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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这部讲述一个住在贫民窟的印度男孩为了找回失去的爱参加一个电视大奖赛的传奇故事斩获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音乐、最佳音效和最佳剪辑等8项大奖。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只要认真通读杨教授的考察报告，人们会极为震惊地发现：原来瑞典王国不但 是当今世界最富裕、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同时，它还是把马克思、恩格斯视 为精神导师的真正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前苏联及它的东欧卫星国，以及包 括中国、越南在内的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或者 是 “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国家！

瑞典在１９世纪末还是欧洲落后国家之一，比俄罗斯还落后，瑞典社民党成立 时，拿不出自己的党纲党章，即把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二党的党纲党章照抄 不误。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的领袖照片，前三位是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 都是德国人，第九位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蓝亭。１９２０年，社民党和 人民党联合执政，就建立一批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１９２４年 下台。他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于１９３２年再次上台时，一方面鼓励私人企 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由政府和工会来合理分配财富，这样就用力少而见效 快，竟连续执政４４年，直到１９７６年才由人民党代替。但以后２０多年中，仍 以社民党执政为主，结果瑞典成为全世界人均最富国家之一，更是福利最多的国 家，可说“从摇篮到坟墓”都由政府包办了。当然，福利太多也有副作用，但与贫穷 落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因为我之于印度，仅是 个过客，往好的看可以学习，而与中国无关的弊病，我无暇多谈。如果印度是我的祖国，我必将花费心血批评其不利于民生的种种，以求祖国的更快进步。倘若用这 个尺度来评价索尔孟先生，那他无疑是把中国当成祖国来爱的外国人。

遍及中国经济各 个领域，指出中国经济模式的长期隐性及其危险性，进一步揭穿"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幻影。

"谎言帝国"里众所周知的秘密是执政党没有合法性。一个非法的利益集团，以自诩执政党的面目，用各种手段， 控制着泱泱大国的国民，攫取巨额利益，打击一切异己，确保自己的非法统治。没有人不知道这就是独裁，然而，是谁在说："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又是谁 的谎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生活是被强加的。如果有一个选择的 机会，我们会选更好的。

私立學校的學生所接受的教育水平比起公營學校要好很多,問題並不是巴西缺乏人才,只是教育制度本身靠

私立學校的學生所接受的教育水平比起公營學校要好很多,問題並不是巴西缺乏人才,只是教育制度本身靠購買力(ability to pay)來分配資源,所以只有有錢人才能獲得較好的教育。

以巴西的教育為例,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能夠使教育制度更公平。有些人可能認為如果能夠彷效西方的教育制度,定必能改善問題,我對這種想法則存有一些懷疑。

个税以外的93%的那部分都是什么税呢？按照征收的比例高低排列，最主要的是增值税，占36.7%；其次是企业所得税。占20.0%；再其次是营业税，占14.7%；再次是进口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占14.3%.这四项税占了全部税收的85.7%.再加上个人所得税的7%，就是92.7%.其他还有消费税5.4%，关税3.3%等。要分析税是从哪儿征来的，主要是分析这几部分税收的来源。

每个人的收入分成消费和储蓄。除开个人所得税，储蓄的那部分是不纳税的。你在抽屉里放上一万块钱，过了一年还是一万块，政府不可能从你储蓄的钱里征税。如果你在银行里存上一万块钱，一年后也还是一万块（不算利息所得的话），政府不能从你的存款本金中收取任何税金。但是如果你有了消费，政府就有办法收你的税。而富人的储蓄在总收入中占的比例高，也就是不纳税的部分占的比例高。所以相对于收入而言，他们的纳税比例较低。穷人则相反，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都纳了税。因为他们的储蓄比例低，所以不纳税的部分占的比例也低。

　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航天英雄甫一亮相，他们的生活经历、成长过程、兴趣爱好以及个人性格特点，立即成为媒体密集报道的新闻材料，也成为公众的热议话题。　　三位英雄的共同特点是都来自农村，小时候家里都很贫穷。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前生活的中国人，大都对那个时代的贫穷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今天，我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农民也只是刚刚温饱，还在奔小康呢，谈不上富裕。　　我猜翟志刚很可能是新中国太空行走的第一人。三人之中，第一个出舱的人，他的概率最大。我猜测的依据是，他是三人中的指令长，大小也是个领导，危险时干部总是冲在前面是我们的传统。另外，在提到三位英雄的名字时，翟志刚一直排在第一。排名是很有讲究的一门学问，里面可以透露出许多的信息。　　翟志刚小时候和父母、5个兄姐一起，在齐齐哈尔市龙江县边缘的十道街过着清苦的生活。长他10岁的三姐翟凤兰说：“小刚小时候挺苦的，我妈那时候岁数也大了，没有奶水给他，家里也没钱买奶粉，他是喝棒子面粥长大的。”天下的事情真说不清，喝棒子面粥的孩子也能身体棒棒的，还走向太空。放在今天，万一家里有点钱，给他买了三鹿奶粉喝，又万一肾结石了，还能不能成为太空人，倒要留一个大大的问号。　　闲话少说，回到正题。为什么看英雄，想城管呢？因为我发现，英雄成长中离不开有人性的城管帮助。翟志刚的母亲为了供家里几个孩子读书，在龙江县剧院门口卖瓜子挣钱。一茶缸瓜子才卖一毛钱，翟母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带回家一沓沓皱巴巴的毛票，给翟志刚和兄姐们交学费。翟志刚从小就会各种农活，铲草锄地都是一把好手，而且还很会炒瓜子。“不糊、很香。”他大哥志强夸老弟好手艺。我看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赞叹当时当地的城管，没有把翟母赶走，瓜子没收(或自己吃)。倘若遇上恶城管，翟母卖不成瓜子，兴许翟志刚就上不了学，也就一辈子当农民了。城管或许无意中的积德行善，竟也对中国航天事业有一份功劳。　　景海鹏家乡的城管也有功劳。景家住在山西省运城市杨家卓村。景海鹏的父亲为供孩子读书，每年秋天高粱成熟后，拉着平板车走一天一夜远走他乡收点高粱穗，回家坐在小西屋猫着腰扎笤帚。“一个笤帚成本不到一毛吧，但拉到市里能卖三四毛。”老景说自己每天能扎十几个，凑够了100个便拉到城里走街串巷叫卖。“父亲的腰完全是累弯的。”说起小时候的事情，景海鹏的弟弟海龙泣不成声。看来，天下城管好人多。运城市的城管也放了景老汉一马，给了他一个卖笤帚为孩子交学费的机会。　　今天，齐齐哈尔市和运城市一定会为航天英雄从自己的城市和乡村里走向太空而骄傲。他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值得高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里的城管挺人性，非常善良，没有把进城卖货的农民商贩赶尽杀绝，从而让翟志刚、景海鹏的父母亲能够赚取一点微薄的学费，供孩子上学读书，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英雄。我这里替两位英雄的父母亲代笔，谢谢你们，人民的好城管。

但是不可否认，旧金山海滨道上也有很多X山狮子旗和anti-china标语。“anti-china”人士各式各样：有反政府、anti-china、反布什、反对一切的美国嬉皮士，当我请他们解释说明他们的anti-china标语时，得到的是无语和一脸的不可一世；有不满我国政府与缅甸、苏丹政府关系的人 权义士，出发点可以赞同，但对事实所知不多；当然还有各类的Z 独人士。

当我们礼貌友好的接近一些xz人时，他们还是很认真、朴实的与我们交谈（就像小时候课本中学到的少数民族一样）。他们大部分在新中国的xz长大，会说汉语，有汉族朋友，也把我们当作同胞，有些也很兴奋得谈到台湾回归、中国统一强大。他们谈到的一些问题与不满，也是在国内生活中大家遇到的。通货膨胀，贫 富差 距拉大，地方官员的腐败，大学扩招后找工作的困难。发达地区的国人尚有时为此苦恼，在全球一体化、全国小一体化的今天，贫穷落后Z人更是负担沉重，生活艰难，由此而生的民族情绪也可以理解。另一印象深刻的话题是dl，所有交谈的Z人都对其热爱、崇拜。长大成为无神论者的我们大概无法理解那种对宗教领袖/老师的崇拜。

这一代Z人看到的是自治区的社会问题和宗教问题。也许我们应该向前看，努力增进与少数民族的友谊，切实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放下历史的包袱，不再指着他们的鼻子、告诉他们曾经是奴隶。

4月30日，巴西在发展之路上再次添砖加瓦，华尔街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将巴西的债务上调至“投资级”，巴西也因此成为金砖四国中最后一个获此金字招牌的国家。巴西人欣喜若狂，指出就在巴西23年的民主制度日益巩固之际，该国经济也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革。在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堪与巴西媲美。

墨西哥亿万富豪理查德•萨里纳斯(Ricardo Salinas)近日闪电造访曾经以贫穷闻名、而今业已经济起飞的巴西东北部，计划面向低收入人群推出连锁银行服务。

美国铝业(Alcoa)的拉美总裁富兰克林•费德(Franklin Feder)说，从投资安全的角度而言，巴西比那种一夜之间就可能天翻地覆的独裁体制要好得多。美国铝业在巴西投资了20亿美元用于开发水电、矿业和冶炼项目，这是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最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费德说，巴西式民主制度下的决策速度每天都令他们倍感沮丧。大量繁文缛节使美国铝业在亚马逊的一个水电合资企业的牌照申请和建设过程已经花了10年时间，预计还要等到2010年至2011年才能投产。

我不相信，是因为这个系列节目没有站在中立、客观的立场上，为我，一个观众，提供关于怒江争论的尽可能丰富、全面的信息，而是选择信息、过滤信息，甚至提供错误信息，以千方百计地灌输我，说服我，让我接受它提供的观点；我不相信，还因为它提供的观点，不是为环境、为生态、为长远发展考虑，而是以改善当下贫困为借口、主张立即上马水利发电站的观点。这个观点是与水利部门和当地政府的现实利益相一致的。

　　一：不要认为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人權是普世价值，不会因为国家、种族、贫富悬殊而有所改变。不管你是什么样制度，你自吹优越于别的制度与否，人權总是不可侵犯的。比如胡佳因七篇文章批评政府而入狱，当然会激起世界关注人權的人高度反弹，颁给他萨哈罗夫奖可谓名至实归。外交部虽然没有愚蠢地抛出“伤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这样的低级笑谈，但还是动辄以干涉内政和反華的陈辞滥调来应对，以为民众的智商和信息判断还生活在毛时代，这是人们把外交部当成中國谎话撒播基地的一个原因。老百姓都把你当猴耍，你却在那里做令人可恶的表演，人们对戈倍尔、萨哈夫的嘲笑时刻都可以安在你们身上。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人民”一直不是一个有确定法律意义的概念，只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不那么确定的政治概念，一切随需要而变，今天你是“人民”，可能明天就是“敌人”。从查理一世掉脑袋到路易十六上断头台，人民的神权取代了君主的神权。“人民”这个“同质一致”的概念，具有了与“敌人”相对的内涵。“人民”，还是“敌人”，成为这个“人民民主”世界的二分法。而“中国人民”，则是在“人民”头上盖上“中国”这个大帽。

我父亲只是个平凡的人，他沉默，他从来不敢也不会与“人民”作对，他不是地主，不是富农，不是反革命，不是坏份子，不是右派，他是农奴，是贫农，是革命的支持者，是听话的老好人，是不敢站队的拥护派，毫无疑义，他属于“中国人民”。

我们理解父亲，同情父亲，宽恕父亲。但我们从父亲那里学会的“保持你的尊严”的信念，却无法让我们再如父亲一样默默地接受这一切，一切不请自来的儿子。因此，我们要说，邓小平，请不要再以宣称是他的儿子，侮辱我们父亲。

一个很古典的东西，要把它普遍化，没有很高的学术水平的话，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误解，跟《论语》不相干，只不过是借着《论语》说自己想说的话。

我认为现在的儒学现状有一种抵抗西方价值的倾向，希望能在《论语》中找到许多东西，让我们可以排斥西方的某些价值，我们有自己的价值，可以不跟着西方走。

我想“至圣先师”一切都以孔子为模范在今天不大能够成立，在多元化的今天，说中国的思想，不能光说《论语》，也不能光说儒家，老子何尝不重要？庄子何尝不重要？韩非子何尝不重要？我想今天来看孔子，应该把他看成最早提出精神价值的一个人(因为从现在的材料来看《老子》成书在《论语》之后)，一个很平平实实的人，一个实践了自己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人。而不要把他装扮成一个深不可测的人。如果孔子深不可测，与一般人也就没有什么相干，“道”也会遥不可及；也不要把孔子装扮成十全十美的圣人，今天也不能劝人做“圣人”，而是要劝人做“君子”，也就是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就是把价值放到自己身上了，而不是嘴上讲讲或者写写文章。

“文革”期间来华访问的外国人，有几个地方是必被安排“参观”的，哪怕不去天坛、长城，这几个地方一定要让老外看。比如，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水压机。那时的宣传称，这台设备赶上并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那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大多是有特殊背景的，基本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客人。接待者总要宣传这台水压机是如何“在毛泽东思想指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

终于一次，一位外国客人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解说员：你知道当今世界上，水压机的先进水平是怎样的，你有技术参数吗？ 这个老外估计是搞工程技术的，他的问题一下让中国讲解员楞了，“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怎么说这台一万吨的就是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万吨的水压机，外国在19世纪末就造出来了。

先来看这场官司的大致经过：1990年6月，湖南女商人黄友元因涉嫌投机倒把被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收容审查（4年多以后才解除人身限制），期间她的一批煤炭被该分局“代为处理”；1995年3月黄友元提起行政诉讼，一年后胜诉，法院判决该分局赔偿经济损失合计500余万元；但过了12年，黄友元仍然没有拿到这笔赔偿。在这18年里，国家先后制定实施了《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投机倒把”罪名也从《刑法》中消失了。在黄友元胜诉后的12年里，从湖南省高院到最高人民法院、中央政法委都专门就此案的执行问题作出复查或批示，今年3月份，最高人民法院还以督办函的形式对此案进行督办。遗憾的是，岁月让黄友元从一个中年女富商变成今日贫困交加的老年人，甚至当初审判此案的审判长和审判员也已先后离世，而她能否拿到这笔赔偿的前景，却依然“并不明朗”。

人民币汇率上周五报收7.017元人民币兑1美元，大有突破7元大关的势头——这是继去年10月下旬人民币加速升值之后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

安信证券(Essence Securities)驻北京的经济学家高善文表示：“来自美国的压力只是一个较小的因素。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国内的通胀压力。”

人民币汇率走高，有助于降低大豆等进口商品的成本。在中国，80%的大豆用于饲养生猪。中国通胀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食品价格上涨，尤其是主要食用肉猪肉的涨价。人民币升值还有助于抑制膨胀的贸易顺差，而对于中国与其它大型贸易伙伴的关系来说，这也一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作为一个阜阳人，近几天来我们看到的却是，很多对情况不了解的人和媒体，用极其刻薄的语言来攻击阜阳，妖魔化阜阳，就如同一些不名真相的人和媒体借奥运会来攻击中国一样。

由于阜阳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医疗等条件有限，病因没有确诊，能盲目地向社会发布信息吗？

这是一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阜阳市是无权单独向社会发布这一信息的

老安还未从丢钱的阴霾中回返，那些够他积攒十年时间的钱财，如今一夜尽失，这叫我不禁想起那些一夜间破产的商界人士。原来世界上的运命不舛各有各的不一样，却殊途同归的同一结果是——不论曾经贫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