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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先来看这场官司的大致经过：1990年6月，湖南女商人黄友元因涉嫌投机倒把被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收容审查（4年多以后才解除人身限制），期间她的一批煤炭被该分局“代为处理”；1995年3月黄友元提起行政诉讼，一年后胜诉，法院判决该分局赔偿经济损失合计500余万元；但过了12年，黄友元仍然没有拿到这笔赔偿。在这18年里，国家先后制定实施了《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投机倒把”罪名也从《刑法》中消失了。在黄友元胜诉后的12年里，从湖南省高院到最高人民法院、中央政法委都专门就此案的执行问题作出复查或批示，今年3月份，最高人民法院还以督办函的形式对此案进行督办。遗憾的是，岁月让黄友元从一个中年女富商变成今日贫困交加的老年人，甚至当初审判此案的审判长和审判员也已先后离世，而她能否拿到这笔赔偿的前景，却依然“并不明朗”。

2007年11月12日晚，原告李方平与同伴于方强、张海涛等至北京西站，在进入售票大厅的大门入口处，受到被告所属的民警阻拦要求出示身份证件进行检查。在被问及进行身份查验的理由并要求出具相关法律手续时，被告民警拒不给予任何答复，包括原告在内，连同其他两名同伴最后只得被迫出示身份证接受查验才得以自由离开。    原告认为，公民享有人身自由，人身权利受法律保障；被告在不具备法定事由、未履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长期性、随意性、强制性的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非特定公民进行身份检查，属违法行政；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宪法》所保障的公民人身自由权利，也违反《居民身份证法》等所规定的对公民进行身份证查验的法定条件和要求，当立即停止。遂提起本诉

"原告的体貌特征，我们记不清。我们针对的是进出车站的非特定人员，检查时不可能有准确的体貌特征要求。" 针对被告出具的公安部通缉令上描述的犯罪嫌疑人年龄、身高、口音及其他体貌特征，庭审中原告代理律师黎雄兵提问要求被告对原告的体貌特征进行简要描述时，得到这样的回答。

流动场所并非法律盲区。相反，公共场合使得人们的一些行为同质化，比如文艺体育活动场所，机场车站码头，非因法定事由并严格依据法定程序不得对公民随意进行强制性身份查验。共同场所，是一个展现社会进步和社会文明的窗口，也更应该是保障和尊重公民权利的窗口。

果然，在30天之内有了回音。昨天(2008.12.19)成都海关李姓工作人员给我来电话，说收到了海关总署监察局转来的信。问我是不是可以用行政复议流程解决。我觉得，目前我已经不怎么试图追述对我的处罚决定是否正确，而是集中在成都海关人员的行为是否违法上，所以我也没什么行政复议的理由和必要。就拒绝了。我还是想看看，一个依法实名举报，有证据，有法律保护的举报行为，最终能答到什么效果。

既然不肯开具相关单据，我无法认定海关人员是依法办事，还是非法将我的物品据为己有，因此我要求当场对刀具进行毁坏。该海关人员说："如果你再纠缠，就将你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这令我非常震惊，一个公民，纳税人的合法诉求，怎么能用"纠缠"来形容。这句话在后来与成都海关人员电话沟通的时候再次出现。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愤怒和极大的侮辱。

2008年11月13日13：20分，我再次致电成都海关法规处，询问举报进展。被告知，对方认为我是自愿放弃物品。我再次对法规处的同志声明，我没有自愿放弃，而是在对方的威胁之下不得已而离开的。另外，即使我自愿放弃，也应该为海关签字确认放弃，以免发生纠纷。并请法规处的同志再次进行调查，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