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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能够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外国的家庭，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

“我们在台上发了疯地唱，唱得高兴，最后干脆一齐喊起口号来了……”　　“你们喊什么？”　　“毛主席万岁！大中国万岁！毛主席……”

千万千万，不要被“春晚”对于海外大陆人那种特有的乡愁解馋作用冲昏了头脑，将“春晚”一类“红火节目”用来作为向外国人推介中国文化的辅助教材——那，实在是最大的、最为立竿见影的“票房毒药”！对于那些对中国尚一知半解的外国孩子们，那种大红大绿、鼓乐喧天的夸张表演，特别是贯彻始终的那种煽情、矫饰、充满各种“伟大”字眼的高亢调门，可以说，成了一切放大而夸张的“中国式毛病”的集大成者，一定会让他们看得目瞪口呆，从而倒尽他们学中文的兴致和胃口！这一点，其实也已成了我们耶鲁中文项目同事们的共识。我们几位做过同样蠢事的大陆背景的老师至今提起，仍然为此懊丧不已。

“苏老师，我知道很多人学中文，是为了去做生意，为了中国的大市场。——我不是。我是为了我自己。我自己最早的自信、尊严，别人对我的尊重，都是中文给我的，我怕我最后要失掉它，所以，我要——quit。”

亚当·斯密认为是后者。人类在道德问题上的传统焦虑被宣布为庸人自扰，人尽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用担心“自利”会有损公共利益，相反，只有当个体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的追求，在追求自利上精益求精（即“分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神奇地将个人的追求转化为社会的利益。“总体收益的结果，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

1720年，曼德维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蜂巢：“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在“这个蜜蜂的国度”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蜜蜂的王国中，一磅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全国一片萧条景象。 　　这就是说，私欲的“恶之花”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果。这就是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从道德的角度看，以自利驱动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如果想以“公共精神”的道德情怀来建立一种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那只是一种“浪漫的奇想”，因为私欲和私欲支配的个人恶行恰恰是社会繁荣的能源，离开了这个能源，公共利益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益心和道德感这样的善之花，都将结出贫困和伪善的恶之果。 　　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济伦理的基本隐喻。其理论主旨是弘扬私欲，相信市场对私人恶行具有神奇的转化和净化力量，认定出于道德情怀的行为不仅不可行而且可能危及公共利益。

简言之，“公民”是一个既独立又不独立的概念，指的是一个有所属的个体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体。所谓“企业公民”，就是自觉地把自己归属于社区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的企业，在核算成本时，将社会成本、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在计算收益时将企业收益、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同时计算在内，在做投资决策时将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内。拥有“企业公民”身份和资格的企业，就是在“公地”上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守望、养护“公地”，力图避免“公地的悲剧”发生的企业。 　　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把这种企业描述为同时追求“三重盈余”——经济盈余、社会盈余和环境盈余的企业。企业公民意识的有无，首先表现在对企业的所有权的认知。没有企业公民意识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仅是为企业提供资金者，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为股东的投资带来回报并且使回报最大化。但追求三重盈余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至少有三个：自然环境、社会和投资人。企业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是受托于这三个股东的“公民CEO”，他的经营行为是确保三个“出资人”同时受益，而不是为了一个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其他两个股东的利益。

“公地的悲剧”包含的真实问题是：个体如何在利用产权不可能明晰的资源时避免资源的衰竭，从而导致公共利益的丧失？在人生活的世界上，有许多资源，而且是对人的生存最重要的资源（如阳光、空气等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道德氛围、文化资源）往往是难以确定产权的。在利用这些看似免费的资源时，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公地的悲剧”？

公共利益的总量并非私人在交易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总和。我们得到的许许多多“好处”（比如呼吸清新的空气、感受到的良好的社会氛围）都不是从交易活动中来的，个体拥有产权的东西所带来的好处往往超出（有时是大大超出）我们从交易活动中得到的个人收益。

林地不仅生产木材，它从事的“生产”包括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清新的空气、保持水土、为各种动植物提供生存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当你因为木材价格暴涨而把整个林地砍伐尽净，获得了巨量的个人财富时，公共利益却受到损害。你不能说你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促进了公共利益。

一、人们在寻求自己私欲的时候，既有可能是个体间的相互利用、交易、竞争甚至相互欺诈、掠夺，也有可能是没有节制地利用无人所有的资源，人们出于私利为他人生产时，既包含自己承担的成本，也包含看似免费的社会成本。

一、蜜蜂型企业：影响力高且对环境的回报率高。蜜蜂为了酿蜜，就必须从各种植物中采集花蜜——这可以看作是对环境资源的索取。而它在采蜜的同时，它翅膀上粘附的花粉就会给花授粉。如果没有蜜蜂来采蜜，花也就成了不结果实之花。（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著名的经济学论文《蜜蜂的寓言》，涉及到了到底是果农该付给养蜂人钱还是该向养蜂人收钱的问题。）曼德维尔只注意到蜜蜂间的生存竞争，没有看到蜜蜂与环境之间的这种索取回报的关系——在从环境中索取资源的同时回报环境，使自己的“盈利”空间获得了可持续性和成长性。蜜蜂的这种获利模式是一种远比曼德维尔的寓言深刻的隐喻。 　　二、蝴蝶型企业：对环境有回报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三、毛毛虫企业：对环境有损害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四、蝗虫型企业：破坏环境且由于其成长性和影响力大而对社会和环境有巨大破坏性的企业。（见图一：企业的四种类型）

企业的利益相关方，除了三重盈余对应的三个“股东”外，还有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包括供应商）。它寻求所有这六个利益相关方（“持股人”）的平衡。企业是股东的，也是员工的，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环境的……公民行为体现为六个“善待”：一、善待股东；二、善待员工；三、善待客户；四、善待环境和资源；五、善待合作伙伴（供应商）；六、善待整个社会。企业公民行为就呈现为一个六边形，这正好是一个蜂巢的形状。（见图二：企业公民行为的六个利益相关方）

我第一次到北朝鲜。我们一帮外国学者参观完新义州后，当地政府特地安排小学生给我们表演。这应该是当地最高的艺术水平了，无论唱歌、跳舞都非常优秀，但一看孩子们穿的衣服，我就感到很悲哀。这支表演队应该是北朝鲜的面子工程了，可小演员们身上穿的却是中国贫穷地方开会时用的那种最廉价的化纤布。因为颜色不好看，透光、容易散线，在中国比较富裕的农村都不会用这玩意了。

表演的压轴节目是一首歌，整个表演队伍全部上场，用朝语、英文和中文三种语言轮换着唱，题目是“全世界都羡慕我们”。我对这里的其他宣传，觉得还能忍受，但这个“全世界都羡慕我们”，却让我震撼！写歌的人肯定不是孩子，而且可能是发自内心地创作了这个东西。“全世界都羡慕我们”，这题目说明，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东方要学他，西方要学他；大国要学他，小国也要学他。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顶级的黑色幽默，但对那些孩子来说，则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这是蒙昧的真诚。

信息（information），观念（ideas）,别人给你的启发或者灵感（inspirations），学习的样板（models,），别人给你的教训（lessons）等等，所有这些，异常关键。

因此，尽可能准确和真实的信息的自由畅通，是一个后发展国家进步的基本前提条件。无此条件，其他方面的正确与错误，都无法扭转趋势。资讯是前提条件（pre-condition）。我们现在争论中国的这三十年做得好做得坏，预测下一个三十年会怎样，前提是要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三十年中，哪些做法具备可持续性。社会政策方面，政治方面，法律方面，经济方面，环境方面，做得比较好？哪些具有可持续性？

总结这三十年的历史，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刺激中国下一步发展更为先进的想法（ideas）和启发（inspirations），以及更好的创新之源（sources of innovation）。创新源自何方？眼光要瞄准外面的世界，但这并非是百分之百的拷贝。

我不赞成国内的一种流行说法，“我们国情决定了”——就好像全球只有中国才有国情一样。其实，哪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国情？不能以“国情”为借口拒绝向别人学习。中国必须要把眼光放到国际上，尽可能把握大的趋势，研判哪些政策、体制、方法、组织形态能产生可持续的好效果。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