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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时，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苏联），而新加坡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李光耀告诉邓小平说，新加坡的邻国把中国视为威胁的来源，这是因为这个区域并没有海外俄罗斯人，不过却有海外华人，而且他和他代表的党还不断向东南亚人作政治广播，鼓励人们进行武装起义，为游击队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援。后来，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邓小平在听了上述议论之后的反映：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任何一位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我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疑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党和印尼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在西藏问题上，能反省我们自己的失策吗？在奥运问题上，能检讨我们自己的失误吗？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宣布不参加开幕式了，尽管他的说辞给足了我们面子，我们真的不明其里吗？ 　　 　　那些鼓动国人不去法国旅游的留学生，你何不做个样子，干脆中断学业回国算了，再说文革中，咱们北京曾有过百十万人热烈欢迎在印尼雅加达、在香港、在莫斯科红场大显身手的中国人光荣回国的场景。 　　 　　对那些群发短信号召市民拒绝家乐福的朋友，我只想告诉你们，我昨天刚巧去了那个超市，买回来的竟全是国货，那个超市养活着数百位中国职员，在那货架上数万种货物的背后，恐怕不会少于数百万的中国工人。

“人民”一直不是一个有确定法律意义的概念，只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不那么确定的政治概念，一切随需要而变，今天你是“人民”，可能明天就是“敌人”。从查理一世掉脑袋到路易十六上断头台，人民的神权取代了君主的神权。“人民”这个“同质一致”的概念，具有了与“敌人”相对的内涵。“人民”，还是“敌人”，成为这个“人民民主”世界的二分法。而“中国人民”，则是在“人民”头上盖上“中国”这个大帽。

我父亲只是个平凡的人，他沉默，他从来不敢也不会与“人民”作对，他不是地主，不是富农，不是反革命，不是坏份子，不是右派，他是农奴，是贫农，是革命的支持者，是听话的老好人，是不敢站队的拥护派，毫无疑义，他属于“中国人民”。

我们理解父亲，同情父亲，宽恕父亲。但我们从父亲那里学会的“保持你的尊严”的信念，却无法让我们再如父亲一样默默地接受这一切，一切不请自来的儿子。因此，我们要说，邓小平，请不要再以宣称是他的儿子，侮辱我们父亲。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其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表现在可比的增长阶段实际上还不如其东亚近邻（日本和韩国）。鉴于初始条件和政策的相似性，这并 不奇怪（例如：教育起点高、土地改革、以出口为导向、国家选择性扶持关键的工业领域、高储蓄、训练有素并且充足的劳动力等等）。

中国的经验有多少可以或者应该输出值得怀疑。“经济自由加政治镇压”是对“中国模式”十分普遍的概述。认为这会为威权政体制定蓝图的建议是具有误导 性的，也是危险的。相对的文化趋同，将长治久安和维持社会和谐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为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的社会契约提供了支撑。

同样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人人都感到吃惊，包括邓小平（他本人承认）。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提供就业（1993年占所有农村就业的58%），为本地公共产品筹措资金，同时还刺激了农村信用制度的发展。

更不要忽视，中国的计划生育系统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快，国内外很多学者测算，到了2030年，如果目前人口控制的趋势不变，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会出现根本的转折点，上班人口支持不了退休人口的负担了。既然已从数据模型上测算出来，距离那个转折点也就是2030年，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那现在就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废除。国际上很多研究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长期有效地对生育实施控制，最文明的办法是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和妇女中间——世界上凡受过中等或更高教育的妇女，就会自愿减少生育。这远比中国现在采取的强制手段好得多，后者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强制的人口控制，也导致了男女失衡。 　　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有效的以普及免费教育促进自愿节制生育的政策，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接受？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的干部，或者更多，就是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和权。

　目前的中国高层确实有不同于过去的施政设想；再过若干年，中国的高层领导班子又要换届了。我觉得，现在的和下一届的领导人，即使他们内心里想做一些大动作的改革，但是因为他们尚不具备像1980年代初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就没有办法迫使强大的利益集团做出大的让步。这将是未来很多年里的基本格局

明乎此，便能了解近日「毒奶事件」的严重了。纵观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商人的贪婪无良，还是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的集体缺席。

能够预先测知并且处理牛奶问题的部门有一大串，但它们全到哪里去了呢？至于地方政府，从石家庄市到河北省都曾接过投诉，他们的响应是什么？就算出动到了新西兰政府，他们依然默不作声。我很难想象新西兰总理打电话给温家宝，对他说「你们那里的牛奶出事了，他们没告诉你吗？」的情景。我只感到政府好像不见了。这是不是个体制问题？当然是！但它甚至已经和民主不民主无关了。就算是在「东亚四小龙」式的威权体制之下，这种无政府状态也很难发生。不要搞错，就算是邓小平式的强人统治，也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整体管治失效的情况。

 可见，要解决目前“改革与法治”等问题，关键还是要解决“改革”和“合法”的解释权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主导司法的国家里，没有政治的解决方案，司法的自我效正和修恢功能是十分有限的。当然，这个政治解决的方案起码具有两个方向性的选择。其一，就是进一步把解释权向执政者集中，寄希望于象邓小平一样的开明而有权威的政治家，敢于冲突一切阻力，用类似“黑猫和白猫”这样简单的规则来领导当下的中国“杀出一条血路”；其二，则是实现解释权的转移，让民众“对什么是改革“拥有解释权。这就要求按民主和宪政的框架来约束权力，让民众有权力和能力参与社会发展，并最终决定社会制度改变的方向和路径。简单来说，要使中国社会的改革事业进一步推进，在政治上就有“新威权主义”和“民主宪政”两个方向性的选择。

胡锦涛在贺信中指出，《求是》暨《红旗》杂志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自创刊以来，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规律作出了艰辛努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深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宣传科学发展观，着力阐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的决策部署，及时回答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不知道“价值”这个词的来历，但我可以确凿的是“价值”在汉语里除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定义，就再没有其它确定的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关键来源于我们的政治观（注意，“政治”一词也为从日文转口）一直即是动态的。最近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例子就是邓小平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手段描述：“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中国式的政治因时而易，随时面临“道在何方”的典型体现。“摸着石头过河”，即任何理论家、政治家都不能事先确定中国今后的体制框架如何，更不可能提出宏伟蓝图，当然在政治领域里也就没有永恒的“普世价值”。

公安部长孟建柱在拉萨说，达赖喇嘛“早已不配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孟建柱从3月23日到24日在视察西藏时讲了这番话。香港亲北京的报纸援引孟建柱的话说，达赖喇嘛口口声声说不搞暴力，拉萨3/14事件再次戳穿了他的谎言。

中国作家王力雄起草的“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意见”已经有180名知识分子签名。文章说，类似西藏地区中共领导人所说“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那类文革语言无助于事态的平息，也不利于中国政府的形像。

鲍彤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在重大事件上有不负责任、任意判案的历史性传统。第一次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判为罪魁祸首。第二次天安门事件，赵紫阳被判为罪魁祸首。现在把达赖喇嘛判为拉萨事件的罪魁祸首，使人无法不联想到当年的轻率、武断和将错就错、坚持错误的实践。 鲍彤说，和谐就是化乾戈为玉帛，不能靠封锁，靠武力，当务之急是和达赖喇嘛对话。这是上上之策。作为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达赖喇嘛是唯一有望主持达成藏汉和解协议的藏民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