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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2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在广东具影响力的《南方周末》上发表题为《2008，能否成为中国特赦年？》的文章。文中刘仁文呼吁释放“确已悔改”的罪犯，尤其是那些在“严打”整治犯罪斗争中受到特别严惩的罪犯，或那些为已作废的罪名（如“投机倒把罪”、“反革命罪”、“流氓罪”）仍在服刑的罪犯。（有关「对话」就刘仁文文章所发表的评论以及英文译本，请阅读www.duihua.org网站的人权网志）

到了美国，我才知道，可以被纪念的，并不仅仅是英雄和“领导”。任何一个人，一个普通人，只要他为大家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就应该被纪念，就可以被纪念，也不需要什么机构的批准。

比如也碰到过布什的专车，沿途警察肯定会多一些，但是没有人为他的车队封闭一条车道，如果怕迟到，他老人家就早点出来呗。都是交了养路费的，谁让谁呀？（除了急救车和消防车）。哪里像在国内，动辄警车开道，警笛长鸣。也不知道是抓人的？还是被抓的？还是该被抓的？莫名其妙！

镇魂碑，故名思义，那是为这场地震死难者修筑的纪念碑。由三个金字塔形状的联体建筑组成的纪念碑，取名为“没什么大不了”，象征着地震时大家手挽手共同面对灾害。在镇魂碑的旁边，还立着一块牺牲者慰灵石碑，上面刻着小仓地区地震遇难者的名字。池本说，每年1月17日都会在慰灵碑前举行悼念死难者仪式。 详细>>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反对:汶川大地震的異見者都被共產黨送進監獄了，維基淪為都是共產黨的統戰活動中心，下一次就要投票換上鐮刀標志了—Begantrue (留言) 2009年4月30日 (四) 06:12 (UTC)

为了保持中立，我记得基金会反对参与政治事件、政治宣传、表达各种诉求的游行示威（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和纪念活动。如果要搞的话，这是否需要基金会的授权？--百無一用是書生 (☎) 2009年4月30日 (四) 03:17 (UTC)

他没法找到。如果不是凌沧洲指点，谁也不会相信，在林间空地上的那两层水泥台座就是宋教仁纪念塔的遗迹。它太普通、太不起眼、太渺小，无限寂寞地孤处于熙熙攘攘的动物园最偏僻的角落，就象宋教仁这个失败者的名字，淹没在那些金光闪闪的文治武功中。没有什么比那两层朴素的水泥基座更能象征我们的宪政理想了，就象唐律师所说的，我们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以这两层塔座为根基——思想的根基、传统的根基，重新接过宪政理想的接力棒。

也许是由于提问所带有审视意味，也许是由于不远处那些监视的眼睛引起的不快，凌沧洲以不太友好的口吻反问：“我们为什么不能纪念宋教仁？”气氛一时有些紧张。

“The saddest part is not they don’t care, because I can understand the indifference, short-sightedness and the complete devotion to private life. The saddest part is that they hate people who care.”

“你们”常说的话包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肯定又是民晕分子在造谣。”“上海比纽约还要高楼还要多！”“你以为美国真的很自由啊。”“为什么你总盯着中国的阴暗面！”

你说，这些孩子，这些青春靓丽的孩子，如果早生20年，站在当年那个广场上，他们又会喊些什么呢？

默克尔，你来！来北京天安门广场，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就1840年以来德国人对中国人的犯下的种种罪行，为你们现在的行为，向我中国人下跪谢罪！

雷默说，他的文章一出台，就有一个美国学者对他说，你的文章很像一个“毛主义者”。这个“毛主义者”提出的中国发展模式，对于发誓要高举毛泽东旗帜的胡锦涛当局来说，相当对胃口。因此雷默的“北京共识”刚一问世，就获得了官方学者的喝彩。他们当中有人甚至认为，“北京共识”有朝一日将会取得主导地位，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其他国家竞相模仿的模式。

中国模式的致命缺陷已经预示著它未来的命运。明年是“六四”二十周年，西藏解放五十周年，这些敏感的政治纪念日是否会对中共统治造成冲击，现在尚难以预料。但可以料到的是，伴随著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中国模式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检验。如果中共当局在进一步收紧政治缰绳的同时，不能有效地保持它许诺的高经济增长，又一意孤行地拒绝政治改革，那么中国模式就会面临崩溃的可能。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牧师。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铭文。1945年。

今天，2008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97周年的纪念日。这是中国全部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无数先烈为了推翻封建帝制抛头颅、洒热血。可是今天，全国所有主要媒体居然提都不提，太可耻了！

但这位朋友说，“不开奥运你们有意见.....开了你们还有意见”；其实，奥运会开或者不开，我和们都没意见。因为从来也没有谁真来征求过，我和们到底有意见还是没意见？其实所有国家大事，从来都是只要上面一定下来，就是平民老百姓照着执行。这是多少年以来的惯例，一直也没变过。我估计这位留言的人，可能是高干，所以他感觉老百姓也真是难侍候。其实老百姓也就是说说嘴，其它事情还是挺积极的。比如拿真钱兑换不能买东西的奥运纪念币，老百姓都抢，替政府的金融困难分忧。

他们有的来自共产党，有的来自贫困地区，有的来自大学和办公室，有的来自繁荣的城市和中国的非常穷困的村庄。 他们来了，数以千计，蔑视国家宣传工具的宣传和一个世纪以来的惨痛经历。 在一个寒冷的一月早晨，有乘着时髦的轿车，也有乘破旧的出租车，或骑自行车,或徒步，他们通过安全检查站，没有转回去，既使警察拍了照片并且把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国家安全机构的档案上。 慢慢地，他们在北京西部郊外的一座浩大的公墓前聚合了。 那里，在小纪念堂前，在常青叶子围拢的平台上，安睡着他们要来哀悼的人，一个被共产党要求遗忘的老者。

最后，黄飞鸿代表运动员讲话。黄飞鸿对着电视镜头，脱稿发表了一番高论： 李大人，正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刚才天炮一响，如果没有天灯挡抢的话，胜负归谁，还真没人知道，现在，这个金牌在我黄某人手上，并非我赢了，大人为大显我民神威而办的这场狮王争霸，劳民伤财，死伤这么多人，其实，在世人眼里，我们都输了。 以小民之见，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更重要的是广开言路，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区区一个牌子，能否改变国运，还望大人三思，这金牌，送给您作纪念吧！(黄的讲话见《徐克版《狮王争霸赛》)

继一些俺所心水的路边小吃店为迎接奥运而纷纷关门大吉之后，7月1日已到，交通管制的威力又初显端倪。     一些货运绿标车奇货可居，需要早早预订，并付出较高价钱，才能按时送货。发行人员说，市内配送的运费已经涨了两三倍。     0803即将付印，但印厂开始发愁，届时不晓得如何把书运进北京。只能租北京的绿标车，一趟趟地跑了。     徐晓老师在策划一册给灾区小朋友看的书。我向她推荐了一种较为理想的内文用纸，但纸厂说，外地货车进不了北京。只好换了一种纸。     王曦老师急得团团转。他们在做一个“千秋助读行动”——这个名字是为纪念殉职的谭千秋老师，在地震灾区建帐篷图书馆，往灾区发适合小朋友读的书。他到处找在涿州有关系的人，因为这些货件只能在涿州发了。     这一切，要到9月20日才能结束。我开始了倒计时，一天，两天，三天，要数很久。

2008年2月27日，中國國台辦正式批准在大陸成立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並成為首個由非大陸人擔任法定代表人的民間基金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