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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卡里亚：当我到了中国，住在宾馆，往电脑里键入一些敏感字词时，节能看到防火墙的启动，人们称为防火长城。当人们没有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这个社会如何能称为一个文明社会呢？               温：中国现在有2亿多因特网用户，并且中国的网络自由已经被许多人、甚至是西方国家的人们所认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中国象世 界上的许多国家那样，也对它做了一些适当的限制。在中国的网络上，您能够获取许多对政府进行相当尖锐评论的记录。正是通过浏览网络上这些尖锐的观点，我们 设法查找问题，并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我认为一个制度或政府不应当害怕尖锐的意见或观点。

现在，一个集体犯罪的行业，必须应该有领袖者出来承担职业和道德上的责任。这是奶制品领域的企业家首先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特别是那些头上带着光环的神话企业家。 我知道他们现在心存着一个必然的侥幸：因为是全行业犯罪，所以，中国的消费者其实根本找不到可以替代的奶粉，价高量小的跨国奶粉公司在近10年内完全没有能力覆盖中国的二、三级市场。只要躲过这场风暴－－而且这又是一个以遗忘为特征的“快年代”－－他们仍然可以收复所有的市场和尊严。 消费者的拒绝购买是愤怒的宣泄，股价的疯狂下跌是资本的惩罚，李长江和石家庄市委书记的下台是政府的姿态，各国对中国奶粉的下架是全世界对中国制造的一次羞辱。

关于“上级监管部门”的动机。这个名词在我们的脑海中常常像一部冷酷无情的机器，但实际这部机器也是由无数和你我一样的凡人组成。他/她们从大学里毕业，看大片上网下馆子去旅游，操心股市房市菜市场，恋爱失恋结婚生子外遇，他/她的孩子也喝奶……

可是当他/她在工作的时候，只会把自己当成毫无人性的大机器上的小零件，忠实执行命令，“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负责”。其心理状态可能有很多种：其一，充分认同宏大的目标：国家利益、国家形象、社会稳定与和谐、“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从而可以合法化各种手段；其二，根本没有理想，彻底犬儒和怀疑，只是要做好这项工作，完成领导交付的任务，“混口饭吃”，以及获得晋升机会和实际利益；其三，对一些做法亦有所怀疑，但会以种种方式来消除来自超我的压力造成的焦虑，例如说服自己相信“制度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改变的”，“我的眼界不如领导高明”等等。

历史上发生的那些迄今仍属禁忌话题的事件，每个经历它们的人回忆起来，都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一切责任，推给体制，推给国情，推给历史原因。这样就可以轻松上路，从头再来了吗？

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            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

有人交不起赞助费，有人却连交赞助费的机会都没有。幼儿园高收费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教育部发言人上个月说，他们目前正在积极协调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准备出台幼儿园收费标准的暂行办法。但这是否真的可行?

公立教育，洗脑，与独裁 如果教育可以“开民智”，如果受教育的人更善于独立思考决策，更珍视理性与自由，那么一个独裁的政府就应该实行“愚民政策”，减少公立教育开支，降低公立 教育水平。但事实上除了古代封建社会，这种推断并没有得到二战以后从亚非拉苏联东德等广大国家收集的数据的支持，这推论什么地方错了？问 题在于，“教育”并不必然“开民智”，它本身也可以用来“愚民”。尤其在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暴力控制”的成本越来越高效果越来越差 （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警察的执法通常比经济不发达地区更加文明），与之相比，控制传媒和教育所带来的效果便要突出的多。

由索尔仁尼琴和贾植芳，我又想到，他们的遭际命运在非宪政社会或许具有某种普遍性和必然性。以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而言，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你想以知识分子的情怀关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现状，你恐怕就不能不在世俗生活中历经磨练，且难以摆脱各种痛苦的纠缠，这种痛苦很可能会伴随你一辈子，其根由正在于充满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总是同专横和虚伪的统治者格格不入，也同更为功利和现实的民众（他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收买和收编）产生距离，而缩小这种距离需要漫长的过程，痛苦的过程。所以贾老多次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即以近代中国论，又岂止一个鲁迅。

2007年11月12日晚，原告李方平与同伴于方强、张海涛等至北京西站，在进入售票大厅的大门入口处，受到被告所属的民警阻拦要求出示身份证件进行检查。在被问及进行身份查验的理由并要求出具相关法律手续时，被告民警拒不给予任何答复，包括原告在内，连同其他两名同伴最后只得被迫出示身份证接受查验才得以自由离开。    原告认为，公民享有人身自由，人身权利受法律保障；被告在不具备法定事由、未履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长期性、随意性、强制性的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非特定公民进行身份检查，属违法行政；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宪法》所保障的公民人身自由权利，也违反《居民身份证法》等所规定的对公民进行身份证查验的法定条件和要求，当立即停止。遂提起本诉

"原告的体貌特征，我们记不清。我们针对的是进出车站的非特定人员，检查时不可能有准确的体貌特征要求。" 针对被告出具的公安部通缉令上描述的犯罪嫌疑人年龄、身高、口音及其他体貌特征，庭审中原告代理律师黎雄兵提问要求被告对原告的体貌特征进行简要描述时，得到这样的回答。

流动场所并非法律盲区。相反，公共场合使得人们的一些行为同质化，比如文艺体育活动场所，机场车站码头，非因法定事由并严格依据法定程序不得对公民随意进行强制性身份查验。共同场所，是一个展现社会进步和社会文明的窗口，也更应该是保障和尊重公民权利的窗口。

 我们的书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书，要复杂的多：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不屑于让老百姓搞懂。而大量的媒体爱国者和无数的愤青，一般不讨论问题，只争论对错。最后总是用占领道德制高点来对人进行审判。  这些文章的最大特点是：总是满怀革命的激情，习惯于快意恩仇。总让你感觉到一番渲泄后的茫然。没有人告诉你该如何做。  所以，中国的作家或者文人，只有在两极中生活：要么彻底娱乐化，什么都嘲笑一把，什么都不相信；要么想一些折衷的办法：借古喻今，如何能既说出自己的真话，又不至于冒犯现实存在的忌讳。

开始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当发展到一定层次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就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结果那帮白痴还继续想要共产主义

6月9日，民政部发布2008年第108号公告。公告要求，除了公募基金会，“其他社会组织接收的救灾捐赠款物应当在本公告发布后15日内转交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其委托的社会捐助接收机构、红十字会、慈善会等具有救灾宗旨的公募基金会”。

于成玉 　　古桥先生在《徐迅雷最新作品：给法盲"范跑跑"普法》一文的跟帖中说："楼主锋利的笔锋对准一个弱者，没有多大的意义，有胆量去对那些整天说着‘为人民服务'却整天干着以权谋私、整天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却老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老爷们去‘普普法'吧！"这段文字虽然不及主帖的1/37，但其思想含量却大大超过主帖的37倍。每个字扔在地上，都发出钟磬一样清脆的声音。不仅言词精当，咳睡成珠，巧发其中，而且情见乎辞，言近旨远，谈言微中。一下子炸中了当前中国时评的要害。这就是，中国时评主攻的火力，往往社会那里弱，它就往那里攻，而那里坚硬，它就退避三舍，装着看不见，或小攻大帮忙。用民间一句老俗语来形容，就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或者是"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且不说指斥范某的文字铺天盖地，比当年批曾因一句"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而掀起轩然大波的湖南株州语文老师尹健庭则有过之无不及。只以捐款来说，时评者们再一次展示出"舆论的力量"。最先在美国为地震灾区捐款的篮球明星姚明，两次共捐出二百万元，并在赛场上呼吁美国观众为中国地震中的死难者默哀。姚明已经做了一个运动员所能做的一切，但在国内不仅没有获得喝采，反倒受到不少评论者（大部分都以匿名身份亮相）的冷嘲热讽，认为他既然身价超过一亿元，还应当捐献更多。而若干在华外资企业，亦被好事者制作了一张"铁公鸡榜"，这些时评者们恨不得冲进这些企业去强迫派捐了。 　　 　　其实，谁是可以指摘的，谁是不可以指摘的，徐迅雷们心中是很清楚的。在他们看来，明星是可以指摘的，老板是可以指摘的，外国人是可以指摘的，因为他们在舆论平台上基本没有还手的能力。当万科公司的老总王石对个人捐款表达了不同意见之后，他立即就被唾沫淹没了。 　　 　　然而，当其它所有人的捐款都被公之于众，包括李嘉诚、邵逸夫等捐出的天文数字，但偏偏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数额却不公布，且没有一个普通人知道。 　　 　　就连彼岸的台湾岛新上任的"总统"马英九，也公布了自己捐出了二十万台币，二十万台币对他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既然马英九的捐款都可以大白于天下，为甚么大陆的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就成了藏在保密局的"国家机密"呢？对此，诸如像徐迅雷们这样思维敏捷码字迅捷主力评论家们咋就默不作声了呢？评论包括"给法盲‘范跑跑'普法"的千言万语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咋不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题来一篇质疑高官们为何不公布自己的捐款数额或以不论职位高低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为主的法律常识的"普法"的时评呢？ 　　 　　这一"问"，难道不正印证了古桥先生的"楼主锋利的笔锋对准一个弱者，没有多大的意义，有胆量去对那些整天说着‘为人民服务'却整天干着以权谋私、整天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却老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老爷们去‘普普法'吧！"的跟帖含金量比主帖高吗？

中国时评主攻的火力，往往社会那里弱，它就往那里攻，而那里坚硬，它就退避三舍，装着看不见，或小攻大帮忙。用民间一句老俗语来形容，就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或者是"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

但偏偏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数额却不公布，且没有一个普通人知道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8.1出版了《民国著名大学校长》一书，介绍了十三位民国著名大学校长。其中有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先生、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先生、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先生、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先生（同名）等。

校长应该对古今中外名人名著广泛涉猎，熟悉教育理论，了解中外教育历史，专业知识扎实又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多点书卷气、知识分子的傲骨和刚直不阿、处世公正的凛然正气。 　　真正的好校长，他们的言传身教能够引领教师和学生的发展，甚至可以影响到家长。他们应该具有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气魄，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襟怀，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情操；他们应该是一所学校的灵魂，也是全体教师信任、爱戴、同甘共苦的“首席教师”，是广大师生乃至整个社会的楷模。 但愿我们的名校长们身上能少一点功利、浮躁、自傲、浅薄的异味，你的名片上写的应该是：教育者、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社会的良心。

让我们正视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兴起的一种愈来愈显著、却经常被忽略的趋势——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和难以自控的公众情绪，正日益紧密的结合成一体，它们反对任何独立的、不同的声音与力量，它们共同的洪流，可能摧垮经过30年发展所缓慢生长起来、力量微弱的公民社会。它们都声称自己的“爱国主义”，却可能将中国建设成一片繁华的沙漠。

万恶的旧社会啊！国家政要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太惨无人道了！看现在新社会多和谐！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