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放思想！要改革！”　　朱小丹在昨天的讲话中，特别详细解读如何突破结构性矛盾\确立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结构调整主攻方向。“广东为什么走在前面，因为我们看得早、想得早、干得早、开放得早。但你不创造条件，不优化环境，别人创造条件，优化环境，把总部经济都挖走了。”朱小丹此时说到了“网易将离开广东”的传言。他接着严肃地指出，“现在我们集聚高层次人才都没以前好了。创业者要考虑他在这能不能大展身手，能不能实现抱负，能不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网易如果真的离开了广东，我相信会产生一种联动反应。所以要解放思想！要改革！”

我不明白的是如果这些报道起码能起到告知读者（也同时是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作用，为什么有些人愿意象驼鸟一样把头扎进沙子里宁愿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把面子看得比自己同胞（也可能是自己）的温饱和性命更重要？

在回京44小时后，温总理2月1日再次赶往湖南灾区。下午4时16分，飞机抵达长沙。总理没有到房间休息，直接来到会场。“同志们，我们又回来了！”总理说。        那天的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中央各部委和湖南省的负责人先是分组讨论，然后再集中起来，总理和大家一起分析问题，逐个敲定了解决方案。听见有人说，我们明天一早就通知、落实。总理打断了他的话：“要立即行动！连夜行动！”他目光坚定，语气坚决。

警方没有给出细节，但他们表示武装分子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勾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被联合国列为国际恐怖组织。然而，这个不出名的组织据认为成员不过几十人，只执行过非常少的袭击。人们认为这些新事件加强北京的理据，以极端措施确保奥运期间社会稳定与安全。 　　中国一直在增强反恐准备，去年警方高级官员把恐怖主义视为奥运的最大威胁。但这导致了一种进退维谷的状况，因为政府渴望向世界展示中国是一个稳定的国家，游客可以放心旅行而不必担心暴力事件。

据悉，张柏芝今年2月拍摄了一则洗液广告。广告片中她一身黑衣，打扮成白领丽人，精神状态很好，几句台词干脆利落。接拍这样的一个广告本来就惹人遐想，药品企业又偏偏在“艳照门”爆发的当口展开了宣传攻势，这则广告在内地多家电视台频繁播出。广告播出后不久，即有电视台接到投诉，观众致电称，不雅照已经影响了张柏芝的声誉，明星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又有导向作用，为避免给小孩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该广告应该停播。此后，许多网友开始恶搞张柏芝的广告语，将广告词改得更为极端。

“他（周济）的回复竟然是：孙萍啊，京剧能进去（试点城市学校的课本中）就不错了，”孙萍说到此事时，情绪非常激动，“教育部背离了我的初衷，搞得我现在压力很大，我都成了众矢之的了……”一位资格较老的委员大声地咳嗽了一声，但这显然没有阻止孙萍继续往下说：“堂堂一个教育部的部长，竟然用这样的话来回复我们，太不负责任了！”

I will never forget my first visit, in 2003, to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in Beijing. I was welcomed by Wang Luolin, the academy's vice-president, whose grandfather had translated Marx's Das Kapital into Chinese, and Huang Ping, a former Red Guard. Sitting in oversized armchairs, we sipped ceremonial tea and introduced ourselves. Wang Luolin nodded politely and smiled, then told me that his academy had 50 research centres covering 260 disciplines with 4,000 full-time researchers. As he said this, I could feel myself shrink into the seams of my vast chair: Britain's entire think tank community is numbered in the hundreds, Europe's in the low thousands; even the think-tank heaven of the US cannot have more than 10,000. But here in China, a single institution—and there are another dozen or so think tanks in Beijing alone—had 4,000 researchers. Admittedly, the people at CASS think that many of the researchers are not up to scratch, but the raw figures were enough.

China, according to the new political thinkers, will do things the other way around: using elections in the margins but making public consultations, expert meetings and surveys a central part of decision-making. This idea was described pithily by Fang Ning, a political scientist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 compared democracy in the west to a fixed-menu restaurant where customers can select the identity of their chef, but have no say in what dishes he chooses to cook for them. Chinese democracy, on the other hand, always involves the same chef—the Communist party—but the policy dishes which are served up can be chosen "à la carte."

太平天国对文字的苛求到了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步，甚至干王的书犯忌讳也要改，因此“书手”（秘书）自备《敬避字样》，随时翻查以免出错送命，这本书有吴县汪克昌抄本保留，今天还能看见。　　哪位言官大人有意，万望向网部尚书进言，公布网络《敬避字样》，以防小民无知妄言招惹不测

17时许，第四个提问的澳门澳亚卫视记者：今年“两会”对媒体算是最开放的一年，请问像这样的钦点提问，每个场合对于点什么样的媒体会不会有潜规则呢？是不是会发生少数主流媒体“一言堂”的状况？ 发言人吴建民：我不知道你讲的“潜规则”是指什么。从大会新闻组的角度来看，举行新闻发布会是有它的规则的，所有的记者，规则面前一律平等。大会新闻组将向各位记者尽可能的提供信息。   约五十分钟后，最后一个提问机会。被点到的女记者发问前激动地说：能点到我充分说明发布会没有潜规则，我举了十遍手！ 发言人提醒她自报所属媒体。 她说：人民日报海外版。

为了让制度可以有持续性，我们必须用利润来进行激励。而如果企业服务的对象非常贫困，那利润就不大可能产生，那这时我们就需要另一个激励手段，那就是认可(recognition)。企业得到认可就意味着它的知名度提高了，知名度能吸引顾客，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感召优秀的人才前来加盟。这种知名度能够让好的行为得到市场的嘉奖。当企业在市场上无法赢利的情况下，知名度可以是一种替代；而如果可以实现市场利润，则知名度又是额外的激励。 　　我们的挑战就是设计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让利润和知名度这样的市场激励发挥作用，使企业更加倾向于为穷人服务。我把这种想法称为创新型资本主义(creative capitalism)。通过这种途径，政府、企业及非赢利组织可以进行合作，让市场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从而更多的人可以从中赚取利润，或是得到认可，最终改善全球不平等的现象。

作为一位普通的广东居民——一个网民，一名公民，我怎么响应汪洋的号召呢？我就从自己做起，率先解放我自己的思想吧。一直以来，一些思想不解放的官员让我们认为，公民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力，更没有参政的途径，独立思考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甚至在互联网上的言论也经常被无理地删除……要知道，如果不是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关心社会，先天下之忧而忧，谁会有时间无聊地到互联网上去议论国事，讨论思想解放呢？   不如，就让我们先从互联网开始解放我们的思想，请不要删除我们讨论思想解放的帖子吧！

一团和气固然是好，互不买账更要珍惜。历史一次次证明，一个社会一旦失去了反对派，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可以信赖的进步。今天我们之所以近乎无节制地赞美互联网，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做“一个人的反对派”的无穷机遇。

但粗略看了《问学谏往录》的出版说明，忍不住大怒，说明中说：“由于作者政治立场原因，本书作了极个别的删节，并注明所删字数（不包括标点符号）；即使如此，本书现存文字之意旨、观点等，也偶有不妥之处，但鉴于为读者提供较完整资料，不便一一说明，所以一慨保持原状，相信读者会一一甄别明鉴。”   再看正文，几乎随处都有脚注标明“此处删去多少多少字”，多则60-70字，少则2字，内容无非关乎党派政见，以及1949年后的中国。作者本来就是政治学家，不在书里讨论政见，难道还抒情不成，都公元2008年了，这样的经典著作还要删来删去，真搞不懂是编辑自己矫枉过正，还是主管者把关过严。这是学术的悲哀，更是出版的悲哀！

批评个人是要掌握一个尺度的，而批评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机构不需要什么尺度，尽情在语言上撒欢儿没什么了不起的。这是现代言论自由的意义。而有些人始终不理解这点，总是把关系颠倒过来，批评个人总是撒欢儿的狂欢，批评某地或者某些机构倒是温良恭顺。这种意识的结果，就是听见批评自己的家乡怒不可遏，即使自己家乡的门户网站上那些图文并茂的东西实在不能给他们这些义愤填膺的姿态增光也在所不惜，或者干脆选择性失明，而对其他受到伤害的个人——比如艳照门事件的当事人——倒是倾洒自己的道德感义愤。

我明白，当年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与今天朝美之间的“交响乐外交”，所处的国际背景有大不同，不过共同点也很多，譬如，都属民间外交性质，都令国际社会充满想像和猜测，与之相关的国家，受各自地缘战略利益所驱，会发酵出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关注地缘战略和东北亚地区中国战略利益的国人当会注意到，随一架大型波音飞机飞抵平壤的美国人，并非只是约纽爱乐乐团的130名团员，它还捎带有数以百计的所谓“随行人员”----包括记者、朝鲜问题专家、外交官、商人，以及向朝鲜送去“良好祝愿的人”......   还须留意并当引起国人考量的是，经朝鲜特别准许，本周一在首尔参加韩新总统李明博就职仪式的各国政要可以越过朝韩非军事区前往平壤观赏音乐会，这些政要可不一般，包括美国前防长佩里，美国前驻首尔大使格雷格等“敏感人物”。

近代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就处于一个持续不断的“找榜样”的过程中。越是往前追溯，我们就越会发现，中国“找榜样”受到了历史、传统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它又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榜样选好了，大家就照着这个榜样做事，实际上这会导致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虽然当时选榜样的时候，用心往往是好的。

换言之，尽管姚明的球技和他在NBA取得的战绩严格意义上讲并没有达到顶级明星的境界，但是，他在NBA中所吸引的资源却名列前茅。这种资源既包括关注度，也包括赞助，还包括投票排名，这些资源的源泉就是姚明身后巨大的中国市场，而不仅仅是他2.26米的身高和球技。　　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姚明现象”，即指一个人或者一个资产、一个企业所获得的社会关注度，或者所控制的资源，远远超出了他自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或者基本面，这种对人物或者资产的高度关注来自于中国巨大的市场以及它发展的潜力。 “姚明现象”的本质即来自对关联资产的高幅估值，也来自对未来预期的透支。“姚明现象”在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在不同的行业，都有非常明显的表现。

网络民意对许霆曾经的同情出于三种心态：首先是寄望于司法审判公正得当，这是主流民意；其次是针对社会不公及以往的司法腐败，借机发泄不满，这是次流民意；再次是瞎起哄，情绪化......如今，民意的好心非但没能换取许霆忏悔认罪的诚意，反倒被戏弄了一番。这一教训于“公民表达”，于许霆案背后所折射的社会情绪，对于表达者、社会和政府，都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理性的思考......

在广州举行的第49届世乒赛团体赛中，2月17日刚刚宣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来的科索沃也派队出场，这是科索沃独立后首次参加国际大型运动比赛。作为本届世乒赛东道主的中国态度微妙，国际乒联（ITTF）相关人士透露：“中国方面在发放签证时提出了科索沃队不挂其本国国旗，而是持乒联旗帜的要求。” 　　乒乓是科索沃独立后首个立足于国际舞台大展拳脚的运动项目。出于以选手为本的考虑，国际乒联于2003年时承认了科索沃乒联的地位。乒乓界的赛事一贯不受政治框架的约束，例如当年的“乒乓外交”带动了美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对于科索沃的独立，虽然国际社会赞否不一，但本届世乒赛仍然传承了这一精神。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社会唱赞歌的人太多了，唱得大家都晕晕忽忽的，有那么一两个人说了两句不好的话，顿时成了人民公敌。比赛完了，大家都正在寂寞呢，正好有只鸟出头了，而且似乎还不是只好鸟，当然要打了，不但要打，阵势还很大，20多家媒体联名声讨，要求道歉，一天便有上千人在张晓舟博客上留言致以新年的问候，有网友还要代表重庆几千万人民起诉，甚至还在计算能获赔多少万来着，拜托，只是个张晓舟，又不是张子强，真有力气就干点别的有意义的事，好钢得用在刀刃上，我想连许三多都知道在这事上纠缠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