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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地人又如何看待这些外乡人呢？我们可以考虑当初中国人如何看待外国人。汉藏两民族虽然文化上有差异，但都经历过封闭时代，因此在某些方面是可以做类比的。八十年代，当开放成为一种政策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大鼻子们仍然拥有着好奇心，同时又无比友好，但当长期相处时，却又会出现一定的冲突。 这种冲突如果经过一定的压制，如同在晚清时期那样，再突然变成一种社会运动爆发，自然会造成更大的痛苦，这也是文明冲突的形式。 至少在目前的高原上，虽然冲突不可避免，但双方似乎又都知道，历史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只能在现在的基础上向前。极端保守的人只是少数。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西藏首府拉萨的目击者和居民说，星期五发生抗议示威之后，中国当局实施宵禁，并且正在争取扑灭映红了夜空的熊熊大火。 尚未经过证实的报道说，警察和西藏示威者星期五发生的冲突造成几人死亡。示威游行以和平的方式开始，却以暴力冲突结束。 目击者说，他们听到拉萨街头传来的枪声。骚乱的示威者朝警察扔石块，并且焚烧了商店、汽车和中国国旗。一些报道说，他们袭击的目标是汉族人和中国穆斯林的商店。

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这种幼儿般的幻想曾在每一个“文明古国”的心中存在过，但是早在数千年以前就成为了过去式，曾途径丝绸之路和在印度中东倒卖走私的商人们最清楚这一点。正相反，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个世界家族的一员。

不管是从古生物取证还是人类DNA考证，还是有证据的人类历史考证而言，似乎都指向了同一个答案：中国其实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分支而已，而且开化较晚。诚然，依靠着东亚地区民族冲突和混血交配，中国的古代文明因为偏安一隅曾经一度看上去欣欣向荣，但对这个答案并无冲突。

最大的问题，是陇南当局公布的受伤数字。"部分聚集人员向市委门口维持秩序的武警投掷砖块、石头、酒瓶，打伤武警六十九名，公安民警两名，新闻记者三名。其中，十一名伤者住院，包括十名武警战士、一名记者。"这里的数字很精确，我当然愿意相信都是真的。但这些真实的数字并不能反映伤害全貌，道理很明显――它反映的情况是片面的情况。换句话说，它反映的只是某些方面的受伤情况，而其他方面的受伤情况，则完全置而不论。陇南当局自己也承认，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和恶化，执法部门果断处置，使事态基本得到控制。"所谓"果断处置"，不可能是请客吃饭吧？那么大规模的冲突，血与火的冲突，执法部门猛虎下山而竟然不造成任何伤害？而事实上，我们从关于此次事件的各种图片中，也能看到现场访民头破血流的镜头。

到了九时，前来旁听的媒体记者和市民估计达一二百人。申请旁听的市民，以中老年人为主。有些市民情绪激动，甚至有人还拉起了横幅，称杨佳是“大侠”和“英雄”。警民发生了冲突，有市民被警察架到法院西门对面一个胡同里，后来被几辆警车运走。很多媒体记者在场，拍摄了冲突现场，外媒记者看后直摇头。

杨佳称，鉴定人员问了两个小时的问题。鉴定专家也承认，没有给杨佳做医学检查，如脑电图、CT。不知杨佳曾在山西太原遭过警察殴打致脑振荡情况。

杨佳如果没有遭到暴力，没何不愿离开派出所，最后在母亲电话劝导下才离开？为何纠缠长达九个多月，为此警方两次派人到北京做解释，同意报销杨佳长途电话费三百元？假使杨佳没有遭暴力，他如此报复警方，除非是有了精神病。

云南官方今天还通报了普洱胶农冲突的处置进展，通报中既有“不明真相”、“别有用心”这样的前瓮安时代用词，也有“表面上看是警民冲突，实质上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体性社会安全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集中表现”这样的后瓮安时代总结。

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有一些小的冲突，有一个抗议者冲出警戒线坐在传递路线中间，但很明显没有抢夺火炬的意图，他很快即被逮捕。 总共有6人或4人被捕（不同消息来源），具体情况暂时不详，但据了解，应当都是藏独人士。 另外中国官方的火炬护卫队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发生小冲突，在Sky News的电视直播画面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警方拉扯蓝衣护卫队员，试图阻止他们过于靠近火炬。

此片引起了zang 独势力的抗o女的地方。本分工作外，我有个习惯——收集容器，这非职业习惯，而是生活习惯或者说爱好。爱好是种盲目的人生态度，可议，因为片子里所描述的东躲打破了许多人的刻板印象。比如东躲并没有计划生育，控制藏人人口的说法不攻自破，片中的东躲的喇嘛似乎对中国很虔诚，他们甚至祷告中国繁荣昌盛，而许多老百姓的生活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对了，片子中藏人杀狗的画面则颠覆了人们一贯的认为的藏民宁静安详的气质。

纪录片里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东躲所处于的境地，原始习俗和现代科学的冲突，以藏传佛教为基的文化与无信仰文化的冲突。

东躲的传统文化中大量不利于健康和不符合西方价值的习俗和信仰，会给人一种落后和愚昧的感觉。

已退休的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森恩(Alfred Senn)说，以中国目前的形势来看，1988年的首尔奥运会跟它没有什么可比性。森恩曾讲授有关奥运会与政治方面的课程，并撰写过相关书籍。他说，可作比较的是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和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当时这两个国家都有着强大的政权，它们的社会、政治政策都受到了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反对。

奥运会曾在世界大战期间停办，但政治冲突无碍它的举行。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前夕，该市发生了暴力冲突，数百抗议者被警察和军队杀害，但10天后，奥运会就在离流血地点不远的体育场里如期举行了。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更是杀害了以色列的11名运动员和教练。

那些杀人的汉人，在这次冲突中表现得非常残忍。但是平心而论，他们长期以来是受害群体。在广东，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护着新疆人。镇压汉人群体事件 不会有大问题，但是镇压维族人，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此地方政府迫于当地民众压力清理新疆流氓的行动，有时候竟然要借用黑社会和便衣联手的方式。广东的新 疆维族人不是是弱势群体，实际上，跟新疆维族人住在一起的广东汉人才是弱势群体。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我的神经已经疲惫，手指和脚趾都冻麻了。虽然我极力让自己保持冷静──特别是在有可能因一场冲突而丢脸的官员们面前，但我还是发火了：“我需要把这事办完！”我用中文喊叫道。“可以！可以！我一整天没干别的事。我赔了很多钱。我很快就要回美国了，我今天必须把这辆车卖掉。我再抽不出一天时间了，你们可以把这件事办完！”这几个人面面相觑，然后对我说只有他们的领导能决定是否让我给车过户。我们走进办公室。这位身穿制服的警察看上去不是善茬，他不像是个可以通融或吃我这套的人。在高森向这位警官作解释时我选择了默不作声。高森说我是个重要的外国人，要去参加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

综合起来，南方报系在政治文化上的报道至少在两个方面突破了中国新闻报道的限制。一是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文化的梳理，力求恢复中国历史原貌，并以此祛除被政治宣传所抹杀的事实和真相。这一部分的报道较多的集中在清末宪政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数十年的时间内，由于历史的切近，很多历史事实和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体系都没有被普遍肯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模糊而有争议的，这就非常容易引起各派的对攻。二是对中国官方和民间两方面改革范围的关注。南方报系是唯一一份全国范围内以对这些进行观察和报道为主要特征的媒体。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所采访的人员身份之复杂关键，所涉及的事件之敏感，都走在中国的政治钢丝之上。现在的中国仍然在改革问题上处于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各方各面的人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见解不尽相同，这样的报道难免让人心生异想，为外人所瞩目。南方报系实际上起到了在政治文化上造火的功能，受政治影响是正常，不受影响反而就奇怪了。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连这么常规的执法都可能轻易的演变成对抗性很强的社会冲突，怎么可能搞出真正意义上的警察国家？所以，警察日常执法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不得不依赖于“黑箱操作”，比如先抓起来，在警察局里审讯你，不许你叫律师，也不给律师如美国那么大那么强的法律权利。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完成执法任务。这是威权搞警察国家不得不面临的悖论。

全世界各地 - 从美洲到欧洲、中东、非洲和亚洲 - 信息与通讯技术(ICT)业的公司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来自于当地政府的压力，要遵从可能会与国际公认的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相冲突的其国内法律和政策。

伊司曼为了证实他对这巨大斗争所下的判语确极重要，他列举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特点，“其中每一点在共产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主义的德意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则找不到”。他所开列的二十点，具体说出这两种相反的生活方式，而这相反的生活方式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主义的冲突。我在这里把他的二十点，加以缩短，抄录在下面。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的特征是： 

她说，这个厨师在她的餐馆里干了好几年了，今年年初在一次安全检查中被要求离京。她还谈到，上次检查后这位厨师还能继续留下，因为那时还没有人核对他的身份，可最近几个月政府对北京所有的新疆餐馆都进行了检查，当他们发现这名厨师没有身份证时，便责令他离京返乡。

“哪个民族都是良莠不齐，”她说。她谈到，北京对于维族人的印象足以让她与奥运场馆保持距离；“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奥运会，再说我也不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