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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当然可以爱，但应该清醒而理智地爱。对当下爱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才不至于像安替说的那样盲目地“爱国爱到夏商周”，更不至于“爱国一定要爱到变态”。换言之，“爱国者”的确应该理智，不应该成为自己控制不住的“飞毛腿”，也就是“爱国者”最终拦不住你骨子里的“飞毛腿”，那惨祸就搞得太大了。当然，即便你像如下发高烧者的“爱国”自由，我也是尊重，我只是遗憾，因为在我看来有更好的爱国方式和途径

　　我知道国与黨、政府是不一样，这是应然状态。但从目下中國的实然状态以及被置换、偷换、绑架的实际效果来看，目前中國这样的国其心脏是政府，其灵魂是黨。所以在中國目前这种现实环境及语境中，爱国难免更多时候是在爱黨，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便是你不理智爱国的吊诡。不承认这样的吊诡，而不分清红皂白地爱，反而可能被这个“国”把你卖了。下面我们就来说点爱国青年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充满吊诡意味的事吧。政府才开到十七大，所以就来个十七大自由吧。官方才开十七大，你来个十八大，不是太僭妄了吗？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当然可以爱，但应该清醒而理智地爱。对当下爱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才不至于像安替说的那样盲目地“爱国爱到夏商周”，更不至于“爱国一定要爱到变态”。换言之，“爱国者”的确应该理智，不应该成为自己控制不住的“飞毛腿”，也就是“爱国者”最终拦不住你骨子里的“飞毛腿”，那惨祸就搞得太大了。当然，即便你像如下发高烧者的“爱国”自由，我也是尊重，我只是遗憾，因为在我看来有更好的爱国方式和途径，所以不惮说出来，请大家批评。

　　一：你有在异国游行的自由，你更有回国不能游行的自由。 　　在别国你可以随意游行，在我们这里你结伙散步就有麻烦，爱国的权利没有配发给你，你咋能不经同意随便爱呢？你有异地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回国不能随便爱国的自由。在美、法、英等国你可以上大街去爱你的国，当然回国了，你还可以到网上爱国。 　　二：你有当众指斥别国政府及该国领导人的自由，你更有不能当众指斥自己政府和领导人的自由。 　　将八十年代的政治笑话延伸一下吧（后面一句是我加的）：美国人有到白宫去骂里根的自由，苏联人有到克里姆林宫去骂里根的自由，中國人有不能到中南海去骂里根的自由。 　　三：你有看不到CNN的权利，但你却有抗议CNN的自由。 　　在中國找不到像CNN这样的软柿子，因为这里没有私人媒体，抗议官方喉舌的后果可想而知。 　　四：你有建网站反CNN的自由，但你更有不能建网站反《人民日报》的自由。 　　我们需要像反CNN一样有反《人民日报》的自由，这才是深层的爱国方式。 　　五：你有在纸面上反台獨、藏獨、疆獨的自由，你更有不能结社、集会去公共场所反他们的自由。 　　主统一、反分裂好像是万分的爱国，但国是你随便爱的么？你只有听从官方让你怎么去爱的自由。 　　六：你有爱国的自由，但国更有不爱你的自由。 　　老舍《茶馆》里的常四爷说：我爱大清，可谁爱咱啊。 　　七：你有爱国的自由，但更有让你办暂住证的自由。 　　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你为何暂住在中國？除非你能给我证明那些要办暂住证的人都不爱国。 　　八：你有反对国外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你更有支持国内政府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 　　中國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当然更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反对别人来抗议他这样伤害人權地办“大事”。 　　九：你有不能随意接受诸种信息的自由，你更有夫妻俩在家中都不能看黄碟的自由。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把爱国青年需要的自由发挥到了极致，毋须赘述。 　　十：你有被官方当作一张牌来打的自由，你更有被官方随意抛弃的自由。 　　你爱国反日游行，他看到有用，就让你去游。过两天他怕事态弄到他无法控制，就免了你爱国的权利。这两天你的“爱国”情怀得到他们允许，于是你感到扬眉吐气，但过两天他们为了奥运就要收了，某种意义上讲不准你“爱国”了，这就是官方对于你“爱国”的态度。 　　十一：你有发表支持政府言论的自由，你更有发表批评政府言论而遇上危险的自由。 　　胡佳、郭飞雄等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呢还是吓得魂飞魄散呢？如果哪天批评中國政府像批评任何别国政府一样自由（实质上批评别国政府也不自由，你看传媒的国际版如何统一口径就知道了），那么爱国便成了一件名正言顺的事情。 　　十二：你有公开表扬政府的自由，你更有在笼子里爱国的自由。 　　布什说，人类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民众将政府关进笼子，让政府驯服地在笼子里说话，而不是相反。 　　十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有拥护的自由。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更有反对的自由。 　　这是对毛澤東语录的深入学习。 　　十四：你有在网络上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深陷敏感词、过滤词而发不出来的自由。 　　包括你在网络上爱国，恐怕都会遇着这样的尴尬。“爱国”尚且不能自由，何况其它乎？ 　　十五：你有维护“圣”火的自由，你更有必须警察陪同才能进京观看奥运会的自由。 　　维护“圣”火要几十个彪形大汉，陪你看奥运更要有几万警察，泱泱大国真壮观哉！巍巍乎？荡荡乎？真乃可爱之国也。 　　十六：你有抵制中國家乐福的自由，你更有明天就去法国而不回来的自由。 　　想一想克林顿北大演讲时的“爱国者”马楠吧，她到美国的速度比她批评美国时的激昂要令人难忘得多。不是说你批评了美国，就不能去美国，而是说你至少在某段时间要心口如一吧，比川剧变脸王还快，就让我们这些脑筋不够用的人想不明白了。同时，你到家乐福去抵制的自由说不定到头来都会被绑架你爱这国的政府制止，不信大家拭目以待。我是反对抵制家乐福，我认为这抵制很愚蠢，但你有抵制的自由，可是这自由到时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再次告知这样的“爱国者”，国可不是随便爱的。 　　十七：你有到西方国家去享受民主的自由，更有说中國不适合搞民主的自由。 　　有不少海龟或者海不龟的“爱国者”都有这样的想法吧，这样的“爱国者”比例好像也不少吧。大概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國人只能到别处去享受现成的自由，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争取自由吧。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最有可能卖国的就是政府中的官员，他们有利用价值，他们有卖国的资本。想一想，敌人最想贿赂最想策反的不会是清洁工人和建筑工人，而是身居高位的掌权者。爱国不是爱政府，恰恰相反，爱国是要爱国民，是要提防政府。美利坚民族的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民众从来不是洪水猛兽，掌权的政府才有可能胡作非为。特别是在政府的权力缺乏制衡，一家独大的时候，就会为了政府的权力而限制民众的权利，为了政府的私利限制民众的公利，为了政府的权威限制民众的言论，为了政府的统治限制民众的自由……而政府倡导的爱国，常常不过是“爱政府”的暗喻罢了。不过，可笑的是，有的府把“爱国等于爱政府”的暗喻变成了赤裸裸的明喻，而其他的政府则走得更远，他们把“爱政府”放在“爱国家”前面，公然地宣称政府即是国家，国家即是政府。

国家永远是国家，而政府却是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民众有爱国家的权利，但并没有爱政府的义务。

爱国，就要敢于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无论这种权利被自己的政府侵害了，还是被别国的政府侵害了。

突如其来的灾难堪称对条例实施的第一场“大考”。令人欣慰的是，救灾工作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２００８年中国努力建设“透明政府”的一个缩影。

２００８年，从大地震到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从瓮安事件到三鹿奶粉事件，许多正反事例都证明：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是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政府妥善处置各类事件的“不二法宝”，更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推进器”

财政预算决算、行政收费、政府采购、行政许可，无不涉及政府权力运作的“核心区域”

据报道，“政府是大管家，要替纳税人管好钱。”前天在广州两会的分组审议预算报告时，不少代表对一些大额支出未曾提交人大会议审议提出疑问。有代表质疑，500亿治水为何不提交人大审议？也有代表抱怨“政府不能高兴提交什么项目就提交什么项目”。 有另外一则新闻，让人很是感慨：2月2 5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宣读新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算案文本非常详细，总共七大本大16开黄色封面的“大书”。最薄一本是《政府财政预算案拨款条例草案言辞》共42页。而分量最足的三本预算账本达1150多页，记者粗略估算，七本预算案总量加起来近20斤，开支甚至详细到座椅。为让市民能充分了解财政预算案，香港政府出尽各种招数：派传单、建网站，上电视、接热线，全方位披露财政预算案内容。 这一幕让在当地采访的内地记者也让我们慨叹不已———相比香港的财政预算，国内的报告显得如此单薄，聊聊数页，不但记者读不懂，市民更是无从查看。一边是一个省就被审计出乱花钱数百亿，一边是人大代表面对粗糙的财政预算看不懂，财政预算审查变得程序性而非实质性，这已经成为当下人大监督最尴尬的事情。

应该承认，建立一套健全的预算监督体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从粗化的亿万元不知道怎么花的，到细化的座椅资金从哪里来，这中间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以美国为例，美国花了数十年时间，才建立起公共财政制度和对预算的监督。细化到座椅的预算监督表面看耗时耗力，但刚性的“高压线”一旦建立起来，其节省的资金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琼•玛尔提丝2002年至2003年在CCTV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她在比较中西媒体时说：如果美国官员要求CNN停止报导这个事情，CNN马上就会报导：今天有人打电话要求我们停止这个报导。许多美国政府的官员经常抱怨媒体的报导不真实。很明显，美国的媒体不受政府控制。 CNN当然也会犯错误，但归根结底它代表的是自由和公众的利益，不是美国政府。水门事件的水落石出，不就是美国新闻自由的杰作吗？ 瞧瞧，什么是独立媒体？什么是新闻记者？那些谩骂CNN的网民是多么丑陋、愚昧和可悲！

“一名美国记者在战争时期有义务竭其所能地帮助他的国家打赢战争吗？”CNN著名的战地记者阿内特回答：“我认为他们（记者）的职责首先不是为美国效力，而在于告知公众（真相）。” 布坎南咄咄逼人：“如果你在战争中得到消息，伊拉克人的一次反攻即将发动，你会努力示意美国人吗？” 阿内特骄傲地回答：“不。我不是间谍，我是记者。我在以色列、美国或科威特都遵循同样的原则。在巴格达是因为我是CNN记者，它与美国政府没有隶属关系，谢天谢地。”

谩骂CNN的网民很丑陋、愚昧和可悲，因为，他们被狭隘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毒害太深。同时，他们的愚昧和可悲就在于真的以为CNN是高尚的独立媒体，真的应该很新闻自由和公正，所以忿忿不平要讨得公道地给予批判。 他们与推崇CNN的某些人犯了同样的判断错误。

内容摘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到了他们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不论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变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种实际应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但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的实现，而这一革命的结局却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俄国复辟，这一事实彻底地驳倒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点。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谢韬；《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和平过渡；马克思与恩格斯；十月革命；革命的遗嘱；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

1948年，国民政府经济最坏的时候，胡适曾向当时的行政院长翁文灏推荐了三个经济学家，一个是吴景超、一个是蒋硕杰，还有一个是刘大中。虽然这三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后来没有得到翁文灏的重用，但胡适期待学者从政的苦心还是非常有意义。后来在台湾的经济起飞中，蒋硕杰、刘大中都起过重要作用。

我先举个例子我为什么不介意批评的那些文章。例如我主张民主，很多朋友来批评我，甚至攻击我，我觉得非常正常，如果没有人批评和攻击就不正常了。如果我在美国和澳洲宣传民主，连小学生也会觉得我有病，没有人会攻击我的。因为他们都生活其中，认为那些道理不言自明。在中国受到批评，才说明文章有价值，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这样的要求怎么就会被认为是指责政府？按说，我从来就是对政府抱批评态度，人家说我指责政府，也没有什么不对，可是我这次感觉就不轻松了。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不是在传播什么理念，而是在对政府救灾，救人命上出谋划策。我心里想，如果不这样，灾民的命就会损失更多。

对于政府的决定，我们很多朋友有一个偏见，那就是政府说了，就是最好的，否则，政府那么多资源，那么多智囊，会比你判断差吗？于是，政府昨天不同意外援，或者还没有决定，有些人就指责那些提议要求外援的网民是抱怨，是破坏救援工作。可今天政府却同意了，那些指责人家的就不说话，然后就又开始指责那些认为请求外援不够快的网民，真是奇怪。

一：所有人都是纳税人，任何人都不例外。大家都应该享受作为纳税人的诸种权利，如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二：纳税与光荣无关。纳税是一种公民义务，与光荣与否无关，只与我的利益有关。任何一种用光荣来混淆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后应负之责，都是一种忽悠。 　　三：商品应该价税分开，明确标明，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即购物时，应该让消费者知晓商品价格和税价各为几何？总价是多少，以便让民众时常知道自己是纳税人。 　　四：应该把纳税人權利与义务对等的知识编入中小学课本中，作为公民课本之一，让人们从小都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藉此不让他们知道，进而忽悠他们的利益。 　　五：政府是纳税人养的，所有官员都是纳税人所养，为每个纳税人服好务，是他们应尽的本职工作。我们先且不说“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但我们应该知道政府并不高尚，如抗震救灾中尽了点应做的本职工作，就开足马力自我表扬，这是对纳税人權利的糟塌与糊弄。何况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连尽本份都没有做到，更不用说做得多么好。 　　六：没有谁是共產黨和政府养的。有不少人振振有辞，说我们是共產黨养的，你拿共產黨的钱还骂共產黨。这完全是不长脑子混淆视听的愚民说法。公务员不是共產黨和政府所养，更不用说普通民众。公务员包括警察、军人都是纳税人养的。所以军队若不国家化而只是黨派利益的维护者，这就是对纳税人最大的损害。 　　七：税收征收应该依法行事。最近为了因应经济放缓和CPI冲高，减轻企业的压力，把一些行政规章性收费取消，这是非常应该的。事实上，政府除了依法收税外，不应该在此之外收受任何行业和部门收费。而开征税收，开何种税种，税率多少，范围多宽，这些都应该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解决，不能领导拍板，税收部门暗箱操作。凡是不经广泛讨论和利益博弈，并且不合法的收费包括税收，民众都应该有权拒绝。 　　八：税收使用应该公开透明。财政预算和税收使用，都应该及时公布，让民众随时都能知晓，并经受各方面的审核。税收使用的不公开导致纳税人權利大规模的受损。这几年疯狂增长的税款，由于监管不力，使用不透明，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给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困苦，也给整个社会带来汹涌澎湃的官民冲突。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有识之士，应该深以为虑，并切实推进政治制度的改革，让民众真正能享受到自己的权利，否则任何忽悠只会一时得逞，却最终会给整个社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和动荡。

警察是上午给我打的电话，当时问我：“你在哪里？”我不希望自己的住处或办公室变成他们的“执法”场所，于是很大度地说：“我去你们办公室吧。”网上看来的故事，许多被喝茶的人似乎很忌讳去公安局。但我不在乎，在哪里喝都一样。

我就客气些，不暴露他们的名字。给我打电话的那个，称为“皮夹克”吧，年约四十（后来他告诉我他69年出生），主要由他询问。另一个要大几岁，主要做记录，就称为“记录者”吧。

如果让我给几千个签 名 者分类的话，我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知名群体”，有一定知名度，也就有了影响力，官方会比较紧张；第二类是“被侵权群体”，如拆 迁 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犯，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官方也很紧张；第三类就是我这样的“普通人群体”，既没啥影响力，也没有直接利益被侵害，情绪比较稳定，在官方那里从无“前科”，相对来说最不受重视。如果我无声无息，可能连这喝茶的机会都可免了；但我既然接受了外媒采访，这茶就非喝不可了。

《网络评论员工作指南》（出处不明，未经核实） 为了培养网络评论员的工作技能和合作技巧，特编写本工作指南，供全国各省市的网络评论员培训班使用。 总则：网络舆论战争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生死存亡。为了祖国母亲的繁荣富强，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每一个网络评论员必须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智慧和艰苦劳动保卫共和国的网络防线。 基本工作方法： 1、在工作时间内必须每小时至少查看一次工作邮箱，时刻注意领会上级指示的最新精神。 2、网络评论员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合作，根据工作需要，将由跨地区、跨专业的网络评论员组成工作小组，执行特定的任务。在有必要增加人员时，上级将从其他小组抽调人员加以充实。 3、基本工作方法：日常工作按照网站分小组，每个重要网站的有关论坛由一个小组负责。日常工作是按照总体方针，维护正确的网络舆论导向。遇到突发事件，则按照上级部门的专门工作组的指令行事，暂时停止日常工作，把有关人员资源投入到突发事件的舆论导向工作。 4、网络评论员要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必需有多个不同的网名，而且不同的网名要发表不同风格的文章。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不同小组成员制造网友辩论的假象，然后由第三方推出强有力的证据， 把公众舆论引导到第三方。 5、某些网络谣言出来的时候，必须尽快搜索到谣言的首发地点和首发人，然后勒令网站管理员删除原贴，网络评论员则拷贝内容，以不同的IP地址发表自己就是事发所在地的当地人的申明，然后由版主或以其他网友身份指出：他的IP地址不在事发所在地，该消息纯属谣传。 6、必要时可以制造更加耸人听闻的假新闻，吸引网民视线，然后很快澄清该消息纯属谣言。 7、某些论坛人气不错，网友信用度比较高，这时首先要做的是制造一种混乱，通过似是而非的文章进行干涉，跟贴作非理性的故意曲解、制造误会和争辩，转移网民注意力。 8、海外网站较难控制，当不能主导论坛舆论的时候，可以采用大量短贴、无实质内容贴、非理性贴进行刷屏，令版面充斥无意义的混乱，使读者失去兴趣，这样达到避免反动思想流通传播的目的。 9、不断学习，提高文字水平，学会使用不同的文笔风格写作，善于模仿他人文笔，这是网络评论员的基本功。 10、学会与网友交流的技巧，与网友私下打成一片，获取网友的信任，尤其是那些文章有影响力的网友。如果有可能，争取一些重要论坛的版主位置。 11、培养高超的判断力，能够在诸多贴子中迅速找到真正有影响力的帖子和写手，作为重点工作对象。 12、注意培养政策法规意识，不可误解当前的工作精神。注意吃透上级指示的近期发贴类型实例，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13、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一定要制造真假难辨的形象，成为一个不容易被鉴别身份的人。不仅要熟悉我们的观点，更要熟悉对方的思路，知己知彼。 14、网络评论员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光荣任务，不被困难和误解阻挡，不在乎表面上的面子，做到任何情况下不会真正被对方激怒，永远保持理性、冷静的心理。 15、网络评论员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在各种富有迷惑力的思潮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珍惜自己的政治前途。 16、网络评论员实行小组监督和纠察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其工作成绩由上级有关部门评定。 以上16条，是网络评论员的工作指南。希望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落实贯彻，在”保先”运动中争做先锋。 网络舆论导向工作指导委员会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中国的主要银行全都是由政府控股，并由共产党指定的管理者经营，却对最高行政机关发布的政令不屑一顾。在由政府主导的银行系统中，这是非常出人意料的情况，就好像中层管理人员公然违反首席执行长和董事会的意愿。形式上，那些技术官僚得到了执政共产党的充分支持，可以随时将任何银行家解职。但是，国有银行高层人士的却没有表现出将去职威胁放在眼里的意思。反正他们以前也压倒过这样的威胁──在中国，高层的政治纷争常常让银行不得不违抗正式的政令。

最有可能反对严厉货币政策的是有势力的“太子党”，即共产党元老的子女，这些人与中国沿海城市的经济势力有着密切联系。包括制造厂商和房地产开发商在内的这类经济势力中，已经有一些因紧缩的货币政策而蒙受了损失。银行家们查觉到高层在紧缩政策上存在纷争，由此更为大胆地枉顾中央政令，认定支持他们的高层领导会保护他们不受技术官僚的处罚。

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暴力机器与和平抗争、铁碗的中国主权和高尚的藏独运动，这种种不可解的二元逻辑，被彻底打破了。西藏问题，将真正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我们终究可以找到政治的办法来解决。   独立更加有道德感吗？   从70年代末以来，达赖喇嘛及其藏独运动在国际上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这个现象与趋势背后，有许多客观的历史背景。（1）在意识形态领域，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失败后的失落，使得许多左派走向对现代性的反动，就像他们的浪漫派祖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们尚能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众身上找到灵感；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幻，已经使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后继者们再也找不到本土的灵感。他们必须去那些异质的文明里面去寻找。而就此而言，西藏是地球上唯一一块似乎没有被西方现代性玷污的地方。它没有经历过本土的革命，没有战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吵闹的资产阶级民主，有的是不变的历史，不变的神圣统治，不变的虔诚的人们。西藏的存在本身，似乎就给了这群人无限的希望。（2）在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多元化的深入，为达赖喇嘛在这些领域作为佛教代言人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3）在政治领域，卡特政府以来的人权政治、西德的和平攻势等变化，为达赖喇嘛打开了巨大的政治空间，使得他可以把藏独的诉求巧妙地嫁接到西方当代政治演进中去。   比较而言，中共、中国政府、中国、中国人（在这个语境下，许多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词汇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却在这段时间的西方概念中经历了完全相反的位移。在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面临冷战思维歧视的中国，在左翼学生运动衰落、文革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引入的背景下，在西方渐渐失去了最后的一批意识形态盟友。革命，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欠开拓状态，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本有的经历，因此使得中国缺乏参与当代西方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的对话和讨论的切入点。

Newscom and AFP与仅仅10年前相比，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当时，银行对当地政府有求必应，随意发放大量贷款，银行被中央决策者视为第二国库。那时候，不良贷款比率预计占到了所有贷款余额的近一半。不过到了2008年1月，中国官方公布的不良贷款比率降到了6%以下。这种转变代价不菲，也不容易。政府拿出数千亿美元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购买了不良贷款，向银行重新注资，还引进了西方“战略伙伴”，带来了最佳业务规范的专业知识。

与此同时，如果明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形势恶化，政府可能会倾向于完全放弃谨慎监管。北京或许会下令中国银监会忽视风险目标或甚至取消银监会。这可能会把中国银行业拉回到过去那个唯一风险就是政治压力的年代。

不管怎样，现在所有人都忙于应付自己的损失，没精力评论中国的政策。但这是个问题，而且并不只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中国银行业正承受着来自中央政府要求向经济注资的强大政治压力，而全球其他地区又无暇顾及，保持沉默，中国银行业过去十年取得的许多成就正在付之东流。

cnn在美国的影响力很小

cnn在美国的起步时间很晚，随后又被创始者卖给了以经营娱乐为主的时代华纳，因此，cnn只是美国中一些需要全天24小时了解新闻的人（当然有政要）了解新闻的一个平台，迎合大多数订户的需要是cnn的一贯手段。显然他在欧美的订户要远多于中国。

美国最有影响的媒体是纽约时报，它的观点可以说影响着全美国媒体的观点。我们的老大曾经用这样一个场面来形容纽约时报在美国地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正在纽约辩论，现场坐着几个记者，纽约时报的apple坐在前排，他的左边坐着美联社的记者，右边坐着合众社的记者，而它的后面，nbc的记者靠着左肩看他在写什么，cbs的记者靠着他的右肩看他在写什么，而abc的记者则在他的背后仰着脖子看他在写什么。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报纸和电视的记者们在周围围成一圈，希望知道他在写什么。那些挤不进去的则坐在华盛顿邮报记者旁边，看他在写什么。

　　“中国‘宗教’这个词的本义和西方不同。”叶小文解释说，“西方叫‘religion’，确实有信仰和精神的意思。而中国的‘宗教’里，‘宗’是祖宗的宗，‘教’是教化的教，合起来就是以传统的好的东西来教化。”

《望东方周刊》：对于中国的政治，你在书中肯定地指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那么，面对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和复杂化，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要维持一党执政的局面，最需要破解的挑战是什么？对于中国政治的下一步改革，你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 　　库恩：有三个目标需要同时达到：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中国各区域和各领域内重新平衡经济利益(如城乡之间，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以及维持政治改革的发展，以使人民感觉获得更多权利。 　　对我而言，在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透明度”。我赞赏胡锦涛主席承认透明度的重要性和提高透明度的巨大政治勇气。确实，正如李源潮部长在与我的对话中所阐述的那样，“透明”可能是政治改革中最为重要的驱动力。中国各级政府都应该提高透明度。我认为，从真正民主的构成要素来说，透明度远比多党制重要。对于西方来说，这种话可能会被看作是“异端学说”。但是，相比一个没有透明度的多党制，一个拥有很高透明度的单一政党制度更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透明度能真正造福于人民。

为帮助各党政机关科学、及时、有效地监测、汇集、分析、引导互联网舆论，适应各级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提高各种涉及民生的公共管理和社区服务决策水平， 2008年12月17—19日由人民日报网络中心舆情研究室、中国信息协会信息主管（CIO）分会共同举办的“网络舆情与政府形象塑造”培训班在北京召开。 据悉，此次培训的主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1、以案例为题材，分析当前突发事件、热门话题的网络舆情，有效控制舆情发展，解决舆情事件危机，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2、以应用为导向，建立适合本部门、本地区的舆情监测和分析系统，用信息化的手段辅助领导决策和政府公共应急事件。

美国宪法公认最重要的三个字是卷首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字：WE, THE PEOPLE。这是整篇宪法的基石。这个制度的主人，政府的主人，是人民。如果政府违背民意，人民有颠覆它的权利，包括组织民兵、拿起武器。 这些天赋、自然的民权，在某国却被阉割。不光是ZANG人，你汉人有过那些权利么？没有正常渠道诉求的民众，转向非正常渠道。这当然是政府的责任。看到有人要求“体谅政府”，责难媒体“偏袒”ZANG人，偏责政府。就觉得，如今的时代会有这样的思维，匪夷所思，ONL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问一下汉人们：ZANG人所遭遇的，你难道没有也遭遇过？政府拥有大量权力、资源，如果不被严格监视，‘过分’责难，那是很可怕的。至少美国人这样认为。对政府的监督，‘宁可错怪，不可放过’。政府没有理由感到冤屈，民众也不会因此罹罪。因为民众是主子。媒体‘过责’政府，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政府，皆天经地义，因为它是代表政府的主子-人民，来执行监督。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