失更多。

对于政府的决定，我们很多朋友有一个偏见，那就是政府说了，就是最好的，否则，政府那么多资源，那么多智囊，会比你判断差吗？于是，政府昨天不同意外援，或者还没有决定，有些人就指责那些提议要求外援的网民是抱怨，是破坏救援工作。可今天政府却同意了，那些指责人家的就不说话，然后就又开始指责那些认为请求外援不够快的网民，真是奇怪。

　既然前副总理吴仪曾经多年负责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为什么不开个听证会请她来谈谈自己的体会？三鹿的老板，有关食品安全的各部门负责人，牛奶协会的领导， 为三鹿吹嘘的媒体的负责人，给三鹿发免检证的人……都应该接受议会的问讯，他们作为毒奶危机亲历者对于体验治理的漏洞有着宝贵的一手经验…… 　　上一部与毒奶事件有关的法律是怎么制定怎么执行的？有什么教训应该汲取？这需要有一个民选议员主持的听证会才能替人民搞清楚.但可悲的是，由于在中國无论是制订法律的过程，还是执行实施法律的过程，都没有人民通过民选议员来参与；再制订多少部法律也会象《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那样形同虚设，象毒奶事件中的食品安全保护体系那样水中捞月一场空，除非将台湾的民选议员模式速速引进到大陆来.

我看到很多人写自己和西方同事争辩，“让XX哑口无言”，自己完胜。不是这样的，你居高临下的先做结论再教育人家，没有人能够和你说话。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别人的前提，而一味坚持自己的结论，那完全没有可能沟通 。 Without the definition of truth, evil is seductive. 我希望身在西方的大家，多和西方人沟通，多倾听，少愤怒。不然，认为我们“被恶魔控制了”的西方，和相信“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我们，真的只能到战场上去了解西方了。

民主不相信圣人，哪怕尧舜都可能腐败，所以权力要制衡。

这场大游行中，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义愤和信仰呐喊。但我看到，双方，谁也没有说服对方。所谓哪一方“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是让人伤感的自欺欺人。

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如何的妙语惊人，杨佳我们是写不活的。在这个国家回天乏术，既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也是许多人屈辱经历最终的必然结局。已经有很多人，在说我这种书生气的努力是没有用的。虽然，我早已悟透在一个污烂的社会里，“有一种毒药叫成功”的把戏，并不踵武“有用”的脚步，但还是感到强横而庸俗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强大。自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价值原则与伦理底线，既不奉有奶便是娘作为生活大纲，也不尊成功才是硬道理的伟大教导，更不尿“成王败寇”那一套。但你说一点挫折感都没有那是假的，是人都有希望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事，所做的发扬光大的努力，能得到一点哪怕是些微的肯定。

我并不认为杨佳袭警（如果袭警是真实的，因为这一点现在都有疑问了）是对的，我认为如果袭警是事实，那么他应该承担他的罪责。但他的罪责，不能免除没有独立之权力的公检法在当今这个社会的罪责，更不能够直接免除直接办案人所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尤其是那些将杨佳母亲拘禁送进精神病院的公安，包括那些曲为官方辩解的律师。没有真相就没有公义，这是一次永远没有公义的死刑判决。

杨佳不佳，好在钱烈宪还在发言，他那些充满睿智的“造谣活动”，是我们这个很少有真正幽默，只诞生大量冷嘲的专制国度的人们，充满悲不胜情、愤不胜怒的欢笑与诅咒，使我们不至于被那些“伟光正”的崇高言论弄得便秘。在此我谨祝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更加上下其手，让民众从下半身到上半身包括脑子都不再便秘。

Malone称负责网络过滤计划的Stephen Conroy是“互联网存在15年来我们遇到的最差的通信部长”。尽管这初听起来iiNet像是成为政府助纣为虐的帮凶，但Malone先生表示参加过滤试验的理由是去展示它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和愚蠢。他说，“每当有孩子绕过防火长城，我们将会对此进行宣传；每次长城屏蔽了合法内容，我们也会宣传。”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尽快认识到网络过滤是无效率，无用和无结果的，只会浪费纳税人的钱。

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

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谁是范跑跑？每一个不愿直面震灾和苦痛的人都是范跑跑，每一家不敢直面震灾和苦痛的媒体都是范跑跑。这么说来，范跑跑倒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某一类精神的象征。人人争当范跑跑，才是我们今天精神世界的真相。

范跑跑跑了，那还是在生命攸关的时刻。我们的评论家、我们的媒体往往在威胁到他们饭碗的时候，就早已溜得无影无踪了。扪心自问，谁没做过范跑跑？谁没有在最需要我们张嘴说话的时候，抽身逃走过？范跑跑的职责是保护好孩子，那媒体和评论家的职责就是说真话，请问你们做到了吗？你们的境遇，总要比范跑跑当时的遭遇好得多吧？你们不跑，至少不会给头上的水泥板砸死，大家跑得不都是很快吗？

我们早已习惯了不去关注谎言本身，而去指责谎言者唇上的口红。我早已习惯了不去关注罪犯，而去研究罪犯身上的外衣品牌。我们早已习惯了不去关注社会中那些肮脏的游戏规则，而去探讨那些游戏中的奇闻逸事。

王千源在接受杜克大学校报《Chronicle》采访时曾表示，自己会接到各式各样的怪异电子邮件及电话，都要“感谢杜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是他们公布了所有的资讯。”(chinesenewsnet.com) 然而，目前是三年级研究生的杜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李治中，则否认联谊会涉及公布学生资料，但他承认含有个人资料的讯息，是透过联谊会的自动化公开电子邮件分散系统被传送出去，但这份讯息已被删除。(chinesenewsnet.com) 王千源认为，联谊会方面一直在逃避责任。“学生会领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有所有的证据证明这个组织与这个事件密切相关。”(chinesenewsnet.com)

事件发生后，包括杜克保守联盟、学术自由学生、杜克人权联盟、杜克学生伦理与杜克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等几个杜克大学学生社团，均要求调查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并废除此学生团体。(chinesenewsnet.com) 但王千源认为解散联谊会不合适。“这团体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人的利益，只是在有些处事上做得不合适，一定要道歉是肯定的，但其他都依法律程序，我不想做过，也不想受太多冤枉。”

从短期来讲，我觉得我们预报得是比较准确的。从长期来讲的话 ，我们在去年12月份曾经给国家发过一个报告，就是说要警惕突发的暴风雪天气对我们国家造成的影响。当时我们依据的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在东太平洋出现了，我们叫做拉尼娜现象。

无论这位高级负责人是否向总理温家宝汇报，温家宝总理都有责无旁贷的失职或渎职责任——下属不及时汇报如此重大灾情预报，是平日管理教育不严格要求；若是下属已经汇报，自己以为盛世不怕灾，掉以轻心，那就更难逃其昝。其中非腐败即渎职，二者必居其一。由此联想到温家宝此次在湖南灾区数次向灾民低头道歉，并非作秀演戏，而是良心苏醒，自知罪过深重！

再深想下去，会发现一个"温家宝悖论"——总理温家宝一再深入灾区向灾民道歉，虽然有体现政府"亲民"之风，"以总理人格魅力救政府无能"，让人相比一些官僚对民瘼熟视无睹高高在上后，深感欣慰，但从另一面看，却是总理温家宝若是月月"三到灾区洒泪低头"，则证明各级政府包括国务院都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古人云：圣人无功，明君无名—— 一个国家的人民，若是不知其领导人是谁，而又社会秩序井然，这才是百姓之大福；而一些政府要人天天占据电视头条头版，成为专业演员电视明星，则大抵是专制制度死灰复燃的迹象。

针对这张《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图片之所以能够入选的原因，这位负责人表示，其一是因为该新闻图片在参赛前已经“经过新华社等媒体公开发表”。其二，则是因为“作者本人认为该图片为原创，均符合评选细则规定。”记者分析，这位负责人所提出的“细则”应为此次活动的评选征集细则。在当初公布的细则中，第一条即是要求“参评作品必须符合摄影大赛公认的真实性原则”，并“不得改动原始图象”。针对专业组人士所报送的作品（注：刘为强所参加的为专业组评选），评选细则还规定称，“参选作品必须是拍摄于2006年1月1日之后的原创作品，且在国内合法媒体上公开发表过。

如果我们非要骂某些人，让某些人为此负责，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谁对此负责。是什么造成当年银行那个摇摇欲坠的样子？是坏账！怎么会产生这么多坏帐？是因为大量的钱被借出去了，但又不还；是谁借了银行钱不还而造成这些坏账？国有企业！“左派”一边对国有企业痛心疾首，一边却忘记了早些年撒下的烂摊子，强迫后面人帮他们擦屁股。擦干净了他们反过来咬一口。这有点太不够意思了吧。张教授跳着脚骂的时候，想过这些事情吗？当然，或许张教授只需要跳着脚骂过瘾就行了。

张教授的言论有一个最著名的技巧，那就是虚构一个敌人，然后告诉大家这个敌人数量极大，但他又不能明确告诉我们到底是谁，所以请他指出，以上这些人，到底哪一个是卖国精英。如果没办法指出，那么张教授是不是在和风车怪物战斗呢？

　　二：官员撒谎成性，简直令人怒不可遏。李长江说质监总局以前没有发现过三聚氰安，这是当众撒谎，且不说徐州销往美国的宠物饲料，已被闹得沸沸洋洋（据网上资料显示李局长还说美国之所以在意毒饲料是一种反華行为，我觉得李局长这样的官员如此对待民众应该是反人类的行为），同时三聚氰安至少在今年三月已被发现，但国家质检局为什么视而不见？他们所实行的免检产品，不仅是推卸责任，而且是变相为质检局谋重大的私利，这就像工商局评名牌产品一样，其实是国家公共利益部门化的行为。关于三鹿奶粉为何不公开的问题，河北省政府也公开承认石家庄市政府隐瞒（其实我怀疑中央政府都早已知道，何况河北省政府？他们只不过想把压力往下压，将民愤的方向下移而去掉对最高当轴的烈火罢了）不报三鹿奶粉的问题。而三鹿奶粉事故和当地政府联合起来推迟公开发布毒奶粉的信息，致使大批婴幼儿受害，这是一种公然的刑事犯罪，理应通过法律，通过受理民众的索赔，使他们受到更为强劲的惩处。

由 于官方早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言论控制手法，加上正处“敏感”时期，除新华社简短的定性文字外，传统媒体对这一事件不置一辞，而网络控制也在第一时间就启动了 封锁程序，因此，许多人在消息上网后几个小时才开始留意到这一事件的发生。6月28日夜，按照一般习惯，我登陆百度瓮安吧搜索信息，却见网友正痛骂该贴吧 吧主胡乱删帖，当然，这样的骂帖也会很快被删。这时候，我看到一位网友向吧主发问：“我的帖子只是找人的啊,请帮我恢复好吗？”紧随着一痛对吧主的跟帖乱 骂后，吧主现身了：“楼主， 等过几天你再重新发， 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现在是百度疯狂地‘和谐’，我也找不到你的帖子，在这里向你道歉了。” 这时候，从各地赶到这个偏僻小吧的网友才知道怪错了对象。不久，这位叫作“临望蓝天”的吧主又发帖称：“我没删过谁帖子，甚至连我自己的帖子都被和谐，我 能说什么？”到了29日上午，再次登陆瓮安吧的时候，发现吧主的名单里已经没了这位“临望蓝天”网友，由于不满言论管制，他辞职了。

有数 据说2007年中国用于网络控制的费用是1000亿元，今年的数据肯定会大大增加，其中也少不了瓮安事件的贡献。

事实上，瓮安事件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不特别恶劣，此前的汉源事件、大竹事件、汕尾事件等，同样都是由官员侵权引起民变，民变引起弹压，尔后是大量的网络 谴责与抗议。不过，瓮安事件却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方面，排名世界第一的网民数量由瓮安事件中的网络抗议得以体现，另一方面，网民表现出的愤怒超乎寻 常，过去那种“中央是好的，地方官员乱来”的批评基本没了市场，

“文革”期间来华访问的外国人，有几个地方是必被安排“参观”的，哪怕不去天坛、长城，这几个地方一定要让老外看。比如，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水压机。那时的宣传称，这台设备赶上并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那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大多是有特殊背景的，基本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客人。接待者总要宣传这台水压机是如何“在毛泽东思想指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

终于一次，一位外国客人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解说员：你知道当今世界上，水压机的先进水平是怎样的，你有技术参数吗？ 这个老外估计是搞工程技术的，他的问题一下让中国讲解员楞了，“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怎么说这台一万吨的就是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万吨的水压机，外国在19世纪末就造出来了。

现在，一个集体犯罪的行业，必须应该有领袖者出来承担职业和道德上的责任。这是奶制品领域的企业家首先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特别是那些头上带着光环的神话企业家。 我知道他们现在心存着一个必然的侥幸：因为是全行业犯罪，所以，中国的消费者其实根本找不到可以替代的奶粉，价高量小的跨国奶粉公司在近10年内完全没有能力覆盖中国的二、三级市场。只要躲过这场风暴－－而且这又是一个以遗忘为特征的“快年代”－－他们仍然可以收复所有的市场和尊严。 消费者的拒绝购买是愤怒的宣泄，股价的疯狂下跌是资本的惩罚，李长江和石家庄市委书记的下台是政府的姿态，各国对中国奶粉的下架是全世界对中国制造的一次羞辱。

由是之故，在平常时候，在中国社会民愤最大的是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因为老百姓普遍并不清楚，政府应当权责对应，财权与事权应当对应，所以，医生和老师们就一直在背黑锅当替罪羊。现在，地震这个极端情形，又使这种指责指向了地方官和建筑承包商。　　中国老百姓无法监督财政预算，也没有权责对应的观念，当然，如果他们知道中直机构或省直机关的幼儿园或小学，一年所得拨款可以是超过一个偏远地区一个县的教育预算，他们肯定就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些悲伤欲绝的父母，以及被愤怒烧红了眼的我们，就不会一心只希望抓住几个从学校建设中搞了钱的官员，非要了他们的命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