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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玲现任“农民之子”第3届会长，是历史系03级研究生，本科在上海华东师大读的。她说自己也有过郁闷期，上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在城市长大，家里娇生惯养的，很少接触农村和农民。到上海读书后，整天琢磨着怎样才能过上小资生活，可一时半会儿也过不上，郁闷得很，常莫名其妙地空虚。”业余时间，赵玲参加了辩论、英语演讲、旅游、游泳等学生社团，主要为了锻炼技能和娱乐。 　 大三时，她来北师大交流学习，校图书馆正搞“农民之子”展览，几大板会员下乡的图片，让赵玲发现了另一片天地，觉得特新鲜：原来大学校园，还有这么一群人。“我们班上就有一个‘农民之子’的同学，他提出的问题很有深度，人也显得比我们成熟，有责任感，总之，觉得他很特别。” 　 接触“农民之子”后，她发现那些人活得很有激情，挺阳光的，积极向上，总在做事情，从没听他们喊“郁闷”。

赵玲说很多同学像她一样，上了大学后一直在找，找自己人生的定位、方向，可是找不到。她周围的人要么忙于考研、出国；要么想法子留在上海成为一个白领。大家都沉浸在这样的氛围，跟着潮流走，否则就怕自己落伍了。“别人做什么，我也跟着做什么。别人想出国读托福，我也赶紧报一个班。总是被动的，不是我真心想要的，很盲目。而且这么做，也给家里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就是真出国了，我也不知道出去干什么。那会儿，真的觉得挺苦闷、挺困惑，不知道毕业后干什么，自己的幸福在哪里？”

“上高中时，我就觉得大学里应该很有人文气息，大学生应该很有激情和责任感。但大一上学期我却没有找到自己喜欢干的事，大家整天无聊地侃些很世俗的话题。”白亚丽说。

2002年3月的一天下午，在学校体育馆附近，准备和同学回寝室的她看到了两块挺不显眼的“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木展板，两张小桌子旁坐了3个人。那天下午，学长给她们说，参加“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可以到全国各地农村调研。白亚丽和室友一起报了名。

杨东平：现在回顾1980年代的教育改革，至少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就是经济、科技、教育改革同步推进。这与当时关于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的启蒙直接相关，《第三次浪潮》成为朝野共读的改革教科书。也正是在那时，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1984年和1985年，中共中央连续颁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到了1986年以后，还加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经、科、政、教同步推进，并驾齐驱。

这是教育现代化的纲领，但是究竟怎么做，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方案。关于《决定》出台的过程，去年胡启立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记述了起草过程。80年代末，中央开始制订第二个教育改革方案。1989年4月初，胡耀邦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突发疾病，就是讨论这个文件。可惜的是，后来因为形势巨变，第二个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搁浅。

杨东平：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正确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完成，也有一些当时实现了，后来又往后退了。有几个比较大的事：第一，确定了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制度。第二，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由各个地方政府管理。简政放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层层下放，逐渐变成以乡镇为主的管理制度，造成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困境。第三，教育部的职能转换，将教育部改为具有更强综合统筹功能的 “国家教育委员会”。当时已经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学历教育、学校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的事情，需要包括人事部、劳动部、科技部等各个部门共同努力，要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综合统筹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