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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失踪24小时才可以立案，我却认为是我们的法律提供了人贩子做案的时间。提醒人贩子必须在24小时转移我们的孩子。

我们来到了鸟巢的东大门，找了个人多的地方，依次排队站开，展示我们的寻子海报。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遭遇，也提醒更多的人注意自己身边的孩子，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人贩子有作案的机会。很多的人对我们投来了同情的目光，由于太阳很大，还有好心的人给我们买来了矿泉水。有些家长的情绪很不稳定，大家都拿着自己孩子的寻子海报哭诉着向行人介绍孩子是怎么被偷，被抢的。有一个很有正义的大学生看到了我们的遭遇，非常的同情，也对拐卖儿童的现象非常的愤怒。愿意帮助我们做些宣传活动。后来来了一家美国的记者要采访我们。我们拒绝了，因为中国的事情还是要我们的中国政府解决的。我们也不想把事情弄到国际上去。于是我们收起了寻子海报。准备去找我们中国的权威媒体。中央电视台，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们寻找孩子就有希望了。

在央室的门口。有一个很小的窗口，上面写着一个小小的几个字。“焦点访谈 今日说法 群众接待处”大概是下午4点半种，我们来反映情况，但是窗门紧闭，门口出来了一个武警，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可能看到我们40人，他也很紧张，我们和他说明了我们的来意。讲述了我们都是全国各地丢失孩子的家长。他说要向领导汇报，过了一会，央视大楼里出来了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领导。我详细的给他讲述了我们寻子的事情。他说他也做不了主，这个事情有点大，需要国家广电批准才可以做的，这个节目要是做会影响国家现在“和谐社会”的口号，我听明白了意思，就是婉言谢绝了我们的请求。

　　 罗：PX事件前后，你都遭遇了哪些麻烦？事情快过去一年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值得跟我们说说的情况吗？ 　　 连：我直接接触经常只有一次，他们表示要进门谈话，我拒绝后，他们再没打扰过我。我老婆也直接跟片警说，尽管采取监控措施，那个片警一直也相当温和。厦门的警察，对我们都和气的。那个也是他们的工作，可能无法不做。 　　 比较痛苦的是我老婆，她是律师，去公安办事时，有两次都听旁边的警察聊天说“连岳已经抓了”，这种流言，你无法验证，但是能感受到无处可逃的压力。我跟老婆反复商量后，确定几个事情，一、我做的事情没错。二、当地政府想办法给我施加压力，迫使我放弃，也可以理解。三、谨慎一点，只接受国内媒体和境外主流媒体（标准为从国内可直接访问其网页）的访问，紧扣环保与公众参与，不跑题。然后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能吃能睡，瘦的六斤又迅速胖了回去。 　　彻底从恐惧情绪中走出来是在07年底环评报告出来后，我和老婆两人都报名参加公众环评座谈，这时候一个从不打妄语的朋友确切地告诉我们，你们两个要进去了。接到消息后，我和老婆约在厦门轮渡的必胜客餐厅，无可奈何地规划各种可能，我进去了，她要如何；她进去了，我要如何；两个人全进去了，又该如何。这样一说，反而放松了，压力似乎瞬间消解了。老婆说，你脾气这么不好，关进去会受不了的。我还讨好她说：我脾气不好，早就应该关了！其后我们就一起心态平静准备发言了，她是律师，不怕公众场合发言，我的发言就反复斟酌过，还在她面前试讲了一次。

现在言归正传，谈谈这本值得尊敬的书。西方学术界通常对中文学术著作不太关注，然而，这本书却不同。它的首次发行是今年5月，但在书上市前，出版的消息已在西方学者圈中传开了。实际上，我首先是从英文渠道得知此事。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迄今我至少看到三篇书评了，对它评价极高。

作者19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基础扎实。该书对资料的整理、对数据的比较，非常细致。在长达十几年的研究期间，作者在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包括西北、西南、华北、华东、东北、华南等地的省区收集了大量资料，并面对面地采访了100多名当事人。他收集的资料多达千万字，仅访谈当事人的记录就厚厚的十多本。因此，书中提供的那些细节，让你看起来非常累，每页上的数据都是大串大串的。

谷歌CEO施密特日前接受了FT美国版主编弗里兰的采访。这次采访的视频将分三天连续刊登。在今天的第二部分中，施密特重点谈了谷歌在中国、俄罗斯的业务状况，以及公司是怎样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采访以英文进行。

谷歌CEO施密特日前接受了FT美国版主编弗里兰的采访。这次采访的视频将分三天连续刊登。在今天的第三部分中，施密特谈到了传统媒体，奥巴马和能源问题。采访以英文进行。

我没收过，而且我觉得这样做不应该，这不是很光彩的事情。而且没必要放在桌面上大谈特谈。即使在西方国家，他们的新闻理念也是不允许付费采访的。即使有收费，“交易”的双方也是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而是私下处理。

总理指着北川县城唯一未倒塌的希望工程小学照片，大声说：“我代表人民感谢这位建筑商！”

总理谈到捐款：“有的企业认为捐款是负担，还建议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我正告这位冷血的企业家，法律不能强迫你捐款，但你记着，只要你在中国的土地上经营，你就千万不要漏税，否则所以的罚款都会用到灾区！还有，你不是在成都有没卖掉的房子吗？紧急状况下国家随时可以征集用作灾民安置！”

总理谈到责任问题：“绝不回避也不包庇，地震当天国家地震总局的主要领导正在欧洲访问，我们一定会要求他对全国人民做出真实的述职报告！”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西藏存在“相当大的”人权问题。陆克文星期三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做出了上述评论，并开始了他在中国为期四天的访问。陆克文的演讲稿说，堪培拉当局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并呼吁所有各方打破沉默，进行谈判，以便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陆克文还重申他反对抵制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

澳总理陆克文在北大演讲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西藏存在“相当大的”人权问题。陆克文星期三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做出了上述评论，并开始了他在中国为期四天的访问。陆克文的演讲稿说，堪培拉当局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并呼吁所有各方打破沉默，进行谈判，以便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陆克文还重申他反对抵制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

众所周知，记者们的流动性非常强。《时代周刊》前驻中国记者黄永在西方媒体供职12 年， 深入接触了大量来自西方的媒体，对他们有长期观察。什么样的人会被派到中国来做记者？他说以美国为例，他们的驻外记者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如果具备了一定的工作能力并希望到他国工作的都可以进行申请，这与媒体的指定没有关系。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 黄永所了解的大部分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年限一般不会超过5 年， 他说， 在中国工作5 年仅仅是对这个国家深入了解的开始， 就是这个深入会让记者们手下的新闻作品变得深刻和复杂起来， 这对万里之外的本土普通受众是个挑战，而对媒体本身来讲挑战更大， “读者会因为内容深奥而放弃阅读”。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中国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克服这种影响，本刊所采访的大部分西方记者在中国工作超过5 年， 有的甚至长达10 年。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本刊所采访的大部分记者都非常熟悉中国文化， 了解中国的历史，有的还在中国接受了大学教育，还娶了中国太太。可以说他们是外国驻华媒体中的主流， 他们的观念、人脉、工作方法常常会影响新来者的判断。

谷歌CEO施密特日前接受了FT美国版主编弗里兰的采访。这次采访的视频将分三天连续刊登。在第一部分中，施密特重点谈了谷歌刚刚发布的浏览器Chrome，以及谷歌与微软、雅虎、Mozilla等公司的关系。

胡佳一直在中国法律体系内从事保护公民权益的活动，而这些活动是对中国加强法治的支持，这些活动应当得到称赞，而不应受到压制和惩罚。

贝克兰说，现在是国际奥运会采取干预行动，保护中国人权的时候了。

贝克兰表示，胡佳被判刑既是向中国国内其他的维权活动人士发出一个信息，也是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信息，也就是北京当局对其国际声誉并不在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在游泳池边上穿着泳裤接见赫鲁晓夫。你不是以老子党自居吗？我让你牛！到了70年代，毛泽东就更是深居简出，常常让大国政要，如尼克松总统、田中首相等上书房觐见。最近读回忆文章，读到1975年 10月，前德国总理施密特访华后受到毛泽东接见，十分兴奋和自豪，因为当时西方大国政要往往攀比的是访华是否受到毛泽东接见，会谈时间多长……而且法国总统戴高乐以未能实现访华见毛泽东的夙愿而成为终生大憾。这才是大国领袖的风范与魅力。

我们的领导都习惯了被言论甜言蜜语，西方的领导都习惯了被言论枪林弹雨，

我们的领导人不能总停留在面对一个外国记者采访时谈笑风生的层次上，面对一只带着抛物线轨迹的球鞋也能谈笑风生，那才叫酷，而且那才叫和谐。

一名会汉语的喇嘛说：“我们要人权，我们要达赖回来，我们不是要支持独立，我们要人权。”

在街上主动和玛曲的居民交谈并不容易，因为“他们看起来有点害怕和我们讲话”，他们说的都是中国报纸上写的内容。“他们对我说，当地的情况已经安全了。但是他们不愿意谈到有关示威和骚乱的事。只有当地的政府官员乐于长篇大论，” 埃尔林说，“我问普通的居民‘当时发生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他们大都说：‘我藏起来了’，‘我赶紧跑回家了’或者‘我赶紧把门关起来了’。”也有一些人主动上前和埃尔林讲话，但都是迅速短暂地给他几个暗示就走开了。

埃尔林表示，中国方面安排记者团到甘南地区采访并不是在作秀。中国官方的目的是为了展示当地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记者们也的确看到，学校已经复课，大街上的贸易也恢复了。但是“现在并不是一切都恢复正常了，而是正在恢复的过程中，”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但老百姓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主人。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今天是五四节，不到28的都放假了，鄙人亦在休假之列。偷得浮生半日闲，看看报纸。《新京报》今日做了北大110周年的专题，仍然是以人为主的专访模式，看点不多，但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把蔡孑民、胡适之、傅孟真等先生的言论辑录为“历史的先声”。今昔之言论在同一版面内对比，令人慨叹不已。大师之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然听进去的人，几乎没有。    五四那一年，青年们追求的东西，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民治政府，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值得一问。四年前的一个饭局上，卢波问我，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把时间之针拨回到哪一个点。我毫不犹豫的说，1915年。倘若不是袁氏称帝，共和体制值得一试。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选择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这百年来，物质生活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政治进步上，却是乏善可陈。如果把1905年和2005年中国报纸上关于思想与体制的言论略作对比，恐怕相去不远。曰民主，曰自由、曰集权、曰人权，种种主义，不一而足。    本朝定鼎之后，天下归一，论主义则马列恩斯，论思想则太祖毛氏，论理论则南巡邓氏。或曰百花齐放，但放了就死，又曰百家争鸣，实则一家独镇。虽称解放思想，实则奉命表态。而青年们真正效仿五四倾巢出动的唯一一次，却铩羽而归，从此告别崇高，不问政治。建政之后，五四虽被列为法定假日，年年纪念，但翻检历年官方新闻稿，除了时间不同，内容大体相类。青年云者，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1999年反美游行，俺忝列其中，额头扎白布巾一条，别人写的是反对北约强权云云，我写的是民主科学。被同侪怒斥之，侬想干啥，这是中国！大意就是，国情在那儿摆着呢，您这不是跟组织过不去么。俺悻悻扯下，归队。后来明白其实俺们都被忽悠了。爱国有自发与奉命两种，哥们儿那几年玩的都是后一种。当然现在更为严重些。    大街上，人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块儿不重，不超过5公斤，但是这里头装着什么玩意儿，无人能知。G-party怕的就是这个，总是试图去知道去控制大脑里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这手法很是成功，要不然天朝不会就这么经济崛起了。现在来谈五四，我不晓得还能谈出来什么东西。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从大清洗、反右、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明白历史经验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用诺薇老师的话说，就是动不动还朝自己脚背打一枪。当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被用同一种解释所垄断的时候，五四的精神资源已经无法为当下的中国青年所汲取。    喊出“严谨求实”的北大，其实是“严禁求实”。平原先生许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专讲北大的校庆日期。平原先生考证的日期是12月30日，但1951年之前，这个日子都是12月17日，这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复校的日期，这也是适之先生的生日。1954年就改为5月4日。这个日子就是新北大和老北大截然划清界限的日子。多年之后，再上溯这种传统，已是缘木求鱼。这也才有了陈翰笙先生“我希望北大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的愿望。    这个情况不止北大有，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有攀比之举，选择了5月20日。那是四反游行的日子，当然也是G-party早年搞的运动之一。当一个大学都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实际校庆日时，这个大学早就死了。再来不厌其烦的引用孑民先生说的兼容并包，简直有些可笑。   

在华纳兄弟离开后，东芝的市场占有率便只剩下20%到30%，我不认为公司仍有还手之力。虽然做生意要承担风险，但如果发现决定是错误的，及早抽身也是很重要的。公司推广HD DVD制式是为了赢得市场，但若取胜无望，就必须壮士断臂，特别是当消费者已经在呼吁统一制式的情况下。

西田厚聪：我做事并不仅按逻辑出牌。我是现实的，但也不乏热情，这是我不够现实的那一面。如果你满 热情，并且有达成目标的强烈意愿，便可以克服一切困难。例如理智让我决定放弃HD DVD，但热情则推动我继续前进。

我最难过、感情上最不舒服的一次经历，是在2002年戛纳电影节的时候，那一届带去的是《任逍遥》。放映后的记者会上，电影频道当时的一位主持人，她先用英文讲了一通，我没太听明白。然后她自己翻成了中文：我要在这里说这部电影完全是一个谎言，这是一部撒谎的电影。因为我们中国人根本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很多年轻人可以学电脑，用电脑，我们学英语，我们出国留学，到处都是中国留学生。我们的国门打开了，像我可以来采访戛纳电影节，为什么这个电影要把这样的生活拍出来，它是一个谎言。 　　这个主持人跟我没有关系，对我也没有成见，我相信也不是别人让她说这番话的，那是她真实的认识和感受。正因为是她真实的感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刺痛。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同样在一个国家里生活，我们已经到了不承认有别的现实，不承认有另外一种现实的地步。你至少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心态，我们还承认有这样的人在这样地生活。就好像面对历史，我不是“右派”，我也没被打到过劳改营里边，但我们会承认这是历史，有一部分中国人这样生活过。对历史应该有一种开放性，我承认，我愿意去了解。对现实其实也需要有这样的心态，而不是很极端地把自己的现实变成整个国家唯一的现实，个人和他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不认同、不相信有另外一种感受，另外一种生命经验，另外一种国家记忆？我觉得这是在工作中挺困扰我的一件事情。

谷歌称，其首席执行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周一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副主任蔡名照在北京会谈时提出了这个问题。据谷歌称，国务院否认知道屏蔽之事，并保证会进行调查。周四，中国境内仍无法访问YouTube，只有一些运用技术手段绕开屏蔽的用户能够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