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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工商管理是个体工商户的直接管理机构，让这些人直接上门募捐必然使个体户具有一种"不得不"的感觉，这无疑是一种感情的逼迫。这显然违背捐款自愿原则。 其次，工商部门本身并没有募捐的义务，他们的工作是为个体工商提供服务。当然在民族一些重大事件需要配合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出面帮助做些事的，但这必须明确的是不是工作本身。他们只是协助有捐款组织责任的部门工作，而不能因此影响到他们自身的工作，更不能将此视为自己的工作。其实在我国个体工商户有着互相联系的协会，通过他们召开一定的会议，自然就可以让自愿者捐款。 再次，这种捐款也是不利于监督的，万一有人将捐款私自分了，最后也难以查究，同时这种捐款也不安全，两个人抱个箱子，路上随便可能被人抢走，也不利于保护捐献者的钱款。

捐款是好事，逼捐就不是好事。谁都不愿被逼。 昨天听说党员要交特殊党费，每人五百元。曰：不捐是不是就要退党啊？ 今天传来噩耗，非党员每人交二百。曰：不捐是不是就要入党啊？

“地震时代”的写作？　　有人说的不错：现时代的文化肖像是一位流泪的诗人。然而，仅仅流泪还不够，而且泪水也有可能淹没诗歌。　　仅仅是痛苦也还不够。还要去问，究竟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　　真正有意义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追问和发掘。　　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地震时代”（王晓渔语）里写作。　　的确，什么都被震出来了。那么，面对这场灾难，尤其是面对媒体上和我们身边响起的一片嘈杂声、咒骂声、抵制声、加油声、请命声、哀哭声、逼捐声、奉劝声，写作不是确定“立场”又是什么？哪怕我们是在找一种个人的语言，也是在确定。　　“山崩地裂之后/‘人民’就不再是抽象的了”，因而我也知道了自己的立场何在。少唱那些高调吧。诗人，在这个时候只能靠他的泪水引路。一个中国诗人，也只能靠屈原、杜甫这样的亡灵为他们引路。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因为写诗不是表态。在哀悼日，一个诗人应该和他的血肉同胞站在一起，但当他写诗时，他就必须发出属于他个人的声音。四川诗人杨黎《地震》一诗的最后一句是：“在众志成城的好时代，我有点孤独”。是的，孤独，坚忍不拔的孤独，这就是诗的内核。　　因此，一个诗人在这个时候写诗，并不意味着像有人讥讽的那样加入了什么“集体抒情”，或放弃了他的“个人写作”。相反，在一个集体悲情淹没一切的时期，在一个以各类“正确”来替代甚或压制反思的时期，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和知识分子还要坚持发出个人的声音。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中就曾引用过西蒙娜·薇依的这样一句话“遵守引力的力量，这是最大的罪”。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写作是否就达到了一种“绝对的诚实”呢？不一定。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自己所欺骗，也太容易被自己所感动。　　这真是一场考验，似乎你写下的每个字，都在经受着无情的检验。从真实到矫情，从独立到流俗，从准确到空洞，似乎也只有半步之隔。大地震后我在报上读到的第一首诗是：《我的心和千百万旗帜一起飘向汶川》，我一读便在心里想“完了”，而这个人曾是我的朋友，也曾写过一些不错的诗。　　那么，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检验我们？———是那巨大的灾难，是血写的一切；是那无数个痛苦的生灵凝视我们的目光。　　看来，“地震时代”的“抒情”并非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写作，其实比平常时期要更有难度。这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写作，也是一种被众神目睹的写作。那撰刻诗句的刻刀，必须真正触及到坚硬的大理石。　　这也使我意识到，“地震时代”的写作，其实无一例外都是一种“道德写作”。那么，什么才是一个诗人最大的道德呢？那就是对语言的珍惜。他对语言的关注和珍惜，就是他对生命的关注和珍惜。　　正是这最后的一点，将一个真正的诗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被取消的权利

有的人在酱缸里面，心里是自由的；有的人出国学习，仍然是大清的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