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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宣传体制可以上溯到1942年的延安，并在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不断演练，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巅峰。当这种宣传以信息封闭为基础时，它的能量是惊人的，它闭塞人们的头脑，腐蚀人们的内心，摧毁道德原则，并赋予人们一种"self-righteous"的意识。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武斗的双方，都宣称自己信仰毛泽东思想，而对方是"保皇派"，有理由以各种残暴的方式对待…… 但当信息逐渐开放，人们发现自己曾经确信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欺骗时，一种玩世不恭、嘲讽的态度开始在社会中弥漫。此刻，宣传机构和公众之间开始了一场游戏。前者在惯性的轨道上继续滑行，而后者从翘翘板的盲目相信的一端，滑向了什么也不相信的另一端。 但对极权体制犹在的恐惧，使游戏继续运转。人们习惯了在公然的谎言中生存，并熟练的、习惯性的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一切官方的宣扬。但表面上相安无事的相处，却通向了危险之路--政治与社会肌体被严重的腐蚀。政府在宣传所带来的幻像中，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宣传的畅通无阻的效果，继续麻痹着权力本身，它的反应越来越迟缓，越来越依赖惯性而非智力判断、信念原则生存。公众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怀疑和怯弱，他们或许知道该反对什么，却不知道该建设什么，他们也逐渐失去了直接说出反对的道德勇气，长期生活在谎言与怀疑中，也使人们缺乏力量与信心与建构起社会网络和社会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