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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现在在多元与一元问题上思想十分混乱。一个社会，信仰可以多元，思想可以多元，习俗可以多元，生活方式可以多元，但必须有普世价值、道德底线，这就是一元，才能保持和谐、稳定。讲一元，是规范人的行为，不是规范人的思想。规范人的行为是指遵守必要的制度、法律、道德。我们过去错在哪里？思想、信仰、习俗、生活方式都要一律。这是错误的。现在，从国家制度层面上还缺乏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保障，但在社会认识层面上，则强调多元、强调宽容，而否定一元、否定道德底线、否定共同价值观。

在某些世俗国家中，有在比例上相当多的人信奉一种宗教（如土耳其）；而某些则有很大的宗教多元性（如印度）。有些国家在建国时已自我定位为世俗国家（如菲律宾），也有些是经过世俗化才成为世俗国家（如法国），还有不少的政教分离国家。在历史上，世俗化的进程是由给予市民宗教自由开始、再而废止国教、停止使用公帑资助宗教团体、使法律脱离宗教的控制、开放教育系统（而不强制任何宗教）、接受市民改变信仰、以及是容许信奉不同宗教的人担任政治领袖的。此外，原有的宗教假日不受到影响，而公众机构的运作也不会受到宗教团体的影响和控制。

看起来，在危机事件出现时，像傅莹、陆克文这样的“双文化”政治人物，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的底蕴，对改善关系有所助益。但是，文化沟通的影响力也不宜过分夸大，很多时候，利益的驱使才是根本，傅莹、陆克文也都是需要服务自身的国家利益。像西藏问题、奥运圣火传递、CNN主持人污言秽语等一系列问题，环环相扣，绝非文化冲突如此简单。

而对中国所谓民族主义思潮的担忧和恐惧，也只会是杞人忧天。

但中国社会内部的体系和舆论，必然会通过多元的声音、对极端的反省，自发调整，渐渐拉回到理性轨道。

就专业化程度而论，资本市场权力结构的本质，是由众多投资者和多元化的利益集团组成的“资本共同体”。而“资本共同体”存在的重要前提，则是独立的有学识的专家群体的存在。这些专家群体受过共同的专业训练，他们构成了一个权威的资本市场的“解释共同体”。这是任何一个国家资本市场崛起的专业化基础，而这恰好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短板”。

要根本改变中国资本市场话语权被国际投行垄断的现状，光靠炮轰“谢国忠们”远远不够。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的爆发并不是因为这些乌鸦嘴的存在，“谢国忠们”只是公鸡，不管他们叫不叫，天都会亮。解决问题的真正路径还在于提高本土专家的专业化程度和水平，这是中国资本市场“软起飞”的“话语权”保障，亦是中国资本市场崛起的基本要件。 证监会某副主席说，股市不是任何人可以炒的。我补充一句:股市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冒充专家指导的。

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暴力机器与和平抗争、铁碗的中国主权和高尚的藏独运动，这种种不可解的二元逻辑，被彻底打破了。西藏问题，将真正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我们终究可以找到政治的办法来解决。   独立更加有道德感吗？   从70年代末以来，达赖喇嘛及其藏独运动在国际上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这个现象与趋势背后，有许多客观的历史背景。（1）在意识形态领域，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失败后的失落，使得许多左派走向对现代性的反动，就像他们的浪漫派祖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们尚能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众身上找到灵感；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幻，已经使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后继者们再也找不到本土的灵感。他们必须去那些异质的文明里面去寻找。而就此而言，西藏是地球上唯一一块似乎没有被西方现代性玷污的地方。它没有经历过本土的革命，没有战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吵闹的资产阶级民主，有的是不变的历史，不变的神圣统治，不变的虔诚的人们。西藏的存在本身，似乎就给了这群人无限的希望。（2）在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多元化的深入，为达赖喇嘛在这些领域作为佛教代言人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3）在政治领域，卡特政府以来的人权政治、西德的和平攻势等变化，为达赖喇嘛打开了巨大的政治空间，使得他可以把藏独的诉求巧妙地嫁接到西方当代政治演进中去。   比较而言，中共、中国政府、中国、中国人（在这个语境下，许多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词汇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却在这段时间的西方概念中经历了完全相反的位移。在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面临冷战思维歧视的中国，在左翼学生运动衰落、文革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引入的背景下，在西方渐渐失去了最后的一批意识形态盟友。革命，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欠开拓状态，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本有的经历，因此使得中国缺乏参与当代西方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的对话和讨论的切入点。

奥林匹克之路，和一党制不一样。一个讲斗争，一个讲竞争。一个讲区别敌我，一个讲一视同仁。一个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由列宁送进来的，一个是党国领导“百年梦想”盼进来，千呼万唤请进来的。

我很乐观：只要中国是多元社会（而不是铁板一块的一元化社会），只要这个多元社会不准备两败俱伤（或者说，不准备自我毁灭），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就必然应运而生。英国的人权发展史，从最初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直到《权利法典》证明，其他国家的历史也同样证明：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非但弱势群体需要，在强者与强者之间也同样需要。我们中国全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群体，每一个公民，在维护各自合法权利的斗争和合作中，在抗衡和让步中，最终必将形成伟大的合力，在各个领域中，包括竞选，包括信息，包括游行示威，促成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我相信，我们这个即将迎接六十大寿的共和国，不会永远在“等额选举”和鸦雀无声的老大难之中虚度年华的

日前紐黑文市議會正式批準，在4月26日將允許多方政治派別在市中心的多條道路和廣場舉行集會。地點即同耶魯大學的中心校園僅一墻之隔。參與的組織有記者無疆界、大赦國際、以及同中國有關系的各種人權宗教團體。耶魯大學的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實際上并不包括本科學生），也將參與其中。

我反對本科中國學生會直接參與這次活動。因為很少參與此次活動，我藉同一位較為熟識，在該組織中曾經承擔職務的一位朋友，推動本科學生會以官方名義直接參與此次游行。理由非常簡單：本科學生會不是一個政治組織，絕無權力代表某種特定的政治立場。這對于持其他意見的會員是極其不公的。耶魯的本科中國學生會在商討之后，決定不參與此次游行示威，不以組織名義表達態度。但是會員作為個人，有參與的權利。

在一個朋友的強烈要求下，研究生協會同意進行事先的商討。我以個人的名義，參與了第一次討論。我無法在三言兩語中改變許多人的想法，也不可能修復許多殘損的大腦。但是既無能力阻止這活動的發生，我則能盡我所能，使這活動朝向盡量積極的方向，弱化沙文主義情緒，擁抱多元主義的表達自由。因此當時有許多令人興奮的想法，例如不強行拉人，建議穿中性的白色服裝，避免使用共同的標語而鼓勵所有人表達各自的政見。因為我希望，這次幾乎不可避免的游行能夠凸顯許多中國人的意見多元性，而不是用一個大標語，來封住其他人的嘴巴。明天我不打算參與這次活動的任何一方，但是我將前往游行的場所，表達個人意見之余，希望目睹這次活動中的眾生相。

　　“中国‘宗教’这个词的本义和西方不同。”叶小文解释说，“西方叫‘religion’，确实有信仰和精神的意思。而中国的‘宗教’里，‘宗’是祖宗的宗，‘教’是教化的教，合起来就是以传统的好的东西来教化。”

《望东方周刊》：对于中国的政治，你在书中肯定地指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那么，面对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和复杂化，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要维持一党执政的局面，最需要破解的挑战是什么？对于中国政治的下一步改革，你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 　　库恩：有三个目标需要同时达到：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中国各区域和各领域内重新平衡经济利益(如城乡之间，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以及维持政治改革的发展，以使人民感觉获得更多权利。 　　对我而言，在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透明度”。我赞赏胡锦涛主席承认透明度的重要性和提高透明度的巨大政治勇气。确实，正如李源潮部长在与我的对话中所阐述的那样，“透明”可能是政治改革中最为重要的驱动力。中国各级政府都应该提高透明度。我认为，从真正民主的构成要素来说，透明度远比多党制重要。对于西方来说，这种话可能会被看作是“异端学说”。但是，相比一个没有透明度的多党制，一个拥有很高透明度的单一政党制度更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透明度能真正造福于人民。

一个很古典的东西，要把它普遍化，没有很高的学术水平的话，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误解，跟《论语》不相干，只不过是借着《论语》说自己想说的话。

我认为现在的儒学现状有一种抵抗西方价值的倾向，希望能在《论语》中找到许多东西，让我们可以排斥西方的某些价值，我们有自己的价值，可以不跟着西方走。

我想“至圣先师”一切都以孔子为模范在今天不大能够成立，在多元化的今天，说中国的思想，不能光说《论语》，也不能光说儒家，老子何尝不重要？庄子何尝不重要？韩非子何尝不重要？我想今天来看孔子，应该把他看成最早提出精神价值的一个人(因为从现在的材料来看《老子》成书在《论语》之后)，一个很平平实实的人，一个实践了自己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人。而不要把他装扮成一个深不可测的人。如果孔子深不可测，与一般人也就没有什么相干，“道”也会遥不可及；也不要把孔子装扮成十全十美的圣人，今天也不能劝人做“圣人”，而是要劝人做“君子”，也就是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就是把价值放到自己身上了，而不是嘴上讲讲或者写写文章。

如果共祖先就要在一个国家的话，日本和韩国是不是也应该回归？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国家是不是也应该回归欧洲？人家南北韩分开了半个多世纪也没见 天天打仗。如果说共饮一江水就应该在一个国度，那埃及是不是要收复大半个非洲？加拿大是不是也应该加入美联邦？记得当初俄国人甚至把本属于俄国的阿拉斯加 州七百多万美元卖给了美国，现在是不是可以收回？另外一个疑问，有人会认为某个自治区如果独立了，会给那些军国主义国家带来机会，因为他们会在中国边界上 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将受到空前的威胁。其实刚开始说道分裂这也是我的第一反应，也许是国家教育的成功，它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威胁见缝插针、无处不在。其实 想想，如果一些企图不良的国家仅仅是为了一块军事基地，到不至于这么费尽周折，因为中国周边国家都很便宜，稍微友好一下，就可把它们当东藏用。

他承认欧洲同一文化分裂成不同主权国家的政治多元局面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谜。但他也作了一次初步的猜想，第一个条件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国家权力受到制衡不能无限扩张。第二是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特别的政治地理环境有利独立国家和独立城邦之间经商却不易武力统一 (正像台湾海峡的政治地理特点)。第三个原因是欧洲发达的封建制度，使地方封建主得以制衡政府的权力。

同 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给了地主绅士和新的资产阶级可乘之机，易于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权力争夺取得独立地位，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欧洲历史上很多自由城邦都 是利用国王之间争权夺利取得自由城邦地位的。其中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利用西班牙与普鲁士之间的权力争夺早在十五世纪就取得自由城邦地位为代表。自由城邦不 但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基地，而且是欧洲形成城邦之间长距贸易和统一欧洲市场的基础。而按 North 的看法，这个十五世纪形成的市场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中国历来没有自由城邦，城市都是政治中心的附属物。直到近代香港成为自由城市，其自由城市的地位在一九九七年后能够维持，也要靠中英之间的斗争，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竞争及对香港自由城市地位的有力支持。

中华网是一家在境外上市的网络传媒；内容以“健康，阳光，和主旋律”为核心 ，在中国网民中，深受喜爱。凯迪网是一家以言论自由为传播理念，逐渐以“事实和真相”为追求动力，在中国网民和中国政府高层那里，大受好评。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必然会招致同行的嫉恨。这是市场竞争的一个结果。但由于国内的市场竞争并不规范；一些明明是言论自由的行为，很可能会被理解成别有用心；一些明明是诽谤和造谣的文章，也会被理解成言论自由加放行。

但我总有一种别样的恐惧。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总能随着社会事件讨论次数的增多而渐渐变得多元，丰富，细腻。可在二元判断背后对垒的两个阵营的力量，却不是平衡的，而且，不见得会进化。今天早晨，当我看到这条消息，遍体冰凉。守正筑坚，终究是抵不过皇恩浩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