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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发布过地震预报。新闻媒体也无权事先刊登有关地震预报的消息。中期预报即每年度会商会的预报意见只是以国务院“秘密”级文件的形式下发到省级政府，省政府再向下级政府的文件转发，是一种行政通报。当然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的发布最多也就是如此而已。

地震对社会影响这么大，政府又从来不敢发布（10年以后可能依然如此）。如果也不准非政府主体（个人、群众团体、学术团体…）发布对此的任何看法。结果是中国人关于地震预报的一切智慧、手脚就被捆死了。古云吃一堑长一智，在一次次的地震灾难之后，我们难道要吃一堑短一智，再短一志？

请看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统计表（见P13表1）

这张统计表暴露出两个问题： 　　1、财政支出的前三项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其次是经济建设费，而直接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 　　2、从1982年到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增长了36倍，而行政管理费则大幅攀升到了76倍。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列国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注1]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7%

政府对民众的情感不再置若罔闻，它与人民同舟共济，这是因为它认识到，从来就没有什么空洞的“天秩”、“天序”，只有崇德保民，顺应民意，这样的社会才是“与天同德”的社会。勿轻言天谴，也别说天佑，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自助者天助”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意味着生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曾有的绝望，要靠希望——还有信息——来加以拯救。

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公民道德”，而公民道德的核心是信任

我不想太过夸大，但是四川震灾确实让大家有机会重新肯定自我，肯定群体的相互信任，相互协助，肯定自己的良知与能力

根据过往的国际经验，在灾区重建的过程里，大型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又不一定比地方上小型的草根团体有效。因为所谓的重建不只是房屋校舍等硬件上的建设，还是经济活动、心理健康与社会纽带的恢复，这一切都有赖于熟悉地方环境的民间力量

初，看到网上有人在说有关汉龙集团捐款建造的5所希望小学安然无恙。天涯上有激动的人说要找出建筑商给他磕头。我便好奇。开始找了一大堆有关汉龙集团的刘汉的背景资料。原来这位叫刘汉的老兄，年方39岁，却是四川当地教父级的人物。资本运营帝国的佼佼者。长得如同白面书生一样。只是目光暗藏锋芒。当年亿万富翁袁宝璟买凶杀人案，买凶的对象就是他。为什么汉龙集团捐赠的希望小学建筑质量好？原来他捐赠的钱，无人敢侵吞，也无人敢在质量上不过关。网友说，这个社会真TMD讽刺，唯一没塌的楼不是政府出钱修的，是黑社会老大出钱修的。

在一个现代商业社会中，普通民众与企业家都是市民阶层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不是民众与企业家的矛盾，而是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辨证关系。民众与财富阶级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这样伤害将是致命的。

在这次地震之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表现出空前的凝聚力。到目前为止，社会各界捐助的善款已经超过100亿元。但是，如果没有具体的制度和机构作保证，没有更加具体、甚至具体到细节的行动和执行（这一点和做企业没有什么两样），这100个亿对于灾区饱受煎熬的百姓来说，可能仅仅是一个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数字而已。

校内网必须作一个权衡，它一方面必须尽量以政治敏感话题为诱饵吸引更多大学生用户，一方面必须应对网络监督部门的监督。于是，新的名词、缩写和逃避和谐的方法被制造出来用以对抗校内的金盾和网特，而校内对可以不管的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一种动态博弈中，校内与大学生完成了默契而和谐的配合。

在我们这个国度，大众似乎对政治漠不关心，骨子里又潜藏着政治基因，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社会，一个去政治化和泛政治化共存的社会，要么是政治冷漠，要么是政治狂热

在一个习惯了用道德来看问题的世界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总是道德。然而通常道德并不具备对全社会的约束力，它通常只能约束个人和较小群体的行为，甚至：它只能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不能约束其他人的行为。

道德只能约束个人，制度才能约束社会。

只有制度约束行为，没有言论统一思想

为什么比尔盖茨能大学没毕业，就放弃学业去创业？为什么他能捐出所有财产？我想这和美国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这样的事情既不会发生在中国，也不会发生在新加坡。在中国和新加坡，没有钱或创业失败将要面临的很可能是整个社会的唾弃，以及饿死病死的困境。这种困境的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由此产生的对未来的恐惧感是异常深刻的。所以我们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冒险。 至少比尔盖茨不必面对这样的困境以及恐惧，也不怕孩子可能会为下顿饭没着落而发愁。在美国创业失败并不会招人白眼，身无分文也并不会陷入生死困境。很多人打打零工，到麦当劳干干活，都过的也挺舒服开心。我想这种对未来的恐惧是中国新加坡等地无法大量产生创业家的原因之一。

70年代生的人，他们曾经狂热过诗歌，最早接触到了流行音乐，照理说，理想主义的成分还是很浓厚的。面对社会突变，其实也是考量一个人内心是否强大的时候。

中国过去十几年里腐败大案要案时有发生，基本原因乃是：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因此可供攫取的财富逐年增多；社会处于体制转型的曲折过程中，法规和政策多变且不甚清楚，因此容易让操作者有意无意地越界越轨；实权部门高度集权，关键的日常操作权力又通常集中在“一把手”的手里，因此有滥用职权的机会；同时，即便发现了手握实权的个别官员滥用职权的严重问题，有时也不能及时依法查办，不能依法处理，也不能及时地通过媒体将其蛛丝马迹曝光，难以引起高层机关的重视及追究。

在所有这些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和体制转型的难关方面，上海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并无天差地别的区别，当然在一些方面有程度的不同。因此，上海的反贪廉政建设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只可能有某些方面和程度的不同，而不可能有实质的巨大区别，不能认为中共中央每年重申的反腐廉政建设的任务，对上海完全不适用。如果近年来别的地方时有中级乃至高级干部的违纪犯法案件被曝光查处，上海多年里却一件都没有，那也许说明，上海的严重违纪犯法问题被掩盖了，少数贪污腐败的中级或高级干部受到的监管太弱、受到的保护太强。

果然，新华社的消息揭示，陈良宇的违纪犯法行为，早在1988年就开始了。

作为51反ZANGDU北京高校联合群的参与人之一，我和我们的群主等人今天晚上一起去北京联 合大学见一个51活动的北京海淀区的总负责人，商讨一下关于51活动的细节问题…… 到了KFC，我们一共8个人……我们开始很开心地在讨论，总负责人说，还会有人来，一起讨 论 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两个约40多岁的男人，我当时心里很佩服负责人，连这样的人都召集到 了，可是，他们走过来，说，我们是北京公安局的，想和你们聊聊…… 当时大家的表情都僵硬了，一时无语。 后来负责人笑着说，我们也想着要去找你们审批呢…… 两个公安叔叔就坐下来了…… 他说，这个，我知道你们打算有一个活动，我就过来和你们交流交流意见。 我们当时还天真地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得到官方的支持，于是我们就交流了我们的意见。然后 他们开始说话，我们才明白，我们真的是太天真了。他们举了当年中关村海龙的反对日货活 动，当初他们的目的也特别简单，就是去了，拉个横幅，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发生了种种事件 ，包括砸店，烧车，导致发起者怎么也控制不了……所以，我们这个活动会带来的后果，我 们无法预料，就算出现了，也无法控制……我们面对面看着，没有说话。 他们接着说，我们有爱国心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我们不能影响交 通……我们说，那你支持我们的行动，不过是担心我们的活动的后果么？ 他笑了笑说，我们不支持你们的活动……我们爱国可以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为什么非要用这 种方式呢 他们说，这种集会活动会影响到正常的社会治安，我们说，那开奥运会也会影响到正常的社 会治安啊，我们学校里的一条路都已经被横上了，他说，你怎么这么说呢，这个是政府举办 的活动，出了后果，政府会负责，你们这个是个人举办的活动，出了事情，谁负责呢？ 我们就问，那正常的集会活动都有什么流程啊，他说，要有预案、有案底、有负责人，一套 一套的流程，你们这个活动都不能和学校举办的活动比。 突然我们群主说，我能看看你们的证件么？对方的一个人笑着从兜里掏了证件出来，是竖着 打开的，墨绿色封皮（颜色可能记不太清了），表面上的字是凹进去的，没有任何颜色，所 以我看不太清楚，里面有照片还有一些其他的字样……我们群主笑着还给了他们。我看了看 群主的表情，应该是真的。 然后我们又谈论起来。反正说来说去，就是不允许我们办这样的活动，我们呢，想斡旋，却 是斡旋不了……我们说，我们一不影响家乐福营业，二不针对家乐福和法国，我们只是针对 一切反对奥运的国家，让我们周围的人知道真相……但是，我们的言语好象没有什么作用。 公安叔叔还说，本来有205个国家要来，我们出现了什么事情，那可以被他们拿来利用，那 就成为他们运动不来参加比赛的借口……我们只希望能好好的举办活动，之前不要出什么事 情…… 说到穿反ZANGDU衣服的问题，他说不能穿，我说，那我就随便平时穿着在学校里溜达都不可 以？他说，那你们学校的老师会找你的……另一个女生说，我们穿什么衣服都要管呀，他说 ，你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啊，关键是你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你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啊，这 个影响你能负责么？我们说，我们穿的衣服上也没有什么啊，就是支持奥运，反对分裂啊， 这个也不可以么？这个有问题么……他们笑了，你们穿这种衣服有目的吧，这个目的就和平 时的穿衣服不一样吧，我们何必那么掩耳盗铃呢……我们都笑了，没有再说…… 我们好奇地说，那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呀？他们说，网络上有你们的宣传吧……我们说， 那我们聊天的内容你们都能看到？他说，你们聊一些特殊的话题我们要知道呀，不然恐怖分 子怎么抓呀……当然啦，他笑笑说，不侵犯你们的隐私。旁边的我们群的人说，对啊，现在 的网络技术特别发达，做个网络拦截，什么都可以看到……他们笑着，没有说什么。 关于清华原来打算发放衣服的事情，从我们的一些谈话中可以感觉出来，也是他们去平息下 来的。

王千源：我可以后面补一下。现在先把心态平和下来。如果治根不治本的话，我人心慌慌地去上课，也不会学好。当我回过神来，能够理智地思考、能够进入一个良好的自我调整的状态之后，我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回到比较正常的学习。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他们绝对绝对不会写。他们很明白地告诉我，他们支持我的做法，他们知道我绝对不会做出有辱国家的事情。他们在沉默中等待春天的回暖。

其实中国有一大批的人是不说话，是沉默的群众。他们有观察和思考的能力，现在正在观察思考的有深度的人，目前还没有发出一句话来，而浮在表面上的那层一直比较激动地在说一些话。

中国50年代初占领西藏后，国际社会并没有对此提出过质疑。这一点恐怕也没有几个德国人相信。为什么世界各国当时和后来没有承认西藏独立呢？国际社会没有质疑一说是真实的可信的吗？笔者认为，这恐怕要“归功”于蒋介石了。因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是西方认可的，并且当时在联合国占有"常委"席位，而蒋介石是不会承认西藏独立的。但是，在西方民众心目中，尤其在中国50年代末"平乱"后，中国"非法"占领西藏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从这点出发，在中国政府和西藏人之间发生什么，人们自然而然会相信西藏人说的。

这个职业道德要求的就是实事求是

西方记者固然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记者的职业道德也是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我看到很多人写自己和西方同事争辩，“让XX哑口无言”，自己完胜。不是这样的，你居高临下的先做结论再教育人家，没有人能够和你说话。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别人的前提，而一味坚持自己的结论，那完全没有可能沟通 。 Without the definition of truth, evil is seductive. 我希望身在西方的大家，多和西方人沟通，多倾听，少愤怒。不然，认为我们“被恶魔控制了”的西方，和相信“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我们，真的只能到战场上去了解西方了。

民主不相信圣人，哪怕尧舜都可能腐败，所以权力要制衡。

这场大游行中，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义愤和信仰呐喊。但我看到，双方，谁也没有说服对方。所谓哪一方“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是让人伤感的自欺欺人。

如果今天在西藏藏民中举行全民公投，那么我比较有把握的认为，超过90%的藏人会赞成独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藏民和维吾尔族民众今天一定要求独立，他们中大多数人希望实现的是更大程度的自治。

一个广泛传播的想法是，如果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就会希望脱离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这就如同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很好的对待孩子，他们就不会希望离家出走；如果总是折磨他们，他们就会出走。我认为，应当借鉴过去王朝统治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那时的少数民族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权。朝廷掌握外交和军事大权，其他事务均由少数民族自主决定。这就是高度的自治。

今天的情况是，尽管少数民族自治受法律保护，但一旦地方官员违反相关规定，民众无处诉冤。这样的法律是软性的，无法落到实处。

内容摘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到了他们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不论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变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种实际应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但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的实现，而这一革命的结局却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俄国复辟，这一事实彻底地驳倒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点。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谢韬；《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和平过渡；马克思与恩格斯；十月革命；革命的遗嘱；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

裸聊案的审判，不仅指向法条的缺憾，指向立法精神的混乱，还暴露了中国司法思维的封闭。既然现有法律无法支撑此案件的定罪量刑，为什么一定要牵强比附一个本来就遭受拷问的罪名？直言之，为什么要入罪？报道说，是为“结合净化网络环境的社会需要”——拿“社会需要”、“时代处境”作幌子，不禁令人想起“严打”、“乱世用重典”——骗人都不换个名目，让我们无语以对。看来，中国的司法改革要想走出“政高于法”、“阶级司法”的阴影，尚需要时日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