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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有长远的思想准备，国际粮价的上涨恐怕不是短期的过渡性现象，因此也不是我们咬咬牙挺一挺就能够过去的。

中国的需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间需求，最终需求来自国际市场。

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总需求的强劲增长，无疑降低了产能过剩的严重性。但值得警惕的是，总需求增长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投资的贡献。虽然投资需求的增加在短期内延缓了产能过剩的暴露，但随着投资项目的建成投产，更多的产能将会出现，而这显然会加剧今后的产能过剩问题。

由于产出增长过多依赖出口和投资，一旦全球经济出现明显放缓，外需减弱，不但出口行业的产能过剩会明显暴露，而且与出口相关的投资也会冷却。这会通过第二轮的投资减速来进一步暴露产能过剩的严重性。其实，即便没有国外需求的

哈佛导师评论：要发现用户潜在需求，前期必须引导，培养用户需求，因此产生的投入是符合发展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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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公共舆论上，似乎是一边倒的嘘声。新浪的调查显示，八成网民反对政府救市。绝大多数的时政评论家也认定“政府被不良地产商绑架”，“救楼市将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

理由有两个。第一个是，实在找不出第二个启动内需的增长点。

“竟然会有人偷米，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现在却发生了，因为稻米太贵了。等到稻子熟时，我想我也必须到遥远的田里去看着。”68岁的隆·楚普说，他在自己的小农场里种稻子。

去年，需求超过供应将近200万吨，今年的预测短缺则超过300万吨，而总需求量则是4.24亿吨。在整个亚洲，由于人口众多且不断增长，即使有可以用于稻米生产的额外土地，数量也微乎其微，而且要实现“供给反应”也需要好几年。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航空业祸不单行！10月28日晚，国航和东航同时发布三季报，均显巨亏。当季，东航净亏损23.3亿元，国航则净亏损19.4亿元，而上年同期国航一度盈利21.87亿元。

在全球航空市场需求萎靡的行情下，中国航空公司今年还遭遇了汶川地震和奥运期间航空管制的冲击。

    记者问废品价格为什么降得如此厉害，这个收购站的负责人只知道闹经济危机，其他的也都说不清楚，但他们都表示，在这次废品行业的“金融动荡”中，损失最惨的是他们这些中小废品收购站。“如果价格变动，大回收公司会很快得到消息，从而及时调整收购价，但我们因为囤积的废品太多，只能赔本出手。”王先生说。“废品价格暴跌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北京皇城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表示，由于大公司纷纷裁员，很多人都开始压缩开支，非必需品如报纸等不再好卖，所以废品价格开始暴跌。再加上新建房开工数量减少，楼市低迷，对铝等建材的需求也在减少，废铁和废铝价格都开始暴跌。 文/刘旭

作家斯科特·谢恩（Scott Shane）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写道，“蘇維埃幻觉的破灭…并不是用坦克或是炮弹达成的，而是用事实以及舆论来促成的，它是被压制了数十年的信息释放所戳破。“ [16] 信息的洪流导致蘇維埃公民对他们的政权发出质疑之声，而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促进因素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开始实施的开放政策。该政策在上 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放松了对于信息和出行的限制。然而，开放并不仅仅只是源自戈尔巴乔夫自己个人的良好意愿——而是他意识了技术发展的需求。用1988 年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国际通信跟以前相比要比便捷上许多。事实是，如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闭起关，锁起国来’。[18]“

克莱·舍基（Clay Shirky）写道，互联网是基于端对端的原理：“因为互联网的收发者在编撰新信息之前无需寻求帮助或是许可，这使得即便有其他的电视广播网络技术可供选择情况下，互联网技术也值得采用。” 即使在开放政策实施之时，蘇維埃政府也对于印刷媒体，电台，电话和电视实施某些监督和审查——但是由于互联网的特有设计所致，这样的控制却不可能应用到互联网之上。政府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过滤主流搜索引擎——但是雅虎，Google之类的搜索引擎在1989年的时候都还不存在。成千上万的蘇維埃公民仍然通过 列尔科姆网了解了情况的，在科德兹看来，列尔科姆网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抵御集权势力的强力的社会公器。”

Paypal这类的服务业也可以增加那些通胀肆虐国家中居民的财务安全。通过拥有一个美元计价（dollar-denominated ）的账户，而不是以本地货币计价的账户，个人就可将他们每年遭受的通胀比率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数字。使用诸如电子黄金（e-gold ）以及以货物计价（commodity-denominated）的账户，个人完全就不会再次遭受通胀盘剥。此外，他们可以将它们的钱财跨境转移，而无需 面对来自政府方面的限制。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工作以及兑换货币——这可以绕过这个世界上一些最为严苛政府的 管制和控制。

塞在《世界人权宣言》（于60年前的12月签署）文本最底下的是一个少有人知道的条款，它宣称“人人有权自由……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维护人们分享现代科学利益的权利可以强化让政府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环境的要求。这些需求包括改善各国的基本能力，生产科学，解释其潜在利益，并用一种容易获取的方式加以传播。 与国际对酷刑的谴责不会让酷刑消失一样，要求各国政府实践它们的契约义务并不会自动地保证人们获得“科学权”。

　　盛瑞生同时强调表示，公司从去年11月至今对富通集团股票的总投资成本为人民币238.74亿元，此次计提减值准备后，公司资本金保持充足，财务基础稳固，偿付能力仍将保持在300％以上，完全可以满足各业务单位的发展需求。目前公司主营业务继续保持良好稳健发展，客户权益会得到充分保障。此次会计处理将只对公司今年的利润产生影响，公司预计会在明年恢复到正常的盈利水平。

等到下月奥运会闭幕式上最后的焰火熄灭时，中国政府将可以更好地评估全球需求。 那时，也许宣布结束的不仅是北京奥运，还有人民币为期三年的升势。

昨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70个大中城市房屋售价同比涨幅5.3%，为18个月以来最低值。国内房地产市场拐点出现，个别城市甚至出现退房风波，住房开发贷款和抵押贷款可能成为银行新的不良资产来源。随着房地产新开工面积的下降，钢铁、水泥、建筑等行业在成本上升的基础上，面临着需求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某些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称这个项目反映了一种过度的美国心态。这些国家提到了清洁用水和学校等其它紧要的东西，认为与更多需要花钱的迫在眉睫的需求相比，这一大笔效果无法证实的冒险花费很难让人认同。

Grameen 银行的创立者、诺贝尔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认为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购买价格低廉的电脑。“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开创出一个全新的局面，因此，全世界都应该感谢他。”尤努斯评论道。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仍然坚持说，OLPC与英特尔的关系有一点像世界粮食计划署和麦当劳。这两个组织建立的目的全然不同，也没必要发生直接冲突。

仪式的心理作用： 仪式不仅能满足个人对一个安定、可理解和可强行驾驭世界的认知和情感的需要，而且使人能够在面对自然界的不测时保持安全的心理状态。（马林诺夫斯基） 以毕生之实践钻研仪式的特纳认为，仪式表演是社会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人们解决危机的重要方式。 以“仪式”为切入点的意义之所在： （1） 突破语言，特别是方言的限制，更有效地帮助人们重建心理。 （2） 言语的咨询一对一较能保证效果，而仪式则由于操作较简练，有助于提高效率，例如团体实施。 （3） 一般咨询过程中，会有咨询师的参与。而仪式中，能够做到只有主体一人的参与。因此后者可能让人更有隐私，更直接地面对自己，释放自己。 （4） 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方式。斯宾诺莎指出，人的改变，除了理智，情感是必须的。而荣格说，愈接近原型的事物，唤起的情感愈强。原型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象征。仪式也正是如此。因此，仪式有潜力深入影响人，改变人。 （5） 有效的仪式不能脱离与当地文化的联系。这让心理疏导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援助，更有助于挖掘当地优秀文化传统的治愈力量。即，人们不是在被动地接受，而是在主动地发掘自身潜力、治愈和超越。 （6） 仪式具有文化意义。有效的仪式，体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有助于未来它们的传承和发展。

由于受灾者个体的差异性（年龄、性别、信仰、职业等），我们相信没有哪一种仪式是完全符合总体的需求的，我们也相信有无数种仪式的可能，每一种仪式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于是，我们不把工作重点放在仪式的设计、举办。而是把重点放在工作思路的传授上，让“用仪式重建心理”的工作思路迅速传播出去，尽早帮助受灾者。

谢谢你们的掌声──甚至在我开口讲话之前就鼓掌，对此我非常感激。

请允许我代表美国代表团、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向在座各位和全体中国人民就四川遭受严重地震灾害表达我们的诚挚慰唁。我们对极其惨重的伤亡损失深感悲痛，但也为参加救援和救灾行动的所有人员所表现出的巨大关爱和勇气而深深感动。

民主是最能长期满足公民日常需求的政府形式

从年初的冰雪灾害，到如今的汶川大地震，都显示出既有机制尚不能完全满足实际需求。面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现行高度军事化的救灾模式之有效性值得肯定，但也必须看到其中的不足。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无论如何，不应将强有力的政府简化为“大政府”，甚至因此缅怀命令经济的“优越性”。

答案越来越清晰：中国需要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权力与责任明晰的、落实到专门机构、中央与地方分工明确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

这一体系当能对巨灾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需要统一管理，需要科学对待，需要成本投入，尤其需要法治意义上的公开透明。　　风险识别和评估的范畴远比“预报”或预测广泛，其核心内涵是风险识别和信息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