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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回复：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唱不同的歌！』 当然，你那些具体的话，我都直接拿来引用，然后说明自己跟您那些话很不相同的观念。很可惜，对我这些具体的观念，你未作出具体更进一步的回应。 这种思想上、理念上的碰撞，希望能在科学网这个圈子里传一传，让人知道，科学家、数学家中关于教育理念方面的想法，并不是都跟博主一样的。 也希望，将来我们的领导，能够学习西方大学的规范做法，在制度上设计好，大学生们自然会勤奋学习的。根本不用督导团来拿教师们，尤其是年轻教师们说事。 大学教师们，主业就是科研，不是教学，这从各大学的时间安排上就可以看出来。名校大学的老师，为什么一个学期只教一门课，那么大量其他时间干什么去，当然从事科研去了。 好，你身处大学，不想多做科研了，想一学期多教些课，没关系，你可以多教点，但即使如此，也绝不可以达到中学教师那种教学工作量。否则，对学生就不公了，毕竟，这是大学。

好，现在说点，年轻人出小差错的例子。 当时，有个年轻人，博士后出站，来到我系，比我晚来一年。其人文采很好，满架子的文史书籍。 但也许因为性格的原因，他在课堂上，只顾自己讲，而未注意主动跟学生们交流。 在他出事前两三个星期，走在路上，我正好问他，在课堂上，你有没有主动问学生问题，从而知道他们倒底学懂没学懂。他答，没有。（我是已经在本校教过一年书，知道可能存在这个问题，特意提醒他的） 这确实是他的不足，果然，没想到我问这句话之后，他的学生们造反了。由一些班干部发起，将问题反映上去，要求罢这个老师的课。最后，因为此事，这位有文采的年青人，被迫离开我校，去了他处。 我想，这个问题要两方面的看，首先这个老师确实有不足之处，我也很诧异，他怎么没有把文采用到他的课堂上呢。 很显然，在评议他的问题时，负责领导们都会去听听他的课，其课程本身讲的，其实没有问题，关键应该出在他高估了本校学生的水平上面，没有加强沟通，发现学生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上提出实际的、妥协的教学目标。 因此，他同样失去评职称的资格，因此主动调离了本校。 我觉得很可惜，这是本校的遗憾，失去了一位本来很有教学潜力的年轻人。 上次的例子是“督导组”的，这次的例子是源于“学生们”的。他们的一时判则，就可以这么严重地影响一个年轻人的未来。 这两个例子中的年轻老师，教学真的不好吗？第一个是督导组的判则，而来我校的实际表现，证明了那个名校督导组的荒谬。 第二个例子中的老师，确实在实践中有其不足的地方，但是，我相信，他实际上是有当一个好老师的潜力的。事实上，他教过的那些学生，当知道他因此要离开本校，前往他处时，不少学生给他写信，不乏温情之处。 甚至即使是当初挑头闹事的班干部，也直接写信给他，表示对自己行为过火的后悔之情。 学生们其实想的很少，不知道，大学里是存在一些人，吃饱了没事干，是要拿一些学生们暂时的过激行为说事的，至于具体是哪些人，其实我不是当事人，当事人自己有些解释，也不可全信。 我想，说教学，重视教学，没错，但必须澄清一些理念问题。更别说，不要轻易地拿“教学”做大棒，对年轻人动不动就挥舞：“你是个不合格的教师!” 如果一个院里，老一辈教师里有一帮这样的人，这个学院的科研搞不上去，教学就真能搞上去吗？ 博主回复：你说的这番话我完全赞同,任何人不可能生来就会教书或做科研,需要个过程,我们学院实际上多次发生过学生状告老师的情况,也有个别的老师学校要严肃处理,我们还是站在老师的角度尽量为老师说话.但这与我上篇文章谈的问题实际是两回事.以我所见过的不少学校的督导老师,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很敬业,很多方面值得年轻的老师学习. 看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些共识的份上,我就再多说几句,那篇文章想表达的是:教师不做科研肯定不行,不仅要做,而且应该做好,但前提是要重视教学,要在教学上投入精力,不能只想着科研,想着SCI,项目,而教学上只是应付.一个老师,如果对教学不用心,哪怕他科研做得再好,都算不上是一个好老师,他可以去科研院所,但不适合当老师.但如果科研不好,同样很难做一个称职的老师.现实是我们的导向有很大的问题,常常是只要科研出色,可以一俊遮百丑,那些老师甚至可以不上课,这行吗?

感谢博主给我们年轻一代一个说话的机会，专门把我的评论新置一帖进行评论。 比如我们可以逐条讨论我所讲的，第一条“还多亏有科研因素这个硬杠杠了，否则年轻教师还真不容易在“督导组”和“学生们”手下讨生活。” 不知是否有老师，年轻的或年纪大的跟我有同感。 对博主的话提出不同的想法，只是想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现实的复杂性。我有一位年轻同事，就是因为某著名大学的“督导组”，在该人博士后出站，作为年轻教师试讲的时候犯难，剥夺了他的教课权力。由此，他是无权评职称的。 他后来正好晚上有事路过我校，到我办公室玩，我直接带他找我们系主任，两个月之内就调到我系。他因为科研业绩，一进来直接评为教授（注：这个过程当然要靠我们系主任的慧眼和远见卓识）。 那么他的教书就真的不好吗？只是科研做的好？ 实际上，他来我校之后，一直给研究生上基础课，深受研究生们的爱戴。他刚准备调我系的时候，要做试讲，我也去听了，大家都觉得中规中矩，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不晓得那个名校的教学“督导组”，何以做出停人家课的决定。 这就是年轻人所面临的处境，说你行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正像博主也不是很容易就下断语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是个不合格的教师!』 所以，现实是复杂的。督导组就那么神圣，起码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例子告诉我不是那个样子。很有些人，要借所谓“教学”这根棒子，完成他们的“敲打”欲望。别人做的中规中矩的时候，都要停别人的课，更别说出点小差错的时候了。 博主回复：你说的问题不具有一般性,实事求是地说,绝大多数的督导组成员是认真负责的,当然不排除你说的那种可能性,但不能以个别说明一般,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至于我所下的断语是有前提的.不仔细读别人的文章或断章取义不应该是科学工作者的态度. 关于你说的那个年轻教师的问题,我不知是个别督导员的问题还是整个督导组的问题,有些东西还真不好说.因为我对你说的事情不清楚,不好多做评价,但你因为这件事而否定督导与学生的评价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另外,给研究生上课与给本科生上课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学校、不同类型的学生，讲课方式都可能不同，好与不好往往因对象与角度而异，不过不想再展开谈了!

例如，文章列举的一些事实： 1. 是要以高出国内教授平均水平数倍甚至十几倍的价码来引进人才，这似乎是确定了的。 2. “千人计划”的引进对象，如果瞄准姚期智、施一公、饶毅这个量级的话，引进2000人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 但是，面对这些事实，博主使用了足够的分析，或者退一步讲，思辩精神吗： 1. 教授之间工资差距过大，是否会对一个国家的大学体系，科研体系，造成致命性的危害。 2. 只有让一流“人才”做领导，他才可以再招进一流人才。如果让“二流”人才做领导，他只会招三流人才。如果让“三流”人才做领导，他只会找四流人才。既然“千人计划”想招到如姚期智等人那样的一流人才，是极为困难的，那么招进来的必然是国外意义上的“二、三”流人才。赋予这些人过重的责任和权力（想必不少会成为某级领导），对这些人，以及对国家来说，是否是好事情。 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引入西方国家，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方面的历史和现在规范做法，详加讨论。才有利于判断国内现在这种做法，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

才有利于判断国内现在这种做法，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 我的意思是，最好不要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将者，带兵，帅者，选将。怕就怕在，这个选帅、选将的过程，在起点上，在制度上已开始就错了。 那就要出比较大的问题了。所以，文科教授，应该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多讲些历史。 在历史的基础上发言，人方可信。

1. 教授之间工资差距过大，是否会对一个国家的大学体系，科研体系，造成致命性的危害。 这个，教授之间工资差距到十几倍，好像现在西方国家是没有这种做法的，不知历史上曾有过没。据讲，现在一般在3倍以内。 这种工资结构，顶层和底层差距比例极大的做法，看过报道，是在黑社会团体中比较常见。 那么，我们的质疑，“这种高差异工资结构会对一个国家的大学体系，科研体系，造成致命性的危害”就不是空穴来风了。 因为，你在科研体系的工资结构上，采取一种类似黑社会工资结构的做法，那么你会不会最终搞得，科研体系中的文化气氛，制度建设，等等相关事宜，最终也跟黑社会具有同质性。 最后，一个国家的科研体系，从工资结构开始，最后很多方面跟黑社会具有同质性，对一个国家，是福是祸，这个忧虑，是有相当理由事先提出、事先分析的！！！

归结一下，科学杂议类博客遵循的两原则： 原则1. 文章最少量地使用形容词和比喻； 原则2. 在社交性言谈和文章中，尽量不要将暂时性的矛盾、冲突，扩大化，这种扩大化，包括，更大的情绪，更大的事件，更大的抽象程度。 这些具体的科学素质和道德修养原则，确实在大学的时候，就应该教给孩子们的，当然中学更好了，但中学老师也是大学教出来的，所以问题还在大学。 以此观点，谈创建真正文明意义上的大学，谈其对中国的重要性，一点不为过，此诚为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跟其并驾齐驱的不会多过3个。 至于怎么建，那是另一个问题。要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有些博主反对施饶二位的博文，虽然被科学网置顶，其实水平不高。连这两个问题都没区分开，更不必说认识到，一个真正的大学，对建设现代文明的意义。将自己理解中的大学，想得跟中学或技校差不多，这种大学当然不是中国完成现代文明建设的必要条件了。

像陈安博士这种做法，其实本身问题也很大，文章中用了大量的形容词和比喻。 作为经受过现代科学洗礼过的研究人员，应该知道，文章中要最少量地使用形容词和比喻。 这种不规范的做法，只能说明，还是洗得少了，这是指自然科学。 即使刨去这点，从现代文明规则出发，言辞中上纲上线的讲法，也说明缺乏相应的现代文明素养，即，不要将暂时性的矛盾、冲突，扩大化，这种扩大化，包括，更大的情绪，更大的事件，更大的抽象程度。 科研人员尤其容易犯最后一点，因为他们平常科学研究就是干这个的，窥一斑而知全豹，这种思维方式对科学极为有益，即使具体阶段发现具体结论是错的，也对整体研究有益。 但不能把这种思维方式，用到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上来，那样会家不像家，国不像国。

以此二博文原则为观点，文人之间，不是不可以打架，但是要打的有水平。北京老一辈，还讲究“骂人不吐脏字”呢，更何况是经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科研工作者。 以此观念，这种利用比喻和形容词，将科研同事往形象不佳的社会人士上引的行为，实为不雅，故意恶心别人的做法，实为不善。 海龟和土鳖没有天生的矛盾，利用比喻和形容词，将暂时性的矛盾意图在情绪上扩大化，实为不智。 其实现代文明的一些基本原则，对中国的普通人群亦是非常需要的，官僚人群则更加需要，这就得靠大学里的老师和科研人员，意识到，做到，把它传递给学生们，熏染给官僚们。 看博主李小文先生文，对陈安博士的做法，也采取实为欣赏的做法，定位为“话糙理不糙”，实在说明，这些基本的现代文明规则，在当今的中国是多么的缺失。

[5]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6-24 10:24:01]    『右脑主要具有想象、艺术、综合等功能，而传统学校主要培养左脑发达的人，左脑主要具有语言、分析、逻辑思维能力，而这些能力正快速被电脑代替，有远见的家长应当尽力矫正学校过于偏重左脑的教育，使孩子全面和谐地发展。如果你今天不早做准备，未来社会发展就会惩罚你的孩子。』 这些话，说的立论不足，语言能力，不管是自然语言能力，还是数学语言能力，都是不可能被计算机替代的。另外，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仍然属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强将语言能力，归为左脑，实际上不过是名词障尔，因为现在没人能看清大脑的运作。

[4]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6-24 10:15:53]    有错字，还是改一下吧： 我们将会看到这个猜想作为坏消息的另一面： 即是，这些"文革阴影"一代的家长们在他们强迫他们小孩学奥数，推进社会奥数大潮之后，现在，他们的小孩现在已经大多上大学了。而这些家长们，其中佼佼者，正在走向领导岗位。 那么，就会有一个很自然的发问，他们会不会像当年逼迫他们自己的小孩进入奥数大潮一样，现在逼迫自己领导的单位、事业、人员去赶另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大潮。

3]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6-24 10:13:02]    另外，我曾经在博文中猜测，奥数潮流行，跟那些家长们经受了“文革阴影”有关，这些“文革阴影”产生出“强迫症”和“急躁症”的病状。 如果我这个猜想正确的话，那么“奥数潮”将会降温，因为随着下一代父母的到来，他们将会更多地采纳现代文明规范，接受“不强迫”，“不急燥”的现代文明习惯。 希望这个猜想是正确的，不过“奥数降温”只是这个猜想的好消息的一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猜想的坏消息的另一面： 即使，这些"文革阴影"一代的家长们在强迫他们小孩学奥数，推进社会奥数大潮之后，他们的小孩现在已经大多上大学了。而这些家长们，其中佼佼者，正在走向领导岗位。 那么，就会有一个很自然的发问，他们会不会像当年逼迫他们自己的小孩进入奥数大潮一样，现在逼迫自己领导的单位、事业、人员去赶另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大潮。

[8]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1 3:18:27]    『博主：成立全新的交叉学院并以此为基本管理单元实行滚动式发展和更新。』 说到点子上去了，哪个大学若能以此为重点，必然会走出先手棋，占据大学发展制高点。 将此帖收录到diigo group中，featured 精华贴。 http://groups.diigo.com/mathcoffee/bookmark/tag/大学建设

10]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1 3:33:47]    在学部和工会，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如此才能建立交叉机制。如果仅是重新设立新学院，则很容易步入原有的管理套路，而那种套路，对于需要灵活反应的交叉学科来说，是不适宜的。

[14]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2 3:35:54]    『学部+工会意味着双倍的工资，也意味着双倍的学术休假，实行起来，想去的未必会少。』 这个思路，如果结合当前现实实行，恰有可能产生李小文老师所说的那种“学术特区”功能。 可将新增出的工会中某一Institute或Lab（也可是学部中新增的某一Center），作为学术特区，强调其准入机制，并不是大学原有科学家想去就去的。 保留原有机构，除前面所述真正产生交叉机制的好处，对于当前现实来讲，还有一个好处就在这里，有可能形成学术特区，而随时间推移，特区效应又能在全校范围内扩散。 没有交叉机制的“特区”，只不是是行政领导的高价玩具而已。

去年，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发布了"2007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香港科技大学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都位于203-304名之间。也就是说，这两所学校的综合实力不相上下，均属于第三梯队。不过，一位留心观察的学者在两所学校各访问过几个月，就会感受到两地学风的显著差异。科技大学的学生在课堂上往往一言不发；梅森大学的学生常常抢不到发言机会。科技大学的师生习惯于墨守成规，他们的研究课题很少跃出主流领域之外；梅森大学的师生喜欢标新立异，海阔天空的想法在这里经常受到鼓励。科技大学的教授们平常总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很少和同系的老师交流，更不必谈跨系合作了；梅森大学的教授们则走动频繁，他们不仅和本院的学者常常碰头，而且不时发表与其他院系教授合著的论文。 提起香港学者，我们马上会想到张五常、郎咸平和丁学良诸公。这几位先生好发惊世之语，经常受到中文媒体的争议和追捧。其实他们三位只是特例，远远不能代表香港学人的众像。我甚至怀疑，这几位"公共知识分子" 正是因为在香港憋得发慌，才跑到内地媒体上鼓动唇舌的。香港的大牌学者享有言论自由，却更可能在大陆找到听众。笔者曾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读过两年书，对该校学术气氛的印象，只合用"保守规矩，差强人意"八个字来概括。事实上，这种沉闷学风弥漫在整个香港学术界，科技大学只是尤显突出罢了。

尽管香港学者享有言论的自由和资讯的便利，这座城市的其他氛围并不利于研究事业。由于紧促的城市布局和长期的殖民统治，香港社会条例繁多，管理严格。这一方面固然保证了规则明晰，维持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等级秩序，疏远了人际关系。中国人本来就承袭了父权制的传统，英国人的管治更是变本加厉；两者一同造就了香港人温顺保守的性格。香港人的这种"乘孩子"性格也渗透到了学术界，以至于北京的学者王小东挖苦他们搞的是"管家学术"。在香港的大学里，自由平等的讨论空气很难形成，年轻人参与讨论的劲头还不如中老年人，而讨论会（seminar）的频率和规模也逊于美国的大学。

作为中西文化混杂的城市，香港不乏多元性，却缺少一种整合多种文化的亲和力。笔者在科大即发现，香港本地教授，大陆教授和外籍教授三足鼎立，各自抱团，只在自己小圈子里活动，相互之间很少往来。有位洋教授告诉我，他在香港呆了多年，依然有客人的感觉。学者之间如此隔膜，怎么可能促进学术交流？

夏志宏 1962年9月出生于江苏东台，1978－1982年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学习，1988年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数学系。他26岁的博士论文解决了早在1897年提出悬而未决的Paul Painleve猜想。他是1993年美国总统奖（青年研究者奖）1993年布拉门塞尔纯数学奖1995年马里兰州大学应用数学Monroe Martin奖得主，美国西北大学终身教授研究方向：哈密尔顿动力系统，天体力学夏志宏在上大学时就对N体问题产生了深厚兴趣。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了美国西北大学跟随萨瑞从事N体问题的研究。等到1988年他获得博士学位时，在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中他宣称他已经找到了一个五体问题的解，这个解会在有限时间内产生一个非碰撞的奇点。这样一个惊人的结果被一个二十几岁的学生获得了，几乎所有人的第一个反应都不是惊喜而是怀疑。事实上夏志宏证明的初稿中确实存在表述上的缺陷,某些关键的证明也有值得推敲之处。在这篇几乎长达百页的文章被投稿到最著名的数学杂志“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两年后，夏志宏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审稿的人无法判断他的证明是否正确，但确实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夏志宏并不气馁，他继续改进补充他的证明，又把修改稿投了上去。这时的数学年刊这篇稿件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瑟尔。在1991年秋季学期，马瑟尔在普林斯顿组织了一个讨论班专门讨论夏志宏的论文。在学期结束，马瑟尔得出结论：证明是正确的。论文发表在1992年的数学年刊上。庞勒维猜想终于被彻底解决了。夏志宏在毕业后曾在哈佛大学和佐治亚理工大学先后任教，1994年起他又回到了母校西北大学任数学系的正教授，2001年起任潘克讲座教授(Arthur and Gladys Pancoe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在解决庞勒维猜想后，夏志宏又在动力系统领域做出了许多其他的重要贡献。

知无涯者:拉马努金传 Douban.prettify_form(document.getElementById('ssform')); 放在你的blog里! 译者: 胡乐士等作者: 罗伯特·卡尼格尔ISBN: 9787542829795 ［十位: 7542829793］页数: 499定价: 33.3出版社: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装帧: 平装出版年: 2002-10-1 把这本书加入我的收藏我最近在读我读过我想读  我来评价  评价汇总   ███████   12   ███   6             记录、分享你的书、音乐和电影，请先登录或注册 快速注册 你的email地址: 请填写email 用于确认你的身份, 豆瓣绝不会公开你的email。 给自己设一个密码: 请填写长度大于3的密码 你需要用它登录, 请使用英文字母、符号或数字。 给自己起一个名号: 起个名号吧 中、英文均可。 简介   ·  ·  ·  ·  ·  ·  　　1913年，印度一位年轻无学历的小职员拉马努金写信给大名鼎鼎的英国数学家哈代，请求这位学者对他关于数学的若干思想发表意见。哈代看出此信出自一位天才之手，就想方设法安排拉马努金来到英国。于是就开始了一种有史以来最难能可贵也最富有成果的合作。 　　 作者怀着对丰富多彩而引人入胜的细节的高度热情，把我们从印度马德拉斯的庙宇和贫民窟引到英国剑桥大学的庭院和教堂。在那里，虔诚的印度教徒“直觉王子”拉马努金与严格而又怪僻的“证明使徒”哈代并肩验证他的光辉理论。拉马努金高强度的创造性贡献使他付出了代价：他去世时年仅33岁，身后留下一份使人着魔的、深奥的数学遗产。直到如今，人们仍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其中的秘密。 　　 本书是美国最畅销书之一，曾获1992年“美国书评界传记奖”。 　　 　　 　　目录 　　-------- 　　第一章 寺院里的清凉(1887～1903)11 　　第二章 遍尝欢乐(1903～1908)43 　　第三章 寻求赞助人(1908～1913)77 　　第四章 哈代(G·H·哈代～1913)119 　　第五章 “谨自我介绍如下”(1913～1914)175 　　第六章 拉马努金的春天(1914～1916)219 　　第七章 英国的严寒(1916～1918) 　　第八章 “健康状况尚好”(1918以后) 　　尾声作者简介   ·  ·  ·  ·  ·  ·  　　罗伯特·卡尼格尔，科学作家，曾获格雷迪—斯塔克科学写作奖，是《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等书的作者。作品散见于多种刊物，其中有《纽约时报杂志》、《文明》、《今日心理学》、《健康》、《科学》等等。他定期为《纽约时报图书评论》和《洛杉矶时报》写书评。卡尼格尔还是巴尔的摩大学耶鲁·高登文学艺术学院语言、技术和出版设计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曾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执教新闻文学。

博主此文，最好是发在科学网博客上，那里的博主都是大学教师。另外，不知博主在写此博文时，是否读过新颁布的《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此章程从文字上和以前有何不同。博主此文，以及那个新章程，对执行的细节均有所忽略： 学术委员会委员们是如何产生的，《章程》是用分级选举制（校级，学部，学院），而非如美国总统和议员的那种直选制。这样的话，学院级学术委员会的产生，就至为重要。《章程》只言“由所在系所、学科全体教师推荐或民主选举产生。学院学术委员会应有不少于2名院（所）外相关学科的具有一定学术声望的教授参加，不占定额席位。”行文过短，未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的选举方式，而这，必须是由学校推动的，普通院系很难做更大力度的选举方式的改变：1. “推荐或民主选举”，本身就是极为含糊。2. 选举前，候选人需不需要在竞选演讲。3. 具体的选票规则？类似这样的问题，在《章程》中不少，很多细节不足，使得真正的操作容易流于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有摸石头过河的提法。但是，造飞机必须用设计好的图纸，否则飞机是不可能造出来上天的，更何况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大学系统。《章程》即是图纸，吉大的还是过粗。另外，吉大的改革还是准备从现有框架中突破，实际上学术委员会，是从教授们中遴选出来的。目前国内大学，教授会未真正建立，学术委员会其实应该改个名字，叫做教授理事会，是教授会的核心机构，称做理事会，一是可以跟将来的校友董事会对应，另外一个是，其管的事，不应该止于学术。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先后次序的约束。我同意格林斯潘的看法，美国的经济复苏要靠房产市场的复苏。不知格老怎样想，我认为搞起楼价会替毒资产减「毒」，此关一过，经济复苏可以预期。以通胀搞起楼价不是实质性的，但对重要的减毒会见效。我认为美国今天面对的困难是不可以先搞起经济然后让经济推动楼价。我曾提出的微观方案——例如撤销最低工资——政治上不可行。纵观上述，余下来的办法就是先搞起通胀。后患当然有，善后不易，但博得过。既然没有其它选择，非博不可。

这就带来我最后要谈的Kenneth E. Scott与John B. Taylor的一篇文章（大约七月二十发表）。前者是史坦福的法律教授，后者是史坦福的经济教授。他们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毒资产那么难清理？》。两位大师双管齐下，他们的论点是美国的金融制度复杂无比，要清理必须大幅增加其透明度。这点我早就意识到，但细读该文我还是感到天旋地转。大致上去年雷曼兄弟事发后我的猜测没有错：借贷与抵押的比率（我称为浮沙指数）太高，衍生工具与保险合约纵横织合，纠缠在一起，是以为难。

读者不妨找该文细读，读得精神错乱可不要怪我。这里要说的，是美国的曾经被认为是伟大的金融制度不容易修改挽救，基本上不应该保留。然而，拆除然后重建会损害很多金融专才的利益，而在这大事改革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少麻烦。这制度不可能出自市场的自由演进，也不可能出自政府的悉心策划，而是二者混合的惊世败笔。我恐怕将来美国的经济史学家要为之而感到此恨绵绵无尽期。   我敢说，任何金融制度，需要一个法律学者与一个经济学者联手才能大略解通的，皆不可取。

《束星北档案》一书中认为束星北、王淦昌、竺可桢都是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1949年以后，王、竺成就很大，而束由于政治原因受尽折磨。我认为，束与王、竺不是一个类型的科学家。王淦昌先生和竺校长确是终身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他们热忱地关心科学前沿，孜孜不倦地在探索科学问题。束先生就缺乏这种专心致志的精神。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三年级时（1941年春夏），一位四年级同学兴冲冲地告诉我，他最近帮助束先生进行一项重要研究，要证明中子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的，计算所得的结果，与实验数据完全一致。果真如此，当是物理学中一大突破。但我给他泼了冷水，因为根据自己上大学后三年来从英美的科学和物理学刊物中了解到，当时公认的中子的质量数值，与1932年发现中子时所测定的质量数值差距很大，它比质子与电子质量之和还要大，因此，早已有人断言，中子不可能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于是他和束先生去请教专门研究核物理的王淦昌先生。王先生的意见同我一样，认为他们所根据的数据早已过时了。当时束先生说了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抗战以后我就不看杂志了。”就是说，从1937年以后这4年他已不看科学刊物，不关心科学前沿了。显然，他不像王淦昌先生那样心思都用在科学探索上。也就在1941年，王先生提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建议，随后有人据此做了实验，使中微子的存在得到肯定的实验之证。这项工作是 1942年国际物理学的重大成就之一。

同时，在对待财产和金钱问题上，他也不像王先生、竺校长那样超脱，而是比较看重的。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1940年3月他父亲病逝，他回家乡奔丧。 1941年夏他母亲又去世，他又回去奔丧，一直到1942年5月才回浙大。他回浙大后告诉物理系师生：他原来不想回浙大教书，在奔丧后，把家里的财产都卖了，买了股票，想靠炒股票生活。不巧有大批（有2.5万人）在欧洲被驱逐的犹太人流亡到上海定居，他们会做生意，更会炒股票，束先生炒不过他们，结果全输了，不得不回学校。他说得很激动，并大骂犹太人（我对犹太人却一直有好感）。

　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刊出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说自己于1928年5月去拜访爱因斯坦，随后在他身边当了一年研究助手。我读后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束先生在浙大将近30年从不向物理系师生提起这一光荣历史？但我相信束先生为人耿直，不会说假话，也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很高兴地给束先生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经历了16个寒暑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寄给他，诚恳地向他请教。想不到他回信冷冰冰的，只说一句，我把这几本书“束之高阁”，接着说他现在是真正佩服共产党了，因为知错能改，并附了一首表明心志的古诗。这封信很使我纳闷，因为我所认识的物理学界前辈对《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都很重视，而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束先生为什么对它没有一点兴趣？那里我工作很紧张，没有心思去深究。现在明白了，他感兴趣的是自己虚构的爱因斯坦，对真实的爱因斯坦则敬而远之。

人物介绍： 人工智能的创始人之一——西蒙（Herbert Simon）    这位犹太人最大的贡献还不限于人工智能。他在1958年获得了心理学领域最高奖——心理学的杰出贡献奖；1975年获得计算机领域最高奖——图灵奖。最令人称奇的是1978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了世界上第一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1986年他还获得美国总统科学奖——科学管理的特别奖。这真是当代少有的高深莫测的博学杂家。       西蒙在自传《我的生活模型》一书中这样描写他自己：      “ 我是一个科学家，而且是许多学科的科学家。我曾经在许多科学迷宫中探索，但这些迷宫并未连成一体。我扮演了许多不同角色，角色之间有时难免互相借用。但我对我所扮演的每一种角色都是尽了力的，从而是有信誉的，这也就足够了。” 1972年7月西蒙随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代表团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后又9次来华访问。他是中美科技协会美方主席（当时中方主席是周培源）。1994年他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为表达对中国的感情，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司马贺”。 2001年2月在一次不很复杂的手术后西蒙去世，享年85岁。 西蒙虽然荣获了象诺贝尔、图灵等世界顶尖大奖，但他非常平易近人，与普通人没有两样，我们经常可以在走廊里和电梯里遇见他。他见我们是中国人，显得格外热情。沈为民结婚时，他带着夫人来作证婚人。他没有其它冠冕堂皇的行政职位，只有一个职位：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终身教授。

我以数学物理所方程组为例。方程的研究方向哪来的，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记得是1986年我来当时的数学物理所当所长时，我们自己不好定，数学物理所的方向，就开了一个洪山会议，我们就把全国最好的、第一流的数学家请来，有李国平院士，吴文俊院士，许国志院士，陆启铿院士，林群院士，李邦河院士等，还有王柔怀教授，齐民友教授等，把他们请来帮我们确定未来研究的方向。所以这个方向不是随便定的，也不能随便改动。方向这个东西就怕随便改，一旦改了就前功尽弃。到一定程度了需要改，要么是我们自己知道这个方向没有前途，或者是我们要往更高的、更有效点的地方发挥作用。这些是自己知道要改方向，否则，你指挥他改方向，是揠苗助长。所以我们要深深吸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洪山会议的确帮助我们取得很大的成绩，如果没有这个方向，搞什么？知道了这个方向我们培养了很多人，比如朱熹平啊，他用他的强项搞几何，他搞几何靠的就是偏微分方程，他的几何不比别人强，他自己讲的，很多工具就是在我们武汉数理所受到的训练，他在武汉数理所做偏微分方程最后拿到杰青，后来搞到几何上，恰好和偏微分方程联系上了，他这个东西比搞几何的人强，这就是他的一个特长。所以他能把这个Poincare猜想完整证明。

这就说明武汉数理所，我们这个方向定下来以后是行之有效、有成就的，这个方向我们还有很多强人：陈贵强现在是海外杰青、长江学者，在守恒律方面在国际上有极高声望；陆云光现在在哥伦比亚，还拿了个院士；曹道民，“百人计划”入选者，杰青；黄飞敏,王振都是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他们后面做的方程是等温流，等温流做得极好，我自己觉得他们那个东西比我们等熵流的工作还要好，为什么？简单。他们的工作，整理以后都可以写到教科书上去。SIAM，叫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给了他们2004年的奖，从2004年算起，2001，2002，2003前三年，SIAM所有的十几本数学杂志，里面所有的文章，选一篇理论的，做得好的，评一个奖，一篇计算类的评一个奖，还有一个应用的。他们就是那个理论的奖，说明人家欣赏他们的这个东西，也说明我们这样做下来肯定有成绩，而且我们这是一个系统，很多出去的都是骨干。所以就是按照我们那个方向做，不要随便触动它，就像说的，数学伯乐和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认识人才，解放人才的人不常有，因此我们就要注意，不能随便瞎指挥，人才要爱护，方向也要爱护，不能随便给他打断，我们过去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刚提到Yang-Mills方程还有Navier-Stokes方程都是很大的交叉问题，如果对物理很感兴趣，我建议可以搞搞Yang-Mills方程看看，那也是有可能出大成果的。所以说Navier-Stokes方程我们一直在干，从50年代一直围绕着，不管是压缩的不可压缩的，粘性的或者没有粘性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还要坚持，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放弃，从根本上对我们国家有利。

　贝尔是美国重要的数学史家。他的这部《数学大师》是介绍数学史和数学艺术的经典著作。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数学发展的历程，从古希腊的几何学，历经牛顿的微积分学，再到概率论、符号逻辑等等，都有详略合宜的叙述。同时，本书又告诉我们，数学家并不是一群躲在象牙塔内冥思苦想、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他们除了智力过人以外，也和我们一样，有着世俗的欲望和追求，经历着常人的喜悦和苦恼。全书以历史上30多位数学大师的生平为主线，分章讲述了他们的杰出贡献、性情喜好和生活轶事。 　　　　最后，《数学大师》也是一部思想史，追述了从古代到20世纪数学思想的伟大发展。它以清晰的笔触、幽默的手法，对复杂的数学思想作了巧妙的分析和论述。无论是数学专业人士，还是一般读者，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许多有关数学和数学发展史的知识，而对那些久闻其名的大数学家，也会有更真切的了解。

　埃里克·坦普尔·贝尔(Eric Temple Bell)1883年出生于苏格兰的阿伯丁。早年就学于英格兰。1902年到美国，进斯坦福大学学习，l904年取得文学士学位。1908年在华盛顿大学做研究生，兼事教学，1909年获该校文学硕士学位。1911年进哥伦比亚大学，1912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回华盛顿大学任数学讲师，1921年成为教授。1924年夏～1928年夏任教于芝加哥大学，1926年上半年任教于哈佛大学，随之受聘为加州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 贝尔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数学协会主席，美国数学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副主席，《美国数学学会会报》、《美国数学学报》和《科学哲学》编委。他曾获美国数学学会的博歇(Bocher)奖。其著作除本书外，还包括《紫色的蓝宝石》(1924)、《代数的算术》(1927)、《揭穿科学之谜》和((科学的皇后》(1931)、《命理学》(1933)以及《探索真理》(1934)等。 贝尔在其最后一部著作《最后的问题》出版之前，于1960年12月逝世。

找对象是人生大事，因为眼下社会太复杂。原则是一则人品要好，不花言巧语；二则要有文凭，知识改变命运，有文凭才有前途；三则爹妈要好；四则时间是试金石，日久见人心嘛。

周恩来5岁时即进入塾馆，而当时在淮安已有12所新式学堂。入塾之前，嗣母陈氏已教周认字念诗。陈氏教育手段很特别，每次周认识一个字后就装进一只小柳斗里，这只柳斗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

新的课程体系实行“3+2+3”培养模式，即3年本科学位、2年研究生学位和3年研究生与研究类高等学位。具体来说，在课程体系方面，我们将原来复杂的本科学位体系综合成6个：人文、理学、经济、生物医学、环境、音乐，我们将其称为6个“新生代”本科学位。

我们认为，大学的改革必须应对时代的挑战，而足够深度和广度的课程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墨尔本模式”的主要特色和优势是追求课程的广度和深度，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国际化和交叉性融合。

。     我有一位老师，人很聪明，课讲得很好，很受学生欢迎。他在上课时向我们讲了他的亲身体验：“某某教授是我的老师，他是很有教学经验的老教授，课讲得很好，学生很容易听懂，他讲的课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别的班的学生也跑来听课，大教室里常常坐得满满的。可是他没有搞过科研，把科研看得十分神秘，高不可攀。他说：‘要搞科研，必须把大学的普通物理彻底弄清楚，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搞不懂，怎么能够搞科研呢？’我听信了这位老教授的话，花了多年的时间去深入钻研普通物理，人到中年，还停留在普通物理的水平上，把科研看得高不可攀，而有些同班同学都出了不少科研成果了。”后来他去了别的大学进修，才给我们开出高年级的课程。他坦率而又心情沉重地说：“这位老教授害了我。”当时这位老教授正担任领导职务，他居然不怕得罪他的顶头上司，直言不讳受了他的害，不是有切肤之痛，是不可能毫无顾忌地随便向自己的学生倾诉心曲的。他的这番肺腑之言，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跟着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年青教授搞科研，发表了论文，升了副教授、教授。由此可见，有学术成就的教授讲低年级的基础课，对于引导入校门不久的学生走上正确的道路，是多么的重要！

宾大规定，任何一位教师都不能老教一门课，每隔三年就要换另外的课上。他们认为，一个教师常年只教一、两门课，牵涉面小，知识面窄，缺少联系，没有活力，不可能讲得很生动、有深度，难于启发学生产生联想，拓展新思路。所以，没有一位教师是一辈子只教一两门课的，每一位教师都教过多门课程。助理教授也可以教高年级的课程。

蒋介石用人有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即既要是人才又要是奴才，两者缺一他是不用的

　而在大学中，我们要做的几件事情就是：第一，把自己的知识结构打造完整；第二，就是要在大学里尽可能的多交朋友，因为你终身的朋友、合作者一定来自于你的大学；第三，如果有可能的话，在大学里谈一场比较专一的恋爱

去年北京大学让我给所有北大新生做开学典礼的时候，我给他们强调一句，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谈恋爱，而且谈恋爱也不用害怕失败，因为自杀也自杀不了，未名湖就那么浅，跳下去还能爬起来；

北大各个系的同学都要学两年英语，结果北大急缺老师。而一些优秀的毕业生都去了外交部、经贸部，工资又高。后来我们系主任急了说，最后5名给我留下来。留下来的5个人现在都变成博士生导师了，可见现在北大教育质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