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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首先，名索网的工商企业信息查询并非真的免费。从目前名索网的有关信息来看，每年收费500元提供的是一种“名索验证”服务，也就是一种电子认证服务，而普通的工商企业信息查询时则免费。事实上并非如此，在互联网上就有一种名为“企业工商信息查询名索一卡通”（以下简称“名索一卡通”）的卡类商品。按照“名索一卡通”的介绍，“名索网基本收费模式：查询每项3元，打印一次5元。”只有按照名索网固定的网页格式打印出来的格式文本才会得到北京市司法部门的认可。这样一来，免费所得到的信息在各种场合不具有法律效力，要想在司法领域中使用名索网中检索得到的工商企业信息就必须交费，所谓的免费查询工商企业信息是无稽之谈。

企业工商登记查询应属于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一种，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用到。比如在对于合作企业的合法性、法院立案、对方企业的实力的判断上，都需要查询企业的工商登记资料。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有关负责人曾经表示，“我们就是要利用强大的网络系统打造一面企业虚假信息照妖镜，让那些花样百出、四处行骗的虚假企业无处遁形，为保护人民的财产安全贡献力量。”的确，将企业工商登记数据库搬到网上，可以让社会公众方便地查询，有效防止各种诈骗行为。但是名索网的做法，完全变了味，是在打着方便公众之名行“收费”之实。与此相类似的，包括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库、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商标局的商标数据库却都是免费提供给社会公众查询。

在此我奉劝你们一句，乖乖交钱，就让你们继续开店，要是不交，城破之日，玉石俱焚！

这是许多企业的员工面对的问题。感到压力的不再是那些呼吁企业切实履行自己的企业的社会责任（ＣＳＲ）的绿色活动家和说客，而是企业自身。它们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来自内部职工的不再满足于每月奖金的压力。他们想知道公司在为全社会做些什么，自己的工作是否实现了个人和道义上的期望。

企业的力量取决于自己的员工，如果每个个人与其工作的企业有同感，如果他们感到自己的贡献以整体的形式出现产生的影响更持久，不仅能激发其对企业的忠心，而且能产生更深远的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也就是社会影响。

《赢在中国》的“虎符门”事件说明潜规则正逐渐扎入中国年轻人的思维。当事人分别是央视2套《赢在中国》虎符得票的前三名：赵继爽、董冰、李文。投票期间，三人达成口头协议，董冰退出争夺，赵继爽、李文给其50万元作为补偿。赵继爽、李文先各预付5万元给董冰，董冰发表声明退出虎符争夺，声明在董冰博客中登出后，两人又各付10万元。等投票截止后，再付20万元余款。不料，5月7日、8日风云突变，董冰收到30万元现金后，向投票公司疯狂买票，一举超过李文8万余票。而李文此时已在海外，再进行部署已于事无补，遂向项目组发来传真揭露此事。

孙大午的一句“我无罪，但我服法”正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无奈。位于河北的大午集团，是孙大午与妻子刘会茹在1985年以2万元资金起步、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孙大午被捕之前，大午集团已有固定资产上亿元，职工1500人，并曾在1995年入选国家工商总局评选的全国500家最大民营企业。

这场“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中，孙大午没有使任何人受损，倒是有许多人得益，却触了“非法融资”的雷区。  　　“在制度缺陷和官商潜规则中倒下的还不只他一个。”牛文文指出，黑幕交易和官商勾结成为很多企业家的绊脚石。在这种大背景下，正直有序的企业家同样面临尴尬。

“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呀！”手捏着一叠投资合同和收款收据，83岁的集资者李老爹诉说着：他投入湘西吉首三馆房地产联合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三馆公司”)和吉首福大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福大公司”)的15 万元，面临血本无归。在他身后，是集资企业三馆公司才建一半的房地产项目——吉首商贸大世界。

当地银监部门数据显示，自2004年开始，截止到2008年6月，湘西州非法集资数额高达70多亿元，涉及集资企业数十家，绝大多数为房地产企业，三馆、福大、金浩等本地地产巨头均卷入其中。集资企业开出的月利息多为5%、8%，部分企业甚至高达12%！而据知情人透露，吉首市有很多家庭参与了集资。“在湘西州这样一个老少边穷地区，地下融资或者说非法集资的金额和风险，同时达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和高度，有其历史的无奈因素，更有现实的冲动惩罚。”湖南大学经贸学院某位教授直言。

为了让制度可以有持续性，我们必须用利润来进行激励。而如果企业服务的对象非常贫困，那利润就不大可能产生，那这时我们就需要另一个激励手段，那就是认可(recognition)。企业得到认可就意味着它的知名度提高了，知名度能吸引顾客，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感召优秀的人才前来加盟。这种知名度能够让好的行为得到市场的嘉奖。当企业在市场上无法赢利的情况下，知名度可以是一种替代；而如果可以实现市场利润，则知名度又是额外的激励。 　　我们的挑战就是设计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让利润和知名度这样的市场激励发挥作用，使企业更加倾向于为穷人服务。我把这种想法称为创新型资本主义(creative capitalism)。通过这种途径，政府、企业及非赢利组织可以进行合作，让市场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从而更多的人可以从中赚取利润，或是得到认可，最终改善全球不平等的现象。

    在万言书中，牛根生最动人之处莫过于这一句：“至于蒙牛，最后即使白送了弟兄们，也绝不愿被外国人买走。”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次牛根生打出的是“民族牌”，一些企业家的解囊援助似乎也增加了“民族牌”的分量。但是，在我看来，牛根生的“民族牌”只是一个幌子。牛根生此举，只是拉大旗，售私货。他所维护的，只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蒙牛高层的利益，而决不是民族品牌的生存。

在万言书中，牛根生最动人之处莫过于这一句：“至于蒙牛，最后即使白送了弟兄们，也绝不愿被外国人买走。”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次牛根生打出的是“民族牌”，一些企业家的解囊援助似乎也增加了“民族牌”的分量。但是，在我看来，牛根生的“民族牌”只是一个幌子。牛根生此举，只是拉大旗，售私货。他所维护的，只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蒙牛高层的利益，而决不是民族品牌的生存。

中国的产业升级关键不是说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把现在的制造业全部消灭，不可以的，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口，这是跟全球很多国家不一样，那么多的人口必然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没有密集型产业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的，这种就属于劳动密集型，关键原因是在于，这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据价值链要往前面价值链高的一端进行转移和升级，就是说不要放弃，放弃很可惜。比如我举的一个例子，很多工厂那么多年给很多品牌做加工，其实里面已经急剧很多技术的基本研究能力，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往上升级，比如由OEM企业往ODM走，本身企业价值就升了一大块，所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既解决了我们中国现状的问题，本身又在价值链附加值提升一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一定不要把这个事情简单的来看。

中国企业太忽视如何建立品牌忠诚度，中国企业家太善于建立品牌知名度，就是说利用各种方法让大家知道，但是如何让大家喜欢这是一个挑战的问题，当然这个里面的挑战涉及到一种品牌架构的建立，以及如何运用工具，一直到最关键的一段，运用什么样组织人才配合进行整合营销，这个东西是需要时间、需要功底积累的，说白了关键是内部的管理价值，外在消费者看是一个产品、一个推广，其实内部看是一个内部的管理价值，这是一个关键，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先启蒙思想，就是大家要知道，第二个要引入工具，这种思想要什么工具去执行，第三个要有统一的行为和文化去执行，最后一个，要有耐心去积累，什么事情都要有耐心去积累的，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的，需要花时间的，我觉得这四个要素是一个关键。

总理指着北川县城唯一未倒塌的希望工程小学照片，大声说：“我代表人民感谢这位建筑商！”

总理谈到捐款：“有的企业认为捐款是负担，还建议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我正告这位冷血的企业家，法律不能强迫你捐款，但你记着，只要你在中国的土地上经营，你就千万不要漏税，否则所以的罚款都会用到灾区！还有，你不是在成都有没卖掉的房子吗？紧急状况下国家随时可以征集用作灾民安置！”

总理谈到责任问题：“绝不回避也不包庇，地震当天国家地震总局的主要领导正在欧洲访问，我们一定会要求他对全国人民做出真实的述职报告！”

如今的大学办得越来越像企业，这个“企业”呈现的却是让人不可思议的状态——它似乎并不关心“产品”的销路。这边厢，大学生就业难；那边厢，撒开膀子招生创收。毕业生能不能找到工作，似乎只是他自己的事情，与学校无关。这时，它倒像个企业了——以收钱为第一。只是这样的“企业”过于初级，还很难说能否持续。   笔者希望以上这些说辞，是对当今大学的误判。可是，总是有些大学以实际行动为这样的“误判”提供“口实”。

据介绍，中诺“企业全球邮”支持采用国际标准SSL加密的安全邮件，服务器之间支持2048位加密传输，能有效地避免GFW（中国国家防火墙）的误报导致企业对外重要邮件丢失，确保企业机密高度安全，让用户安心发送一封包含机密信息的邮件、又不被第三方所截获，因为邮件不在终端和服务器上留下任何痕迹，邮件的送达变得更加安全可靠。

真正的问题在于，没有哪个地方政府希望企业、尤其能为其带来GDP和税收的“没良心”企业死掉。有些官员本来就是知情者，甚至不排除有极少数的怂恿者。从这个角度上看，“坚决整顿、处理，一个也不放过”，就必须破除“地方保护”的阻碍。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有长远的思想准备，国际粮价的上涨恐怕不是短期的过渡性现象，因此也不是我们咬咬牙挺一挺就能够过去的。

中国的需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间需求，最终需求来自国际市场。

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比如昨天就很郁闷，据和我们共建“安心学校”的置信经理说，他们在和一些灾区部门联系时碰到了软钉子，不仅当地倨傲地要求企业自行报上修建计划和手续（要知道这些计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繁琐得可怕，单靠企业根本搞不定），而且因为现在排队重建学校的企业很多，所以价格也一路高涨，献爱心搞得像钻石拍卖会一样了，没有关系还进不去。   我还听一个朋友说，他们准备花两百万给老家捐一所希望小学，也就是房子不倒人人可读的那种，可当地部门一张嘴就报出价格，660万，1000万，乖乖，听上去都像余震，从成本而言在农村县镇建一所希望小学怎么可能这么高价格，那些倒掉的房子在修建时也许只花了五十万，最多一百来万，重建却得花660万、1000万。是不是要感谢地震让倒掉的房子也增值了，套用股市的话，是不是叫“大盘震荡，一路飙升”。

在一个现代商业社会中，普通民众与企业家都是市民阶层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不是民众与企业家的矛盾，而是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辨证关系。民众与财富阶级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这样伤害将是致命的。

建一所希望小学需要600万！    灾区地震后有些房子也升值！       我从事新闻工作，因为体制的原因，不能到灾区去采访震灾，好在我的周围有一帮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们慈善而有爱心，并且好多还是成功人士。前几天，我们商量说我们要给灾区建一所希望小学，让灾区的孩子们好好读书，让知识改变命运。因为大家把钱交给某些单位让他们去赈灾不放心，有个朋友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个小朋友要给贫困地区的同龄人捐款，问妈妈要100元，妈妈给了他110元。并给他说，孩子啊，这钱100元是给灾区的小朋友的，还有十元是给贪官叔叔的，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有人收到钱后，用十元钱去救灾，100元给自己办福利了。    这些朋友们都是说干就干的，我们算了一算，在农村建一所学校也就是二、三十万的样子，这个钱让这帮朋友们凑起来可以说是很简单的。接下来，我和朋友们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去灾区建学校的事，去灾区建学校有好多手续的，这是国情。但是我们得到的反聩信息却是现在想来建学校的人多了，建一所学校需要600万元左右。我们大吃一惊，地震以前建的倒塌的学校也就是四、五十万，为什么到了我们这儿却涨了呢。难道震区的地皮也升值了么！     这也太反常了吧。    无独有偶，李承鹏先生在自己的博克中也写道：据和我们共建“安心学校”的置信经理说，他们在和一些灾区部门联系时碰到了软钉子，不仅当地倨傲地要求企业自行报上修建计划和手续（要知道这些计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繁琐得可怕，单靠企业根本搞不定），而且因为现在排队重建学校的企业很多，所以价格也一路高涨，献爱心搞得像钻石拍卖会一样了。我还听一个朋友说，他们准备花两百万给老家捐一所希望小学，也就是房子不倒人人可读的那种，可当地部门一张嘴就报出价格，660万，1000万，乖乖，听上去都像余震，从成本而言在农村县镇建一所希望小学怎么可能这么高价格，那些倒掉的房子在修建时最多花了五十万，重建却得花660万、1000万。    地震让我们的同胞受尽了苦难，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灾后建学校的价格也会“一路飙升”，是不是要感谢地震让倒掉的房子也增值了，套用股市的话，灾区房地产市场出出现牛市了。朋友们听到这个价格后，说这个学校太高了，比我们这儿的消费水平还高，我们真的建不起！

中国平安 　　发点数据看看吧：根据平安去年9月30日的财报，平安总资产6237亿，而负债高达5187亿，净资产1000亿出头，在这1000亿中，发行H股拿回来132亿，发行A股又拿来400亿，而在去年那个波澜壮阔的大牛市中炒股票等投资收益又有461亿元，加上卖给其他莫名其妙的股东的拿回来的股本大概有几十亿元，也就是说，此前属于平安积累起来的真正的净资产居然是0。作为一个垄断形式存在20年、号称三大主业九大公司的全国性的金融企业，近二十年积累居然没有积累一点净资产。这种公司竟然是所有基金标配的大蓝筹。 　　傻就傻吧，只要不亏到我的钱，可是不是。 　　中国平安这家已被英国控股的外资公司，从宣布从二级市场公开增发到现在，给该公司股票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超过3600亿；同时造成大盘暴跌3000点，总市值损失超过7万亿，流通市值损失接近4万亿，按照6千万投资者计算，平均每人亏损6万6。如此惊人的财富损失，放到任何一个大国将会引起动乱，放到任何一个小国将会引起政变。7万亿接近中国GDP的三分之一（2007年GDP3.61万亿美元），任何一个国家三分之一的财富被一家公司给蒸发掉，都不会无动于衷，而中国平安，却满不在乎地在等待数钱，甚至连募集1600亿资金的用途都不屑理会投资者的询问。以简单的"全部用于充实公司资本金以及/或有关监管部门批准的投资项目"。如此的傲慢与自大令人吃惊，活画出一个圈惯钱的权贵公司的心态。 　　为什么上市公在市场行情看好时定向增发不断，而行情出现震荡时，公开增发层出不穷？显然，这些公司娴于榨汁技巧，通过先易后难的方法，把市场的最后一滴资金汁液挤到自己的碗中。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 　　中石油上市时，管理层信心满满要还利于民。这样的公开承诺隐含了两层含义：一是H股价格将与A股接轨，而不是A股价格与H股接轨；二是中石油承诺将平等地对待A股与H股投资者，一样地给予高额红利，如果不是这两项承诺，所谓还利于民就是欺骗行为。 　　实际上如何呢？上市后价格被打得落花流水，中石油屡次破发，靠基民的钱力挽狂澜，这哪里是与H股接轨，明明把中国垄断资源的定价权拱手交给美元投资者，让海外资金低价来接中国资源的盘。 　　高额分红更是镜花水月，再引用一组数据：中国石油在美国上市所取得的融资额是29亿美元，上市四年来公司已累计拿出119亿美元给投资者分红，而中国石油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所得到的融资额约500亿人民币而至今给流通股东的年分红还不足6亿人民币（相当于0.845亿美元），中国石油在中国A股市场的融资额是在美国融资额的2.43倍，而年分红只有美国股市年分红的2.84%（相当于三十五分之一），面对这样的数据，那些口口声声还利于民者，情何以堪！ 　　中石油中石化拿着中国人民的石油资源（不用交资源税），赚着垄断企业的巨额利润，还输送给境外投资者高额回报，将境内投资者牢牢套在高岗上。资本市场上还有半点中国企业的样子嘛？再看看他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善嘛？没有！反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油荒！ 　　据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去年前9个月，我国出口成品油总量达到1186万吨，大幅增长30.6%。1～10月的汽油出口总量达427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53.1%。虽然出于各种因素，我国油品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进出口，但出口涨幅如此巨大，除了逐利之外，没有其他因素可以解释。因此，这种出口行为本质是在制造油荒，为成品油涨价作铺垫。

特权阶层 　　仅2007年一年，汇丰银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从中国大陆获得私人存款227亿瑞士法郎，相当于近1600亿人民币。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全世界类似汇丰银行瑞士分行这样的银行有多少？这些银行从中国大陆一年又能转移走多少资金？ 对于暴力爱国的补充 　　国内不公平的市场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民企与普通投资者往往成为社会资源倾向性配置的受害者，生活在明显不公环境下的人容易产生受害意识，进而从爱国走向民粹。国资与外资处于第一梯队，而民企处于第三梯队，有关部门片面强调开放却对近在咫尺的国内竞争主体刻意打压的做法，也是民族主义的催化剂。

今年年初，新上任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曾提问，“上海为什么没有出马云？”这道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其实，答案或许就在王佳芬式的遭遇中。在一个国有资本十分强大的体制内，市场型的企业家左冲右突，无论有怎样的经略才干，其命运大抵如是。

马蔚华行长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演讲马蔚华是从华尔街上一家家地敲门开始做起的，他用“艰辛”来形容这个过程。但几年下来他不仅了解了美国金融界和政界的运作规则，也结识了很多重要而有用的大人物，从基辛格，美联储前任主席Paul Volcker，花旗银行两任董事长Sandy Weill和Charles Prince，摩根大通银行两任董事长William B. Harrison Jr.和Jamie Dimon。很多人从招行的对立面逐渐站到了同一面，甚至和马蔚华成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