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up items matching

in title, tags, annotations or url

问题是为什么这样大规模地戕害青少年的行为没人管。不是有《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吗？不是不许乱收费吗？不是有各地教育主管部门的三令五申吗？公安、城管都不管？妇联、关工委呢？究竟谁应该对此负责？前几天，4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也报道了《奥数这海盗为何越剿越猖狂》，副标题是“让数学杂技在小学泛滥是政府监管失职”，可谓一言中的。有关部门有高考取消奥数加分的动静，引起一些人的质疑。我认为，在高中阶段，开展较深入的专业学习未尝不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放小学生，还小学生以健康的权利、休息的权利。这真的是非常高深、艰难、不可实现的目标吗？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但老百姓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主人。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以专政为手段的全能体制，离不开高压和恐怖为手段，并缺乏外部制衡，在运行中很容易制造仇恨，让人恨上这个体制。 同时，为了维持这样的全能体制，一般都会通过教育和宣传的垄断，传播一种非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一种针对特定群体仇恨的斗争哲学, 无论这个特定群体是犹太人、剥削阶级还是其他什么。

因此，我不赞成杨佳的作为，毕竟，体制和体制中的个体还是不同的。但是，我不认为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而把他看作是这个体制权力运行的牺牲品。就好比被蒙上了眼睛的人, 突然遭遇到了横逆的时候，看不清楚，只能没有凭借地无助彷徨。杨佳就是这样的人当中的一个，只不过，他在无地彷徨之后，选择了挥刀杀向黑暗，一路砍去的同时，伤害了那些本不应该死去的警察。

这种依旧残留的无约束专政权力，一旦遇上拥有更多自我意识的现代人，是很难不擦枪走火的。

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列学说，视媒体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从根子上就不认可新闻独立的价值。抗战期间《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呼唤，乃 是为了批评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真的要实行这套主张。在毛泽东眼里，报纸只是宣传党的政策和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的手段，因此媒体必须牢牢掌控在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事实上，早在延安时代，中共已经摸索出一套党管新闻的办法和控制系统。1949年建政后，借鉴苏联经验，这个系统被进一步扩充、完善，成为“新中国”新闻制度的基础和运行框架。

致中喧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  我俯视的部长大人： 2009年元宵节晚上那场震惊国内外的火灾，发生至今已经104天了，央视大火的处理结果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向世界公布？拿办公室主任当替罪羊的把戏骗不了中国国民，思想永远正确并且总是评判别人思想不正确的部长大人------刘云山先生，即使你绝不引咎辞职，也至少要向全国纳税人道个歉吧？ 你别狡辩说，央视的钱都是自己挣的，靠企业的广告支撑的，不管怎么说几十亿人民的币也不能这么挥霍浪费吧？有的贪官贪了几百万就处死刑，中国有“刑不上大夫”的专制传统，你的官衔当然已经超过“大夫”级，既不会判你死刑，也不会给你党内处分，你可以“马照跑，舞照跳”，歌舞升平像没事人一样，你还可以到处视察、指示和批示。这个越来越没有方向感的国家的思想文化领域，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到处‘莺歌燕舞’，大放异彩，一片和谐、稳定局面，‘主旋律’响彻中华大地。 电影、电视剧基本都在表现红军如何英勇地打了二万五千里，终于到达“抗日最前线”-----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如何独自担负了“抗日”的救国使命，国民党如何躲到峨眉山上保存自己的实力，最终在日本投降时才下来和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偶尔表现一点国共合作，也是共产党员如何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终取得“阳谋”的胜利。每位领袖人物（当然是最高层盖棺论定的，胡耀邦、赵紫阳不算官方认定的领袖人物）、高级领导人和著名将领都有机会成为传记片或电视剧的主角，以此来“教育”中国人民。让人不明白的是，中国人民大多数（6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例外）是从小就开始接受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但是为什么越受党化教育反而越糊涂了呢？ 你可以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方向，每年禁止无数“思想不正确”的出版物出版，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在你的控制下，也不得不巧妙地与《日人民报》、《求屎》和《环球屎报》保持一致，以你一个中专生的学历（中央党校的培训算哪门子的学历？），长期在团系和党务部门工作，究竟读过多少像样的书？你何德何能？竟然要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执掌评判学术思想和知识传播的生杀大权？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竟然设在中喧部门下，所有有关人文社科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指南和研究经费都在中喧部控制下发布，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和知识界的奇耻大辱！我鄙视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的中喧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你-------不学无术的部长大人。 几年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焦国标先生因为一篇“讨伐中喧部”而最终失去了在北大的教职，因为今天的北大毕竟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也不是20世纪20-40年代的北大，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北大早已成为受你和你的同伙们控制的北大。但无论何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陈寅恪、马寅初等先贤的北大，还将因为拥有林昭、贺卫方们而为人们所敬佩。 如果因为我今天给你的这封公开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职，或者最终用尽手段迫使我离开，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因为你这样有可能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永载北大民间校史。 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但追求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将永存！

如果说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中国评委周曙光被拒出境是中国公民的悲哀，那么“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对于此事的报道则是中国记者和学者的耻辱。一个普通公民因为实践自己的良知与正义感而被权力肆意侵犯，中国年轻记者却老练地运用文革式笔法强暴事实，七零后学者大言不惭地为强暴寻找根据，为奴化教育提供理论背书

周曙光被拒绝出境，并不是德国之声"十分恼怒"才编造出"原因是中国担心'危害国家安全'"，而是周曙光户籍所在地长沙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亲口对周所讲，德国之声亲自打电话到长沙市公安局求证周曙光被拒出境一事，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回答。长沙公安局的人还骄横地对德国之声说，他们就这么决定了，"随便你们怎么写怎么报！"虽然周曙光早已是包括湖南在内的一些国安公安眼中的"捣乱分子"，但他从来不是"不法分子"，没有做过任何违反中国法律的事情，以没有发生的"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预设有罪，剥夺周曙光出国旅行的自由，是对公民权的野蛮的践踏。

透过教育、透过媒体控制、透过政治操作或专制独裁统治，国族霸权意识在中国永远可以凌驾一切，更何况是奥林匹克精神。

中国争取主办奥运，从来不是为了实践奥林匹克精神，而是为了发扬其国族霸权意识。

最令人发指的是，不尊重学生，不尊重人，逐渐成为那所学校的优良传统。用表妹的话说，“学校根本没把我们当人看，我们就是为中考而生的机器而已”；学校的宗旨是生产出高分数的考试机器，这种局面多年来不仅毫无改进，更有愈演愈烈之势。表妹上初三，和所有的同学一样，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二点后睡觉，每天起早贪黑，为总也考不完的试疲于奔命。表妹说，即使到了下课时间，也没有几个人敢走出教室，那么多老师都盯着呢，更不用说在教室外嬉戏了。

这种野蛮冷酷的教育和管理方式，与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奇迹”同出一辙。在低人权低福利的优势下，中国制造无往不胜，亿万普通老百姓的血泪与屈辱铸就出伟大的社会主义和谐盛世。我的母校也在低人权低人性的优势下，成功击败其它竞争对手，脱颖而出。这并非悲剧的全部，正如中国制造的“竞次”逻辑，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相互攀比谁更能容忍环境破坏、谁更能忽悠百姓、谁更能和谐民声，而这些学校相互间的竞争焦点，逐渐转变成谁更能使学生机器化，谁更会“福特化”管理，谁的生产流水线更高效。一句话，企业也好，学校也好，谁更能把人不当人，谁就牛逼。它们的核心能力在于，谁更具有非人化的能力。

今天不理智的民族主义地雷，皆拜中国愚民教育所赐。香港作家陶杰曾说过，中国的教育是在为未来埋地雷。

作为后发国家一种天然的挨打感，导致别人的任何批评，都视为挑衅。

植入“大救星”芯片，夸大帝国主义侵略史，培养民族主义鸦片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其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表现在可比的增长阶段实际上还不如其东亚近邻（日本和韩国）。鉴于初始条件和政策的相似性，这并 不奇怪（例如：教育起点高、土地改革、以出口为导向、国家选择性扶持关键的工业领域、高储蓄、训练有素并且充足的劳动力等等）。

中国的经验有多少可以或者应该输出值得怀疑。“经济自由加政治镇压”是对“中国模式”十分普遍的概述。认为这会为威权政体制定蓝图的建议是具有误导 性的，也是危险的。相对的文化趋同，将长治久安和维持社会和谐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为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的社会契约提供了支撑。

同样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人人都感到吃惊，包括邓小平（他本人承认）。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提供就业（1993年占所有农村就业的58%），为本地公共产品筹措资金，同时还刺激了农村信用制度的发展。

　　近日，热热闹闹的“30省市作协主席小说巡展”遭到以韩寒为代表的年轻作家的否定乃至奚落。众作协掌门开始联手反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谈歌语出惊人：“要是我当韩寒他爹，那下一秒就把他打死。”

现在，白宫和国会中的民主党在该如何修正美国金融体制的问题上矛盾重重，因此对格林斯潘的行事纪录进行审查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如果批评格林斯潘的一方占了上风，金融公司所可能就要面临更严格的监管，所提供的金融产品的自由度也会更小。如果格林斯潘的观点大行其道，依靠金融机构自律的潮流就会延续。对格林斯潘金融政策的批判，就很有可能会诱使Fed在眼前的危机过去之后相对较快地提高利率，甚至试图以高利率压缩未来的经济泡沫。

格林斯潘对所谓他胁迫其他人与其保持一致立场的说法表示不屑。他说：“令人可笑的是，我发现自己被重新描绘成靠强权和诱导来让所有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有高度智慧的人服从我。”他说：“这种说法太愚蠢了。这是一种篡改历史的可恶行为。”

信中写道：你是位了不起的中央银行行长、一位伟大的领导者。我真诚地希望媒体别再在次级债监管问题上指责你了。过去发生的只是件很小的偶然事件。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没有了这种天生的好奇，对于信息和idea的好奇与渴望，我认为新闻工作者可以提前退休。 因为，他们的劳动与回报将注定不成正比。对于他们的机构，他们的存在也不会带来太多的经济价值。 只有那些认为经由博客所激发的新鲜的想法和信息，通过发言讨论在网上活得社会资本，本身是对于自己劳动的补偿，是对于个人成长有益的，是会对个人从事的其他事业有整合促进作用的，这些人才能坚持做好本应由职业新闻工作者所做的事情，即对信息价值判断，评论，流通

可悲的是，这些”教授“们热衷的是一套已经过时的”技术“。 就像匠人只懂得一套已经被大机器取代了的手工工种，他们教育的学生只能是未来的下岗工人。那些带有专业方向的新闻学院项目，大概是唯一还有点出路的。但是，根本上，许多包括美国的新闻学院不鼓励独立思想，带着前互联网时代某些特权新闻媒体的短视，自命不凡，势利与浅薄特征，是致命且令人作呕的。

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些记者们对于自己工作的理解和定位的问题。 反应的是传统新闻媒体信息行业工作逻辑与新经济互联网时代工作逻辑的根本不同。 即：创造价值与获取价值，谁先谁后的问题。 问题核心：思维懒惰。缺乏好奇。 关键词是：intellectual curiosity 的缺失. ( 新闻学院教不了这个，不是每家传统新闻媒体都重视这个， 可恰恰这是关键) 自命不凡的精英主义 过剩。

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还从Medline抽查了8个主要国家的抄袭或重复发表的比例，发现中国和日本的比例最高，是“国际水平”的两倍，中国又比日本略高一些

更有的人把重复发表论文当成了一种“行为艺术”，同一篇论文反反复复一再发表，我们发现的纪录是把同一篇论文在12年内重复发表了30次！

“知识产权”的观念本是舶来品，中国历史上盛行的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我们从小就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如何背下范文应付作文考试，养成了抄袭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