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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明山

乡村,消失的课桌 - 0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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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掠夺下的生源危机        白鹤镇是离县城最近的一个镇之一,322国道穿越全镇蜿蜒而过。县教育局的调研发现,322国道沿线的学校平均班额达50人,白鹤镇中学平均班额更是高达84人,而地处偏远的几所小学,平均班额仅10来人。     国道边的学校生源富足不过是城镇学校生源、师资发生集聚效应的一个缩影。此间教育界人士普遍承认,早些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造成农村学校生源减少的客观原因之一,但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农村的生源这些年迅速向县城、地级市与省城以及其他大型城市流失。     除了父母外出打工带走了一部分生源,更有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县城学校去读书,使得县城的学校班额严重超标,前一时期更是曝出一个班高达130多学生,几个学生共用一张课桌、拥挤在一个狭窄的教室里的新闻,而乡村学校生源,却处于极度的"饥饿"状态。     最近这些年,地级市衡阳以及省城长沙的一些学校把目光聚集到了"广阔农村",他们达到了对县城初中与高中尖子生了如指掌的地步,一旦发现目标,就现场设考场直接招走。     尖子生被掳掠,成了这个县城老师们最为担忧的事情。应试教育的尖子生,是这个教育体制下最珍贵的资源,亦如同浮在水面上的一层薄薄的油。     对于此间师德师风的败坏,有不少人士把它归结于社会风气的败坏,也有人把它分析为这些老师对自己的"投资行为"的"交割"。      一个县城的新"师说"     记者来到祁东县城采访的前两天,县教育局的党委书记与一位副局长在局里的会上被检察机关带走。更早的时候,县教育局的原局长已被有关方面抓捕。     这个曾
小石 -

电脑下乡,落地请开花 - 0 views

  • 夏立表示,农村市场对电脑的需求超乎人们预期。据联想集团针对家电下乡的调研,电脑居然是占需求度第一位的家电。很多通过外出打工及培训接触到电脑网络的年轻人成为推动力。与城市很多“不做什么也要开着电脑”的职员相比,农民对于电脑有更实际的需求,他们更希望电脑除了成为娱乐工具还能真正让他们发现机会、改善经济状况。
  • 买得起电脑、付不起网费;下乡产品本来就价位低、利润少,如何激励渠道商,这些都成为网上反映较多的下乡问题。其实,长期以来,县乡等行政区划的网费已经比城市便宜很多,而该问题在下乡问题中仍被提出,说明在电脑下乡中,厂商、渠道、运营商合作的空间仍然很大。
  • 在3月4日联想集团召开的电脑下乡发布会上,记者看到,在合作伙伴中,中国联通、中国电信都有出席。联想集团夏立表示,等国家对于电脑下乡的全部政策出台完毕,PC厂商可以和渠道、电信运营商的服务打包,形成一个整体的优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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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联想外,清华同方等也根据农村市场特点,突出了产品防雷防静电、电源宽电压的特点。对于早就铺设了较好农村销售网络的他们来说,电脑下乡、家电下乡的责任在于面对农村市场出现的新变化,利用行业龙头的优势惠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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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亚丽--休学支农第一人,关注三农感动总理 - 0 views

  • “上高中时,我就觉得大学里应该很有人文气息,大学生应该很有激情和责任感。但大一上学期我却没有找到自己喜欢干的事,大家整天无聊地侃些很世俗的话题。”白亚丽说。
  • 2002年3月的一天下午,在学校体育馆附近,准备和同学回寝室的她看到了两块挺不显眼的“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木展板,两张小桌子旁坐了3个人。那天下午,学长给她们说,参加“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可以到全国各地农村调研。白亚丽和室友一起报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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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元庄教育模式:村有多大,校有多大 - 0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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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03年CCTV-当代教育栏目做过一个专题报道,介绍山西吕梁一个叫前元庄的小山村,它向我们展示了一所小学校在农村起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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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英俊的协力造屋计划 - 0 views

  • 这一计划的核心,是组织当地农民自助造屋,以劳动力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在谢英俊制定的“可持续建筑实践”的目标中这样写道:“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互助换工的优良传统结合……降低对主流营建市场的依赖,对货币的依赖”,同时,“简化构法,让非专业者皆能参与劳作”。
  • “最难的就是改变当地人的观念”,谢英俊说,地震前邵族人住的已经是现代的钢筋水泥的房子,而谢英俊带领他们建造的住宅看起来却更接近他们的祖先住的房子。在一些邵族老人那里,他们觉得“我们也要过现代生活,为什么要让我们住这样的老房子”。
  • “其实这些房子既不是传统的老房子,也不是现代西方潮流的房子。无论是从建造的成本、绿色环保的角度,还是从住的舒适度来看,这种房子都肯定胜过现代钢筋水泥的楼房”,谢英俊说,农村流行的小洋楼一类的房子,往往因为建筑者不够专业,楼层的抗震能力低,另外小洋楼还冬冷夏热,远不如采用当地材料建的房子冬暖夏凉、通风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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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永续建筑,协力造屋”
  • 2005年8月,谢英俊在河北又做了另一件实验性的活动:通过网上招募,他动员了40多名来自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等二十多所高校建筑专业的高才生,来翟城村参加“暑期建筑工作队”,动手建造示范性的住宅。   很多学生都是生平第一次动手盖房子,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学生们在谢英俊指挥下建成了地球屋001号、002号和印尼亚齐省麻达屋002号三座住宅。这些住宅主要采用木材、泥土和草料建成,木梁木檩、麦秸泥墙、灶台火炕……质朴而漂亮。
  •  “我是要告诉大家,盖这种房子,农民可以就地取材,不依赖市场。麦秸、黏土几乎无成本,劳动力也是。算下来盖一栋这种木结构的两层楼,连工带料还不到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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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筑工作室 - 0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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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建筑工作室简介: 为了改善村庄的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并实现节能型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我们致力于研究、开发一种能结合农村经济与社会条件、高标准的环保绿建筑,并希望通过培训,合作等手段鼓励当地农民的积极参与,以草根组织的形式推行环保理念和实践。 2005年8月,谢英俊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合作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乡建中心乡村建筑工作室,简称乡村建筑工作室(Rural ArchitectureStudio)。
李 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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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中国的教育改革被延误的太久了_人物_评论频道_腾讯网 - 0 views

  • 杨东平:现在回顾1980年代的教育改革,至少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就是经济、科技、教育改革同步推进。这与当时关于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的启蒙直接相关,《第三次浪潮》成为朝野共读的改革教科书。也正是在那时,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1984年和1985年,中共中央连续颁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到了1986年以后,还加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经、科、政、教同步推进,并驾齐驱。
  • 这是教育现代化的纲领,但是究竟怎么做,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方案。关于《决定》出台的过程,去年胡启立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记述了起草过程。80年代末,中央开始制订第二个教育改革方案。1989年4月初,胡耀邦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突发疾病,就是讨论这个文件。可惜的是,后来因为形势巨变,第二个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搁浅。
  • 杨东平: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正确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完成,也有一些当时实现了,后来又往后退了。有几个比较大的事:第一,确定了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制度。第二,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由各个地方政府管理。简政放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层层下放,逐渐变成以乡镇为主的管理制度,造成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困境。第三,教育部的职能转换,将教育部改为具有更强综合统筹功能的 “国家教育委员会”。当时已经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学历教育、学校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的事情,需要包括人事部、劳动部、科技部等各个部门共同努力,要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综合统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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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东平:但是到1998年的时候,又重新恢复了教育部,没有任何解释。从教育管理角度讲是一个倒退,丧失了曾经有过的功能。今天这一轮教育改革,教育行政部门综合统筹职能还要扩大,还应该搞“大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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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平:70年代末那场拨乱反正,在教育领域却是半途而废,或者说只完成了一半。完成了哪一半呢?恢复了一个常识,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教育。这是必须的;但是,如何发展教育?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澎湃的背景下,怎么来构建新的教育体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产生新思维,而是采取了简单的回到50年代的办法。
小石 -

悲悯情怀: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社团 - 0 views

  • 赵玲现任“农民之子”第3届会长,是历史系03级研究生,本科在上海华东师大读的。她说自己也有过郁闷期,上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在城市长大,家里娇生惯养的,很少接触农村和农民。到上海读书后,整天琢磨着怎样才能过上小资生活,可一时半会儿也过不上,郁闷得很,常莫名其妙地空虚。”业余时间,赵玲参加了辩论、英语演讲、旅游、游泳等学生社团,主要为了锻炼技能和娱乐。   大三时,她来北师大交流学习,校图书馆正搞“农民之子”展览,几大板会员下乡的图片,让赵玲发现了另一片天地,觉得特新鲜:原来大学校园,还有这么一群人。“我们班上就有一个‘农民之子’的同学,他提出的问题很有深度,人也显得比我们成熟,有责任感,总之,觉得他很特别。”   接触“农民之子”后,她发现那些人活得很有激情,挺阳光的,积极向上,总在做事情,从没听他们喊“郁闷”。
  • 赵玲说很多同学像她一样,上了大学后一直在找,找自己人生的定位、方向,可是找不到。她周围的人要么忙于考研、出国;要么想法子留在上海成为一个白领。大家都沉浸在这样的氛围,跟着潮流走,否则就怕自己落伍了。“别人做什么,我也跟着做什么。别人想出国读托福,我也赶紧报一个班。总是被动的,不是我真心想要的,很盲目。而且这么做,也给家里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就是真出国了,我也不知道出去干什么。那会儿,真的觉得挺苦闷、挺困惑,不知道毕业后干什么,自己的幸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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