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up items tagged

我：法律没有规定我必须听广播看报纸，我没有义务听广播看报纸，我开车只有义务遵守交通法和交通标志。你没有标志禁止行驶，那就是允许行驶。长安街不许左转，你不设标志，光是广播报纸能行吗？这是交管局违法，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

我：就算你们顾不上设标志，你可以在路口指挥。如果我不听从指挥，那是我违法。但是只要我听从指挥，我就没有违法，你就不能上来就罚款。你说吧，你让我走哪条路，我肯定听你的。

最近北京搞人权论坛，摘录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的讲话，中国的“人权”概念有三层基本意思：　　1、权力与义务结合。大家高中政治课背得很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2、人权不只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论述：没有这个的发展，就没有那个的发展。　　3、最重要的是，中国认为，人权不仅仅是个人权利，还应包括集体人权。两者那关系叫“相辅相成”，论述：没有这个不行，没有那个不行。

一：所有人都是纳税人，任何人都不例外。大家都应该享受作为纳税人的诸种权利，如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二：纳税与光荣无关。纳税是一种公民义务，与光荣与否无关，只与我的利益有关。任何一种用光荣来混淆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后应负之责，都是一种忽悠。 　　三：商品应该价税分开，明确标明，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即购物时，应该让消费者知晓商品价格和税价各为几何？总价是多少，以便让民众时常知道自己是纳税人。 　　四：应该把纳税人權利与义务对等的知识编入中小学课本中，作为公民课本之一，让人们从小都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藉此不让他们知道，进而忽悠他们的利益。 　　五：政府是纳税人养的，所有官员都是纳税人所养，为每个纳税人服好务，是他们应尽的本职工作。我们先且不说“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但我们应该知道政府并不高尚，如抗震救灾中尽了点应做的本职工作，就开足马力自我表扬，这是对纳税人權利的糟塌与糊弄。何况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连尽本份都没有做到，更不用说做得多么好。 　　六：没有谁是共產黨和政府养的。有不少人振振有辞，说我们是共產黨养的，你拿共產黨的钱还骂共產黨。这完全是不长脑子混淆视听的愚民说法。公务员不是共產黨和政府所养，更不用说普通民众。公务员包括警察、军人都是纳税人养的。所以军队若不国家化而只是黨派利益的维护者，这就是对纳税人最大的损害。 　　七：税收征收应该依法行事。最近为了因应经济放缓和CPI冲高，减轻企业的压力，把一些行政规章性收费取消，这是非常应该的。事实上，政府除了依法收税外，不应该在此之外收受任何行业和部门收费。而开征税收，开何种税种，税率多少，范围多宽，这些都应该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解决，不能领导拍板，税收部门暗箱操作。凡是不经广泛讨论和利益博弈，并且不合法的收费包括税收，民众都应该有权拒绝。 　　八：税收使用应该公开透明。财政预算和税收使用，都应该及时公布，让民众随时都能知晓，并经受各方面的审核。税收使用的不公开导致纳税人權利大规模的受损。这几年疯狂增长的税款，由于监管不力，使用不透明，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给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困苦，也给整个社会带来汹涌澎湃的官民冲突。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有识之士，应该深以为虑，并切实推进政治制度的改革，让民众真正能享受到自己的权利，否则任何忽悠只会一时得逞，却最终会给整个社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和动荡。

一个正在警察属服军役的年轻人在假期后决定不归队，并且宣布诚实说出内心话。原因是他对于抵制参加烛光悼念集会的民众感到罪恶感。他的决定引来很多回响，大都反对政府，而支持他不完成兵役。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小学语文第一课好像就有“热爱共产党”这样的句子，7岁的孩子当然不会去问为什么。

之后的思想品德，政治教育，当然也是为党歌功颂德。

但是，他的政治观念在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彻底转变了。觉得自己真的错了，组织是对的。所以，一旦让他为组织做事，自会感到无比荣耀。即使告密也光荣，因为那是“保卫党的工作”[p258]。这样，“耻”就转化为“荣”了。

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对头号大右派章伯钧，冯亦代生发出的是蔑视与鄙弃（尽管消受了你的好烟好酒和饥荒年月的好茶饭）。优越感的来由极其简单：我受组织的信任，你受我的监视。你是右派，我已不是。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复叮嘱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认为冯很有可能还会因为出色的告密，而产生成就感和归属感，要知道他是在为政治权威尽义务。日记里对同类的鄙视，俯拾即是：

我想，冯亦代在日记里，对父母用辞轻蔑也许还有一个因素。这是他不愿意说出来的。那就是章伯钧对他的译作评价不高，有过多次批评。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人们也许奇怪新闻出版部门为什么不以发表“虚假新闻”为理由对《财经时报》进行行政处罚。这是因为在现行《出版管理条例》中并没有对“虚假新闻”进行行 政处罚的规定。90年代新闻出版署曾经发布过一个处理虚假新闻的部门规章，但是按照《行政处罚法》的授权，部门规章只能规定处以少量的罚款，远远不能达到 停刊整顿的力度。　　行政处罚必须依法实施。法律总是约束双方的，行政机关依法行使处罚的权力，同时也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比如，它必须 证明对方有违法行为的事实，也就是证明新闻确实虚假。这对于一家边远的省级新闻出版管理机关来说，成本浩大，可能无法做到。再说，农行是否允许它插手调查 本行内部事务，也是一个未知事项。

说得难听点，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真是群魔乱舞一般，从本科教学评估到基本课程改革，都是作秀+扯淡。大家回忆一下在校时曾经遇到过的“本科教学评估”这种面子工程是多么的假大空就清楚了。

而在这样一个群魔乱舞的状态下饱经“N年义务洗钱教育”摧残出来的大学生们，也是越来越不自信，总指望在网上用口水把其他学校踩死来赚取一点意淫的快感，进而自欺欺人地找到走向强大的捷径；

下面言归正传。这个礼拜美国教育界的一个大新闻就是奥巴马宣布作为他八千亿美元经济振兴计划的一部分，有超过一千亿是会被注入公共教育领域的。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手笔的为教育界输血。要知道，2008财年美国教育部的预算一共才592亿美元。 根据教育周报（education week）的报道，这笔钱中将有790亿用来帮助各州政府修建校舍、升级设施、开展早期教育（早教目前不是美国义务教育的一部分）以及扶助贫困生和特殊教育（原来意义上的Title I款项）。虽然美国是发达国家，而且美国的生均支出哪怕在OECD国家中也非常高，但是普遍认为美国的教务教育远远谈不上“经费充足”。这有几个历史原因。最重要的可能是美国分权化的教育体系（decentralizaed system）。在这学期上的教育财政第一堂课上，老师就讲到了这个问题。

塞在《世界人权宣言》（于60年前的12月签署）文本最底下的是一个少有人知道的条款，它宣称“人人有权自由……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维护人们分享现代科学利益的权利可以强化让政府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环境的要求。这些需求包括改善各国的基本能力，生产科学，解释其潜在利益，并用一种容易获取的方式加以传播。 与国际对酷刑的谴责不会让酷刑消失一样，要求各国政府实践它们的契约义务并不会自动地保证人们获得“科学权”。

科学技能对于维护人权必不可少。例如，对大规模坟墓的法医学发掘可以揭示反人类罪的证据，卫星成像技术可以显示在边远地区的社区破坏，DNA证据可以帮助那些被错误定罪的犯人。

科学家们必须认识到人权不是含糊不清的渴望，而是具体的政府的义务。他们必须利用其作为受尊重的社会成员的影响力来确保政府坚持人权。 作者们说，许多科学家相信参与人权太“政治化”了。但是他们也指出，公正、严格的分析以及同行评议这些科学传统都与人权兼容。

对于此次“通信”是否有高层意图在内的各种猜测，谢登科不予置评。他仅表示，新华社每年都会有特定的策划报道时间，比如半年总结或者中央召开重要会议等，内部都会策划，而采访时也会到各个部门进行核实。这次的《关于中国股市的通信》之所以出炉，是有其必然性的——今年的经济情况非常复杂，而股民开户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的1.2亿户，股市已经影响到了全民，再加上地震、冰雪灾害等突发因素，市场需要客观、公正地认识股市。 “讲透成果又不回避问题是我们写作的初衷”，他告诉记者，新华社作为国家级通讯社，在股市遇到如此多问题的时候，是有义务回答一些质疑和问题的。“我们想要表达的是，虽然16年来股市的发展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问题并不因为指数上涨到6000点上而隐蔽，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不会因为暴跌而被全盘否定。同时，我们呼吁股市的各个方面能够愈发地成熟起来。”

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

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公立教育，洗脑，与独裁 如果教育可以“开民智”，如果受教育的人更善于独立思考决策，更珍视理性与自由，那么一个独裁的政府就应该实行“愚民政策”，减少公立教育开支，降低公立 教育水平。但事实上除了古代封建社会，这种推断并没有得到二战以后从亚非拉苏联东德等广大国家收集的数据的支持，这推论什么地方错了？问 题在于，“教育”并不必然“开民智”，它本身也可以用来“愚民”。尤其在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暴力控制”的成本越来越高效果越来越差 （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警察的执法通常比经济不发达地区更加文明），与之相比，控制传媒和教育所带来的效果便要突出的多。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缅甸——一个国际孤儿，也是中国这个唯一大国的宠儿，风灾后，几十万人民失踪，初步估计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0万、30万甚至50万……作为一个把缅甸人民当兄弟看待到“大国”，这个时候我们该干什么？不干涉他国内政？让缅甸军政府为所欲为？用那个所谓遮羞布一样的“主权”作掩护，让自己国土上得不到救助的民众一个一个死去？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事吗？看看当今世界上所有大国在面对这样无耻的政府时的做法，难道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吗？

也许我们会腼腆地说，中国虽然不小心成了大国，但我们其实很穷，你看，在我们最发达的东莞地区，竟然还有小到9岁童工在被剥削，而且当他们对母亲找到他们时，他们竟然不想回到那个贫穷的家里。可是你知道吗，澳洲人也许不知道我们有童工，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但他们却知道，全世界到澳洲留学的学生中，中国学生最多，也最有钱。而且，他们这次还知道了，他们也最爱国。  

我们必须履行一个大国在国际社会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人家才会把你看成一个大国；而只有那些能够在灾难到来时仍然可以对生活其中的小民不离不弃，让小民在倒塌的家园和受伤的亲人身边依然能够感受到国家的温暖，那才配称为一个大国！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周云蓬说，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我却说，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这都是“政治不正确”的“不爱国”的言论。但是，如果爱国爱到了母亲必须失去孩子，孩子必须离开母亲的地步，这样的爱谁能承受呢？

学者丁学良建议说，震后重建家园时，四川要给震灾中涌现的感人不朽的“善”行立碑，也要给震灾中暴露的不可饶恕的“丑”行立碑。为夺去了几千个孩子生命的“丑”立碑，是爱国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你若真爱这个国家，你不能不爱它的国民，不能不爱这个民族的未来——孩子们。他深情地呼吁说：“四川同胞们，如果我不建议你们建这座碑，我对不起你们。如果你们不建这座碑，你们对不起自己。”

首先，工商管理是个体工商户的直接管理机构，让这些人直接上门募捐必然使个体户具有一种"不得不"的感觉，这无疑是一种感情的逼迫。这显然违背捐款自愿原则。 其次，工商部门本身并没有募捐的义务，他们的工作是为个体工商提供服务。当然在民族一些重大事件需要配合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出面帮助做些事的，但这必须明确的是不是工作本身。他们只是协助有捐款组织责任的部门工作，而不能因此影响到他们自身的工作，更不能将此视为自己的工作。其实在我国个体工商户有着互相联系的协会，通过他们召开一定的会议，自然就可以让自愿者捐款。 再次，这种捐款也是不利于监督的，万一有人将捐款私自分了，最后也难以查究，同时这种捐款也不安全，两个人抱个箱子，路上随便可能被人抢走，也不利于保护捐献者的钱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