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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2 3:20:27]    所以， 『博主：要面对两种评价体系和有了“退路”后增加的行为上的“反复”等等』 这正是交叉机制的魅力所在。交叉正是需要有『行为上的“反复”』的可能性，才能真正实行之。

[12]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2 3:13:06]    『博主，- 交叉学科其实是个令人担忧的行当，怕的是两头不着杠，全靠教授自愿很难。要想做成必须连拉带推』 大学是应该讲究不强迫、不急燥的现代文明精神的地方，如果数学系教授觉得好，自然会在交叉学科上发展，觉得不好，再回到自己数学系搞基础科学，这种自由度，没什么不好。 博主可能是做应用出身，对数学这种基础学科的系的运行规律还不是特别了解。 另外，双管理制，才能保证交叉机制的长期实行。 至于博主所担心的教授自愿问题，可以通过准入机制来解决，实际上学部+工会意味着双倍的工资，也意味着双倍的学术休假，实行起来，想去的未必会少。真正要注意的反倒是准入机制，临时成员以及永久成员的评定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良性实现教授会中的核心机构理事会。 基础学科的人需要交叉学科增进灵感，像很多交叉型学科中的科学家，何尝不需要提高自己的基础科学素养，但是如果他们老是呆在交叉型学院和实验室，很难有心境沉下来学习基础数学，基本上都是采用用到什么学什么的态度，我们发现，这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应用学科总上不去的原因之一。 将工会和学部分开，就意味着，应用科学家也可以反向地到基础学科，成为其临时或永久成员。国外一些顶级应用科学家，完全具有在数学系得到永久成员资格的水平，反观国内，情况则不是很理想。博主的建议，仅是单向的，而我的这种建议，是双向的，可能反而实行起来，会更好。 实际上，国外大学的一些做法，已经表现出适应交叉学科发展的特点，如国外的医学和法律等专业，只有研究生，没有本科生，那么大量的基础专业本科生进入这些交叉型学科继续研究生学习，自然就会产生学科交叉的好处。 我的提法，有点超前，全世界大学还没有一个是这样的，只有前述剑桥大学有类似的通识-专业交叉做法。可能需要深入思考，欢迎提供建议和指正。

博主回复：8、9、10一并回：很有意思的讨论，有深度！考虑建立规模小但有更新能力的学院目的就是增加灵活性，学部和工会的并行也是个有意思的思路，但操作难度可能更大，譬如保留两个“户口”有其难处 - 要面对两种评价体系和有了“退路”后增加的行为上的“反复”等等，个人觉得还是“直来直去”的好。取消“系”这个运行单元还是可以操作的，我原先所在的交大药学院就坚持不设系 - 我们自嘲为“没戏”，课题组间的交流合作比较顺畅。另外一点个人经验 - 交叉学科其实是个令人担忧的行当，怕的是两头不着杠，全靠教授自愿很难。要想做成必须连拉带推 - 所以我考虑用学院为操作单元来做会比较现实一些。总之都是自己以前工作中的“随想”，抛砖引玉吧 - 很欣赏您的这些想法！

[9]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1 3:18:39]    『博主：举例来说 - 将一部分数学、物理和工程类专业学科组或教研室与医学或生命科学学科合并』 但是，博主出的主意，却不敢苟同，貌似仍属旧的思维下的做法-形成某个固有单位，而实行之。 也许交叉制度需要更加灵活的做法。 实际上剑桥大学的Department(学术专业)和College（学生管理）制度，就是一种交叉制度，不过是在学问专业和通识文化之间的交叉。这种交叉，并不是要把原来的系打散，然后只留存下College，而是二者并存，才能谈及交叉。 对于学科之间的交叉建设，应该是类似的道理。基础科学的Department-School，仍然应该存在，不应打散。即使数学系教授从事于其他交叉学科研究，也仍应在数学系保持其永久成员资格以及日常贡献。 我的设想是这样，在大学设立学部（School-Department）和工会（Institute-Laboratry）两大体系，学部负责基础学科的专深，工会（先用这个词，非传统意义）则负责应用学科的进步。 在学部和工会之间，进行交叉的表现就是，一位科学家，既可以在学部拥有职位，又可以在工会拥有职位，而想要成为该校永久成员，则必须至少在二者之一，具有永久职位。 那么什么样的学科，适宜归属到学部，什么样的学科适应归属于工会呢？ 比如，数学系这种基础学科，就适合归属于学部，而生物系则适合属于工会。 实际上，人类历史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发展出了三大语言，自然语言，数学语言，音乐，语言是最基础的科学工具，因而会相应地产生出三大学部： 文理学部 数理学部 乐理学部 而人类在历史和科学上，也相应地发展出三大任务，不妨用带点道家色彩的词语来说，就是： 仿真 修真 务真 如计算机学科就可算是是仿真范畴，生物和医学算是修真范畴，政治法律乃至建筑学算是务真范畴。这些都属于交叉学科，随着科学的进步，需要越来越多的数理人才、文理人才、乐理人才投入其中。 学部可掌管学校的（单人）办公室的分配权，因为做基础学科的人，往往是单打独斗的。而工会则可掌管学校的实验室的分配权，交叉学科当然得是把人汇在一起，不能单打独斗。 那么一个科学家，在大学里就有可能具有双重身份。其待遇优惠可以跟休假（Sabtica）制度相联系。即，如果只有一重永久身份，则采用6年+1年休假方案，如果有二重永久身份，则采用5年+2年休假方案。这种吸引力对于大学教师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当年选择从事大学工作，很多人看重的就是大学工作时间的自由以及充裕的寒暑假时间。

博主回复： 以前说“艺术”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后三个评论就逊色了，想法明显偏离出可操作的范围，有点“乌托邦”的味道。 双倍工资和双倍学术休假不现实，把大学办成高干疗养院，还由纳税人来买单么？我说的“交叉学科之不容易推动”是来源于我在中国高校和现在美国工作的实战经历，以后高水平的交叉研究在国内逐步做起来后会有很多人（尤其是领军的）有这种同感，很多人（包括我本人）首先会想到“双向”以及“学校应该是个学术自由的地方”这些基本理念，但束缚我们突破能力的往往也是一些基本理念。如果让我来实施一个全局性的“交叉学科”机构设置我会毫不犹豫地用“单向”的办法，这里不会有来去自由的“魅力”可言，或者说真有“魅力”的话也是发生在后面，发生在你把多个学科带头人“安置”在同一屋檐下并让他们长期地在这个物理空间交流和讨论以后。当然很多人不同意这种“激进”想法的话我也不会奇怪，毕竟这是理论式推演嘛。 昨天我们NCRC这里开了三个平台合作的讨论会，下午2点一直开到晚7点 - 我负责的平台还马马虎虎，另两个似乎有无尽的问题和抱怨，想把来自于不同领域甚至是不同大学的资深教授捏合到一起做点事真不容易。最后主持会议的杜克大学副校长Robert Califf说了句很“怨”的话 - “我让全球范围内60家医院的医生们坐在一起讨论临床研究要比这容易多了，让几个科学家坐到一起并培养出点共识出来太难了”。我把会场上的这句“闲话”拿来和你共勉。最后，我的观点是能前瞻性地考虑点问题总比不考虑或没思路要好 - 尽管你我是在多管闲事，当几分钟“民间教育部长”。建议你把你一些思路整理一下成文，给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域的杂志发篇论文，在更广泛的层面做讨论。

[15]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2 6:04:05]    『有点“乌托邦”的味道』『我的观点是能前瞻性地考虑点问题总比不考虑或没思路要好』 确实如此。 不成熟的想法，总比不考虑要强。中国改革确实面临很大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历史上积累下的前瞻性思考和讨论不足。 『机构设置我会毫不犹豫地用“单向”的办法，这里不会有来去自由的“魅力”可言』 那就不是交叉了。你所举的实际操作问题，其因并不在“自由”，而在于你们的核心成员的准入机制，如果准入机制不做好，就是强制性“单向”也没有用，国内大学不早就是这样吗，前几年，连正常的校级人员调动都不准，户口还要另办。 建设大学，一定要按大学精神来办，不能以局部和表面的效率，来否定“不强迫、不急燥”的现代文明精神。 『长期地在这个物理空间交流和讨论』 这个很对，所以交叉机构要有实验室（教室）分配权，目前国内一些大学设置了一些虚拟的交叉机构，效果应该不够，顶多是又来一个分钱的渠道而已。但是，这个物理空间的建立，跟自由和双向并不矛盾。实际上，自由和双向能帮助学术特区的建立一个很好的淘汰机制，前提是其核心永久成员的高水平管理。 如果没有高水平管理，就是单向和强制性，也徒呼奈何。精神属性越高的工作，越是这样，因为你没办法强制一个人做出好的科研。 『双倍工资和双倍学术休假不现实，把大学办成高干疗养院，还由纳税人来买单么？』 不知剑桥大学是如何实行他们的工资制度的，剑桥大学的教授，角色既可能是一个系Department的教授，又可能是一个住宿学院College的成员，不知工资如何计算？ 实际上，双倍工资是可能的，正好可以配合“学术特区”想法，解决目前大学教师工资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你肯定知道，学术休假跟旅游休假，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赋予大学教授科研自由的一种方式，并不是疗养院制度。 其实，你所担忧的还是信任问题，大学教师值得纳税人信任么？如果答案为否，当然要建立一套完全不同于现代大学精神的另类大学。 而我的提议，是建立在准入机制健全的基础上，即只有永久成员才能享受学术休假制度。 实际上，直到现在，不知中国哪所大学是真正实行了学术休假制度的。

[17]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2 6:49:43]    加一句：而不鼓励科学家的求异思维，后者正是科学发展的最重要动力。虽然后者的实行，也会付出相当的代价，博主的亲身感受肯定有相当部分来源于此。 但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如果主持人感觉到这个代价极高时，超出了可以忍受的范围时，他要做的不是去否定“不强迫、不急燥”的精神，他要做的恰恰是，解散他的大项目组，将其管理范围做小到自己容忍的范围。 这种“自毁武功”做法，在传统的学院机构中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也是我反对博主的具体操作建议的原因所在，不管是其抽象性的态度，还是具体的做法----单向性地把基础学科，分划到交叉学科中去。 实际上，我支持双向性说法的一个假设是，现在的应用科学家，很有必要提高自己在基础科学上的素质，尤其是中国科学家，我不相信，就凭中国大学那种理工科数学教学体系，能够教出基础科学素质够格的顶级应用科学家。 这个问题，在国外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所以，我的这种学部-工会的提法，真的是“乌托邦” ，起码只有剑桥大学有相似的双轨制交叉体制，但通过理性的探讨，做些“乌托邦”式的前瞻性思考，对于科学家来说，也是一种乐趣。

16]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2 6:34:58]    『我说的“交叉学科之不容易推动”是来源于我在中国高校和现在美国工作的实战经历，以后高水平的交叉研究在国内逐步做起来后会有很多人（尤其是领军的）有这种同感，』 这恰恰再次说明，交叉学科需要另外一个管理方法，不能为了交叉而交叉。你所举的亲身事例实际上也就说明，关于交叉科学的管理，即使在美国名校也尚未有很好的解决之道，容易落入行政性思维之中。 实际上，相比于实干家、企业家，科学家不容易形成共识是一件正常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好事情。没有共识，就先别急着成立大项目，各自先找有共识的形成小项目进行探索就是了。 这些，跟交叉科学无关，实际上倒是更多地关于学界政治和学界经济，为了大额经费的申请成功，容易让团体实行强迫性求同的一些做法，而不鼓励科学家的求异思维，后者正是科学发展的最重要动力。 交叉科学并不意味着对大项目的无条件赞成，小的交叉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尤其当后者更拥有相同的愿景和共识之后。这时候，坚持大学的不强迫、不急燥的精神，反倒是对大项目趋势的一种有益反动。

『大道至简。三条完善之路也非常简单，走不走呢？取决于我们自己。』 1. 这些政策，都涉及到建立一个合理的评审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一点也不简单。 a) 博主用了一个观念，跟丘成桐去年研讲的相关内容基本一致，就是引入国际人士，成为评审制度的核心。实际上，一个国家的高级人才，和这个国家的合理评审制度，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并不简单。靠国际人士，来助力中国评审制度，可以，但不见得就是核心解决方案。我们吃国际人士的亏（或主动让他们来吃），还不够吗。这些国际人士，可以用，但不能指望他们成为我们评审体制的栋梁。既然是这样，就又落到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大道至简吗。 b) 评审体系，不是一朝一日能建成的，必须靠人。国外各个学科，往往人才丰富，即使是一个很专门方向的Workshop，也有四五十人参加，其中业内高手不是一二位，而是超过个位数的。在这种情况下，其评审制度才能保证住“人治”的合理性，某些个人人士，不管嘴里冒泡，胡说八道。但是，国内则相对差很多，这可能也是博主和丘成桐提出评审体制引入外援的原因之一。但是，即使采纳国外人士评审的建议，有那么多国际人士，愿意为中国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吗。 所以，希望把评审体制，作为中国科学体系建设的突破口之一，认为大道至简，操作性强，其实仍尚属局部思考而已。 我就可以举一个比评审体制更重要的东西，图书馆建设，欲建一流的国家，一流的科学体系，是不是应该建成一个一流的图书馆体系。 我们做到了吗？ 现在只有比较少数的学校，在其专业方向上，建立起了必要图书储备或网络电子资源下载权限。我是数学系的，问了一些地方院校，南航，青岛大学，这些都不算是差的学校了吧，但是他们联最基本的数学电子资源也尚未购买。 没有书和期刊，你怎么做科研，怎么让人家来评。 除了图书馆建设，还有一个科学体系建设的重要项目，行业协会的建设。此问题又当如何。 这两个问题，都比单纯的评审体系重要。所谓大道至简，归纳到引入外援的评审体系，实在有些问题简单化。

重发一下，改几个错字，填几个词。 ------------------------------------------------------------- 『大道至简。三条完善之路也非常简单，走不走呢？取决于我们自己。』 1. 这些政策，都涉及到建立一个合理的评审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一点也不简单。 a) 博主用了一个观念，跟丘成桐去年『高等教育』研讲的相关内容基本一致，就是引入国际人士，成为评审制度的核心。实际上，一个国家的高级人才，和这个国家的合理评审制度，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并不简单。靠国际人士，来助力中国评审制度，可以，但不见得就是核心解决方案。我们吃国际人士的亏（或主动让他们来吃），还不够吗。这些国际人士，可以用，但不能指望他们成为我们评审体制的栋梁。既然是这样，就又落到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大道至简吗。 b) 评审体系，不是一朝一日能建成的，必须靠人。如美国各个学科，往往人才丰富，即使是一个很专门方向的Workshop，也有四五十人参加，其中世界级高手不是一二位，而是超过个位数的。在这种情况下，其评审制度才能保证住“人治”的合理性，某些个人人士，才不敢嘴里冒泡，胡说八道。但是，国内则相对差很多，这可能也是博主和丘成桐提出评审体制引入外援的原因之一。但是，即使采纳国外人士评审的建议，有那么多国际人士，愿意为中国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吗。 所以，希望把评审体制，作为中国科学体系建设的突破口之一，认为大道至简，操作性强，其实仍尚属局部思考,一厢情愿而已。 2. 我就可以举两个比评审体制更重要的东西。 a) 图书馆建设，欲建一流的国家，一流的科学体系，是不是应该建成一个一流的图书馆体系。 我们做到了吗？ 现在只有比较少数的学校，在其专业方向上，建立起了必要图书储备或网络电子资源下载权限。我是数学系的，在北京呆烦了，曾想去别的地方，问了一些地方院校，南航，青岛大学，这些都不算是差的学校了吧，但是他们连最基本的数学电子资源也尚未购买，如 www.ams.org/mathscinet 只要是理科人士，够数学有点关系的，都可能用到，大家不妨在自己的大学试试，看看有否使用权限和下载权限。 没有书和期刊，你怎么做科研，怎么让人家来评。 b) 除了图书馆建设，还有一个科学体系建设的重要项目，行业协会的建设。此问题又当如何,国家目前对行业协会建设的态度是什么，是否符合科学体系发展规律。 这两个问题，都比单纯的评审体系重要。所谓大道至简，归纳到引入外援的评审体系，实在有些问题简单化。

在一般项目管理领域，有所谓 quality, schedule, cost 的要求

faster, cheaper, better”(分别对应于 schedule, cost, 和 quality)

《Discipline of Market Leaders》by Michael Treacy & Fred Wiersema。细节已经记不清，好像书中认为：一、企业必须在 product leadership, customer intimacy, operation excellence 三项上都能达到某种基本水准才可能在市场生存；二、同时在三项都追求领先则一般会导致失败；三、企业在某个发展阶段则只能定位于追求三项之一才能在市场上成功。

另外，我个人认为，the rule of merit for the world's best，与引入国际标准，或国际专家评价，有相关性，但三者并不等价。前者是基本价值观、而后两者只是两种吸引人的可能的解决方案而已，与 the rule of relevance 的冲突可能显而易见。另一方面，“请神容易送神难”，所以必须小心处理。

另一方面，早就有人指出，快好省三者无法兼得。有人说三者只可得其二。

『不应该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必须请国际顶级专家参与评估——这在某种程度上岂不等于承认了我们自己的专家水平不够了吗？』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我们不仅高水平专家不够，而且具有科研评估能力的顶级专家更不够。 所以，博主和丘成桐方有引进外援评价体系的建议。 其实评价体系，是跟国家的高水平人才一道成长起来的，不可能一朝而就。所有抱这种速成想法/大道至简的人或事，只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在国家不是没钱，是缺少真正有效的管理。即使建立起评价体系，但是根据这些评价体系操作的，还是行政官僚的话，只能形成又一次或捧杀或棒杀的损人运动。 反着方向问，中国的科技人才，现在最需要的是别人怎么评他吗，那是建功立业已成的人之需要，而且你真要做出了优秀工作，哪会有人不知道的。 现在的传统思路是，非要在59分和58.5分这几个人中，找出一个最优秀的人，然后给钱。为此目的，急着要建一个评价体系，可笑不。 你证了Goldbach猜想，还需要人评吗，即使是证了一个比Goldbach猜想还要弱的猜想，如陶哲轩证明的素数k-AP猜想，比Goldbach猜想就弱了整整一个级别，但还是毫无质疑的被公认为优秀数学家，得到2006年Fields奖。 所以，只要有足够的科技力量，评价陶哲轩这种人的工作，其实很容易的。反而是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一定要在58分和59分之间找到优秀人才，确定资助名额。这种任务反而更难，即使丘成桐的建议，引进外援没有任何人际影响（假定这种不可能可以发生），这种任务，对于大科学家一样难。 正在专心工作的科技人才，处在成长期的中国科技，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大道至简的科技评价体系。而是充足的公共科研资源供应（图书馆和电子下载权），合理有效的科技行业协会。 这两件事情没有或不足的话，科技人才是没法做研究的，就是找来外援做评价体系，也没用。 科研体系走向完善，远远不是一个评价体系的建设，就能解决的。 我本人是学数学的，其他不懂，但具体到数学上的发展政策，就应该跳出评价体系，致力于建设公共科研服务体系（图书供应，行业协会），满足全中国博士们的需求。如此，在科研土壤的肥沃上下功夫，让那些拔苗助长的评价波浪平静一些，年轻人才倒是可能会出来的更多一些，跑到外国去的也可能会少些。现在的情况是，不去不行啊，不去，你连想看到的书都找不到。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5-1 4:48:14]    所以，问题不仅仅在于“评价体系”本身，更在于怎么用这个“评价体系”，同样是把菜刀，有些人用于切菜，有人用于抢劫。 比如，你建好这个“评价体系”，要不要用它来评价一下各个专业方面的图书馆资源情况，行业协会工作流程情况。 如果“评价体系”只是用来评人，甚至也只是在58分和59分之间，强行评出一个要资助的人来，这种评价体系，还不是只能起到捧杀/帮上的损人作用。 反过来，“评价体系”若要推动国内的图书馆建设，行业协会建设，这里面是有很多细致、繁琐的工作的，这些工作必须有人来做才行，有人来领导才行。现在已经可以下结论了，过去那些由传统评价体系评出的领导人才，领袖人才，对此工作都不太感冒，所以把他们选出来，对国家的整个科技战略又有何大的作用呢。因为他们最多只是“将才”，所谓“将才”，其成绩是局部的，其眼光也是局部的，甚至其对利益的在乎程度，也是局部的，往往局限在个人和小集体上。 过去这些将才，为什么不好好建设图书馆呢，因为他们功成名就之后，就不再读书，心眼又小，当然就不管图书馆建设了。 至于引进外援评价体系，是否就能选出帅才级科研领袖，我仍是表示怀疑，我们总喜欢用相马机制，千金市一骨，而忽略了你买来马，不就是要做事吗，忽略了赛马机制。

国家并不富裕，必须确定，科研项目的钱是用来做科研的，不是Nobel奖那种用来奖励生活或其他的。 可惜这一点，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再怎么做出一个科研评价体系，只要它评出的科研项目，仍兼具这些发家致富的效应，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一评可待。那这个科研体系的“损人”效应，就必然会存在。这不是科研评价体系自身的问题。 那些反对撒胡椒面的人，又有多少是因为不想目前的科研项目丧失这个“发家致富”效应呢。不可说，不可说。 现在的中国，在科研管理水平方面，跟甲午战争时的北洋海军，有多少质的差别呢。以此观中国的未来成就，不可想，不可想。。。 是该自省、自勉、自强的时候了，但是不能光是科学家自己在那修炼，你说，国家给某位科技将才一个上百万的项目，他能不要吗，在项目期间，他能不想办法把钱花光吗。大家都是普通人，所以有些事情，应该是国家层面的事，不能靠科技人员自身的道德来自我约束。

『不太明白另一种思路为什么没人提：撒胡椒面。。。南郭先生也可自然淘汰。 博主回复：历史经验表明，撒胡椒面效果很差，所以各国都不用。另外，撒胡椒面的前提是科研格局不再改变，设若成立新机构了，如若没有经费增量，一撒胡椒面，大家都减少，原来的机构也不干。』 科研体系，应该不仅仅指的是“科研项目”，其实“教职”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可能更重要。有位国外教授讲，其实数学Fields Medal对很多数学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名校里拿到教授职位。 现在的中国教授职位，算不算胡椒面，如果不算，又算是什么。在科研体系的环节中占何等地位。 现在科研项目，杰青项目等高投入项目是投资很多的，那些项目负责人是真把这些钱用到了科研之中，还是如何如何成为小款大款。与其把这些钱，让这些40分、50分的将才们发家致富，倒不如把这些钱用来资助20、30分但是相对年轻、相对面广的固定教职人员。 当然，如果只是分钱，撒胡椒面，年轻人照样有可能将科研经费用于自己的小康生活，而不是求学深造。 譬如，这些钱可以通过行业协会集中来办一些Summer School，给予年轻人资助（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你每年都不去，那就是不想资助，不想在科学上继续发展，这没什么好说的，就不资助算了。 还可以通过行业协会跟图书供应系统，由行业协会给年轻人提供网络电子图书馆下载权，避开各个学校本身的局限性。 所以，撒胡椒面在中国未必就不行，关键看怎么撒，分钱算是撒。但是开Summer School，提供书籍供应也是撒。

『博主回复：我说的这三条并非评价规则，而是“建设科研体系”，我都没用“评价”二字。那么，按照国际最高水平来评判，人家是重视图书馆的，人家是重视实验室技师队伍建设的，人家是具备科研试剂供应网的，等等，我们也得做这些事。与您说的基本一致。但是，僧多粥少，不评价还是不行。美国也如此，首次从NIH获得经费者的平均年龄已经从三十多岁上升为40岁了，说明连富国美国的科研经费都满足不了申请者的需求。』 呵呵，你是没用“评价”这个词，但说着说着，你自己都往评价上靠了。 我想说的是，这三条恰恰只是评价规则，而非“建设科研体系”的全部，有很多事情，是评价体系做不了的。你举例的『人家是重视图书馆的，人家是重视实验室技师队伍建设的，人家是具备科研试剂供应网的』，并不需要一个『国际最高水平来评判』，这些事情，本来就是应该的，至于其过程，怎样建设，是牵扯到大量细节、繁琐的工作的，那些“国际最高水平”更不会花那个劲来帮你“评判”。 所以这些问题，不在于“评”，而在于做，在于有效的管理。那些管理老爷们，会让外人来评判他们的这些管理工作吗。 我的另外一层意思，接着就可以推出来，就是针对博主的文章标题的。即使是“评价体系”本身，也是逐渐形成的，绝不可一蹴而就，大道至简。那样子做，恐怕又会掀起“运动型”改革，这种改革往往是不能收起益，反倒得其害。 拿洋人或海外华人，做挡箭牌，也是某些领导者的奥妙所在。错了，是洋人错了，不是领导错了。而洋人错了，对洋人自己的实际利益损失也不大。所以，这种挡箭牌找的真是高招。 评价体系，是要有责任人的，找不能负责的无责任人来评价，不是不可以，但那绝对不是一个科研评价体系的核心和栋梁。所以，在目前情况下，科研评价体系和高级人才建设，不能分割开的干，要形成彼此间的良性循环，不怕慢，就怕“馊”。

拿洋人或海外华人，做矛或做盾，指哪打哪，也是某些领导者的奥妙所在。错了，是洋人错了，不是领导错了。而洋人错了，对洋人自己的实际利益损失也不大。所以，这种挡箭牌找的真是高招。 当然，也有一些洋人或海外华人，是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不浑水摸鱼。但是毕竟还是有一批国外科技英才，是愿意跟现有的行政系统合作，指哪打哪，做一番“事业”的。 想必，这也是最近评价体系有人呼喊的原因所在，上有好者，下必有应者。

科学家（运动员），教练（制定科研计划指南＆项目的人），裁判员（最后说项目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等的人），都是100％的科研人员。三位一体必然导致利益抱团，科学家成了一种职业，发财致富第一，学术研究第二，国家需要仅仅是自己确定的幌子。用来忽悠政府，忽悠老百姓，烧纳税人的钱。因此国家如果不专门养一批宏观科学家（教练绝对不能有任何运动员身份）专门进行科技计划指南的制定，并专门建立评价监督机构（专门的裁判），目前的学术风气只能继续坏下去，还会导致更多的假科学家，真正靠科研经费发财致富的人。

选修制的推行给哈佛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进步

　１９０９年劳威尔继艾略特之后任哈佛校长，上任之初他即着手课程改革。他只用了五年的时间便于１９１４年在哈佛大学全面实行集中与分配制。集中与分配制规定，每个哈佛本科生就读期间必须完成１６门课程的学习，其中６门课程属于主修，必须“集中”在某一学科领域或专业领域中，剩余的１０门课程，至少有６门课程要“分配”到所学专业以外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个领域中去选择。

赫钦斯以永恒主义教育哲学为基础，创设了一套“名著课程”体系，圣约翰学院是实施这一课程体系的主要阵地。该学院从１９３７年起接受赫钦斯和他的好友阿德勒（Ｍ．Ｊ．Ａｄｌｅｒ）的建议和方案，在整个大学四年中充分贯彻按编年史顺序研读西方名著的精神，安排一年级学生集中学习古希腊的名著，包括１５位大思想家的传世之作；二年级以学习古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前后的经典名著为主，共计２４本（篇）；三年级主要研读１６、１７世纪的名著（包括《美国宪法》之类的重要文献），多达２７种；四年级侧重于从１８世纪到当代的一些名著，共计２４种。

１９４９年３月哈佛大学正式付诸实施《红书》所提出的通识教育计划。按照该教育计划，课程设置主要按学科进行分类，每位学生除学习本专业的课程外，还需学习通识教育课程。其中，必修课程包括三门，分别是“文学名著”、“西方思想与制度”，以及从物理学或生物学中选择一门课程。此外，再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中各选修一门全年课程。

我们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如何将共同的价值观念传输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

迄今为止，核心课程被认为是最好的实行通识教育的课程模式。

人们为什么尊敬江隆基同志呢，他对教育是地道的内行，他当过中学校长，当过陕北公学的教务长。可是他却谦虚地以外行自居，北大的著名教授，他都曾登门求教过，征求他们对办学的意见。在他的带领下，职工自然尊重教学，校长是率领全校职工为教学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