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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成为理想主义者 不要把自己捆在红杉树上。相反，成为个公司律师每年挣50万美元。不管你从美国税务局逃税多少，最终你仍要付出10万美元的财产、销售和消费税。那是给学校、排水系统、道路、消防和警察的10万美元。你为社会作了好事。把自己捆在红杉树上能给社会带来10万美元的收益？ 理想主义者其实是恶棍。理想主义者说，“我比你更在乎红杉树。我如此在乎以致于我不能吃。我不能睡。我的婚姻被破坏。因为我比你更在乎，所以我是个更好的人。因为我是更好的人，所以我有权力指挥你。” 找把电锯割掉那树。 不管怎样，谁对红杉树和社会做得更多？是束缚在树上的家伙？还是成立“拥抱红杉树绿色之旅公司”并将红杉树变为旅游者目的地(人们愿意去看看并付钱的宝贵资源)而赚了无数的家伙？ 所以，通过发财做出你的贡献。不要成为个理想主义者。

有一年，弗吉尼亚大学的西南联大史专家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来访。做完讲座，为了体验学生生活，跟我们班一同下乡。躺在铺上聊天时，易先生说，你们现在蛮像联大呀！他看得很准。那师生戮力同心、艰苦奋斗、勇于抗争、不畏险阻的精神，继承的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学最优秀的传统。而在外语系，这自由的空气和宽容的氛围，是跟刘先生的领导与关爱分不开的。

我在威尔身上看到了理想的大学。那里，学生可以自由发展个性与才智，而不必套进同样的模子，试图长成或装扮同样的身材，千人一面，一个脑袋。

大学的理想，或推进学术探求真知、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价值观，便是寄寓于如此美丽的一个个故事而传承的。缺了这些故事，钱再多，也堆不出哪怕是稍微像样的大学。相反，大学一旦被金钱腐蚀、为权势支配，就成了发财商人和大员秘书的停车场。

政治是一種妥協的遊戲，每個人在這社會裡面，都得適度的或多或少的委屈自己，跟其他同社會的人協調共處，總統只有一個人，你是什麼東西，怎麼可能完全照你的理想打造？就算真有這麼一位你理想中的總統人選，難道不用尊重其他人的理想人選嗎？所以我每次看到那種似是而非的爛討論就很受不了，大肆評論什麼兩個候選人我覺得都不怎麼樣，兩個都不想投之類，彷彿自己有多清高一般，其實只是顯現自己缺乏民主素養而已。

有人說，搖滾精神要反體制，怎麼會去支持執政黨，還說我們是獨立音樂的墮落。

你如果不去投票，那就是把權力拱手讓給那些保守的既得利益者，把權力拱手讓給那些掌控資源的人，那些人總是說著有更多事比投票重要，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人民都不要關心政治好讓他們可以上下其手。這些統治集團操作省籍情結，告訴你民進黨執政會把外省人都丟到海裡，告訴你陳水扁害你們沒飯吃，因為他仇視外省人，其實他們擔心的不過是自己既有的龐大利益。他們整天哀這八年日子難過，因為以前吃香喝辣的日子不再。

在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在美国2003年的反法运动中，没有出现合肥家乐福（据说出现打砸抢）和株洲家乐福（追打一个美国人）那样的激进暴力事件。言语威胁是有的，拉斯维加斯法国餐馆的美国老板就收到了，但没有演变成肢体冲突，这是民主政体教育下的好处。

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最不坏的制度。它本身很难挡住民族情绪的泛滥，但它有较强的纠错机制

最重要的一点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确实需要民主自由制度的制衡。但是，如果你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民主自由制度下不会产生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或者民主制度的政府不会煽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那可能也就太理想主义了。正如我此前所说的，在这次美国人的反法运动中，美国政府和媒体同样煽动了――如果我们用同一个煽动标准来衡量的话。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一个利用西藏颠覆中共政权的国际阴谋就形成了。半个多世纪来，“藏独”活动也不知出了多少英文宣传品，没有一个字是出自真正“西藏难民”之手的，都是欧美那些自称是民主、人权“卫士”的大手笔。他们积极参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西藏人民，而是要和中共政权过不去。

达赖是当代国际政治的奇特现象。这位在1950年代要求参加共产党、曾经认为共产主义和佛教理想一致的“活佛”在思想理念上被夹在宗教理想和冷战政治之间，在实际生活中一方面被人吹捧，另一方面被人利用，在情感上思念故乡却被形势逼迫流亡海外当超级明星兼囚徒。

不自觉地走上煽情路线

但怎么还对那种理想的政治家一往情深呢？弄出好像上下求索的样子

不管国家处境艰难，他要有能耐让国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

他没法找到。如果不是凌沧洲指点，谁也不会相信，在林间空地上的那两层水泥台座就是宋教仁纪念塔的遗迹。它太普通、太不起眼、太渺小，无限寂寞地孤处于熙熙攘攘的动物园最偏僻的角落，就象宋教仁这个失败者的名字，淹没在那些金光闪闪的文治武功中。没有什么比那两层朴素的水泥基座更能象征我们的宪政理想了，就象唐律师所说的，我们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以这两层塔座为根基——思想的根基、传统的根基，重新接过宪政理想的接力棒。

也许是由于提问所带有审视意味，也许是由于不远处那些监视的眼睛引起的不快，凌沧洲以不太友好的口吻反问：“我们为什么不能纪念宋教仁？”气氛一时有些紧张。

按照官方说法，毛的“五七指示”描述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和体力三大差别的社会，本质上说，毛希望建立一个消灭了人类社会分工的社会。不过，社会不断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和表现。因此，毛的同情者和怀念者哪怕可以找一万条理由为毛辩护，哪怕都是事实，有毛本人的世界观是反人类文明这一条，否定毛就完全足够了。

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高的记录，是英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创造的，它高到完全是不可能被打破的，当然，如果今天的中国采取更进一步的有力措施，譬如，只给工人发放刚好不至于饿死的黑面包，同时又可以动用KGB，把迟到的、偷东西的、早退的、散布不满消息的工人流放或者干脆枪毙。相信中国也可以创造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奇迹。若只为追求GDP，其实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最优越的制度显然是奴隶制或“古拉格”制度。如果斯大林时代也有今天一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信苏联古拉格血汗工厂可以更早地在低端产品市场上横扫世界。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罪恶可以原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原谅斯大林时代的罪恶？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可以持续，斯大林体制的奇迹为什么不可持续？

尤其吊诡的是，毛关于民主，有一大堆非常美妙的口号，它们还正好符合今天老百姓的渴盼。是的，在今天ＣＣＴＶ们的努力下，西方民主自由这个抽象的词汇，在许多老百姓眼中，成了一种贬义和值得警惕的东西，看到民主这个词，他们会产生台湾的议会里打架斗殴以及苏东的国家分裂战火熊熊的视觉联想，自由这个词容易产生吸毒性乱和社会无序的视觉联想。尽管如此，今天的老百姓在涉及自身十公里之内的公共事务，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民主观念，而个人生活方式，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个人自由。关于“普世价值”之争，讨伐“普世价值”说的司马南，最后将军的那篇文章说得最有道理：胡温嘴巴也说过肯定“普世价值”内容的话，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与那些称胡温也肯定普世价值而拉着虎皮做大旗的人相比，司马南才是那个说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的孩子，而司马南的真话也说明，“普世价值”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胡温都不敢口头否定。

 这两年，儿子参赛，在市里拿了一次特等奖和一次一等奖。现在素质教育了，市里为了奖励学生动手，凡是获奖的学生，在中考时要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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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政治被感知为仅仅关乎权势、算计和利益之争，而无关进步理想，社会系统工程中那些所谓梦想的东西，随着中国数十年极权统治之乌托邦实验的失败，被大多数人抛弃了。此种关于政治的狭隘理解，也影响到日常生活领域，那些可以开展文化斗争的契机和可能性，或消耗殆尽。在我看到国内有关美国大选的评论中，论者往往重选举策略而不重选举议题：堕胎、同志权益、环境保护、枪械控制、互联网管理此类日常生活的议题，由于看起来不够“政治”，缺乏深入分析，甚至进不了评论者法眼：“这些东西，离中国太遥远了”、“谈论这些，到底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联系？”（由于美国强势的经济和文化实力，我们确实需要反抗其文化霸权，然而我们同样应该反省，这种反抗，有没有可能被另一种霸权所操弄利用。我希望在此提出的要点是，媒体对美国大选的评论，哪些议题可见，哪些议题不可见，作为读者应有所警惕。）

我要说，媒体和网络评论回避或有意忽略了某些实质性的社会议题，这就是我们谈论美国大选和“西方民主”时遭遇的中国语境。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对关乎生命的议题缺乏敏感，或者，遇到某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评估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不是直指问题核心，（这一点正如我们时常在学生那里遇到的反应，这个论文题目，敏感不敏感，能不能碰，而不是说，这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我要解决它），有必要提问，我们理解美国民主，形成此种感受力的社会氛围是什么，背后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可能存在哪些问题？

法国《世界报》在周末期间刊登一篇对台湾文化多样性的介绍，题目是：“台湾：高技术和对精神信仰的追求”。文章介绍说，台湾是一个千神岛，是一个让人缓缓进入中国人世界的理想的大门，台湾小是小，但向参观者奉献了自己的多姿多彩，是传统和现代精神，野生的自然和发展到极致的都市化的精妙结合。台北市一点也不比它的“大姐姐”上海差，台北的道路宽阔，广告大屏幕和中文的店铺招牌比比皆是。文章还介绍台北的故宫博物馆有65万件珍贵的馆藏，台北周围的山水美丽，庙宇众多，台湾人拥有精神信仰和宗教崇拜。台湾有一万六千个庙宇，108个进行宗教默想的中心，其中最大的中心里有1600个和尚与尼姑长年生活，成为一个宗教城市，有特有的饮食，公园，印刷所，录音棚等等。西方的游客可以受到台湾的宗教机构接待。

在提到白衣行动的时候，你评论说：“但您设想中的动员亲朋好友都穿白衣服、甚至看到一个“被白色覆盖的中国”，我认为是过于理想化了。根据我的认识，在主流人群尤其是我的同龄人里，不知当年事情的是多数，知道的人里选择忘记的是多数，没忘记的人里假装忘记的是多数。这20年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从小受的教育、被灌输的“常识”，决定了他们不会像您盼望的那样制造出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只会在国家受到所谓外国的欺凌和侮辱时手拉手心连心地站出来，团结成一片红色的海洋。也许我悲观了。”

“打破定律，你能比你快”这句广告语深入人心，甚至成了教练孙海平训练刘翔和刘翔自我激励的口号，赛前赛后被大量媒体甚至官员引用，耐克品牌的“势能”也自然被推到一个理想高地。

广告的定义超越了单纯的民族主义思想，却不流俗于简单的国际主义，它是民族主义向国际主义的勇敢跨越，这似乎迎合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因为中国正在经历“在全世界和平崛起”。毫无疑问，刘翔广告代表了耐克在中国本土市场营销传播的突破，打破了李宁在本土的的民族情感堡垒和阿迪达斯在国际市场的夹击。

“定律1.亚洲人肌肉爆发力不够？”

关于“上级监管部门”的动机。这个名词在我们的脑海中常常像一部冷酷无情的机器，但实际这部机器也是由无数和你我一样的凡人组成。他/她们从大学里毕业，看大片上网下馆子去旅游，操心股市房市菜市场，恋爱失恋结婚生子外遇，他/她的孩子也喝奶……

可是当他/她在工作的时候，只会把自己当成毫无人性的大机器上的小零件，忠实执行命令，“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负责”。其心理状态可能有很多种：其一，充分认同宏大的目标：国家利益、国家形象、社会稳定与和谐、“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从而可以合法化各种手段；其二，根本没有理想，彻底犬儒和怀疑，只是要做好这项工作，完成领导交付的任务，“混口饭吃”，以及获得晋升机会和实际利益；其三，对一些做法亦有所怀疑，但会以种种方式来消除来自超我的压力造成的焦虑，例如说服自己相信“制度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改变的”，“我的眼界不如领导高明”等等。

历史上发生的那些迄今仍属禁忌话题的事件，每个经历它们的人回忆起来，都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一切责任，推给体制，推给国情，推给历史原因。这样就可以轻松上路，从头再来了吗？

　　胡发云：魏巍用真挚的情感投入到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与讴歌之中，他是执著的理想主义者。

由《长江日报》一篇记者综述推演出如上思想，是属我的个人思想劳动。和胡发云的沟通只能电话，谋面往往得几年一回。我只知道他的《如焉@sars.come》在大陆被无理禁锢后，得海外华界热推，出版了“全文足本·一字未删”，那时候我们真的庆幸我们有了“一国两治”，否则那书要绝迹。动辄封谁、删谁、禁谁已成共产主义主张者的毛病，亦被世界人民所不齿。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不是你躲能躲得过去的，以至你即使说你是“逍遥派”。

我觉得教师在社会职责以外，要成为一个好教师或好的教育者，需要做的是： 　　“爱”和“做好自己”。 　　 　　“爱”是理想的人际交往的前提，而“做好自己”是为了等待着自己成为好的榜样。

草莓周刊是一个不错的共笔例子，所以在前几天，我也想到和@hexybaby两个人共同完成一篇Blog Post。不过进行下来的结果貌似不是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