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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总理指着北川县城唯一未倒塌的希望工程小学照片，大声说：“我代表人民感谢这位建筑商！”

总理谈到捐款：“有的企业认为捐款是负担，还建议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我正告这位冷血的企业家，法律不能强迫你捐款，但你记着，只要你在中国的土地上经营，你就千万不要漏税，否则所以的罚款都会用到灾区！还有，你不是在成都有没卖掉的房子吗？紧急状况下国家随时可以征集用作灾民安置！”

总理谈到责任问题：“绝不回避也不包庇，地震当天国家地震总局的主要领导正在欧洲访问，我们一定会要求他对全国人民做出真实的述职报告！”

　　从相貌上看，陈同海亦非等闲之辈，大气英俊中有种耿直的情怀。我个人认为，他与李薇的亲密关系，早已超越权色或者钱色交易的范畴。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说，陈同海这个人，业务能力极强，而且既不爱财，也不好色！他与李薇的交往在我看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陈爱上了李。

我倒不能同意这位网友的判断。他可能没有在意一个细节。王佳芝戴着钻石的手被易先生仔细端详，她推说戴着这么贵重的东西走在街上觉得不安全，想取下钻戒，易先生只悠悠说了一句：“你和我在一起”。

说实话，我没怎么想通李安的回答，因为担心才疏学浅，也没敢和王寅老师讨论。依我看，到是“公共高官情人”李薇比“汉奸情人”王佳芝更有颠覆五千年父权制度的能量。她强大的内心绝不似患上渴爱症的王佳芝般温软易碎。可能没有理论与主义的超级包装，李薇坚定的信仰让她小心地在纷繁复杂的官场圈子圈套中火中取栗，从潜规则起步，又不按潜规则出牌，直击官场中权倾一时、不可一世、表面光鲜、内心孤独的政治高官们的软肋。

　　对科幻人来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高峰。从叶永烈发表十年动乱后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开始，科幻创作可谓风起云涌。直到今天，中国科幻代表作和经典之作，无论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科幻文学界普遍认可的《飞向人马座》，几乎都是那几年集中诞生的。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曾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运动的导火索是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全社会思想解放，对于“人”的认识和讨论风行一时。1980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轰动一时，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影响很大。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近日，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央电视台考察组一行赴剑川，深入考察该县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文物古迹和旅游资源。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刘芳菲等考察组一行先后考察了１９６１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剑川石钟山石窟

的确，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这本来没有什么，社会本身就会藏污纳垢），同时它还成了某些扭曲的非理性思潮的摇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种思潮：狭隘民族主义、经济沙文主义和流氓无产主义。

狭隘民族主义往往源于自卑，经济沙文主义往往源于盲目的自大，流氓无产主义则往往是因为自卑碰上无耻。

狭隘民族主义的经典表现包括：永远觉得别人在算计自己，满腹狐疑；最怕被别人占了便宜；只要发生国际争端不分青红皂白一定是别人的错；可以自己骂娘，但不允许别人说自己不好，哪怕那些不好是客观存在；对爱国主义进行极端化和片面化的扭曲；喜欢用“汉奸”、“走狗”等已经快被淘汰了的中文词。经典案例：徐工股权转让、娃哈哈-达能之争等。

8.      国人通常喜欢质疑个人行为的动机，常喜欢做诛心之论，这是公共议论中最愚蠢的做法，它将导致公共议论的不可能。诛心之论只有在对掌握公权力者作出时才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公权力意味着社会有权利以任何和平的方式质疑。

14.    只要没有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在真相无法了解的情况下，鸡蛋和石头的较量中，应该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

莱妮．李芬施塔选中了他来拍电影，仅仅因为他的外形：颀长的身材，满头卷曲的金发，碧眼直鼻，雅利安种族所有的优越充分体现在他身上。施雷根是个明白人，风头出了，但一直拒不加入纳粹党，保住了运动员的气节。战后德国奥会聘请他当顾问，让他参与了慕尼克奥运会的组织工作。一九九六年柏林庆祝奥运复兴百年，九十岁的施雷根又一次点燃了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圣火。

只有美国的半拉犹太血统的击剑女选手海伦．迈尔来了，她的父母在德国作人质。后来她登上领奖台时，不得不屈辱地举起右臂向元首致敬，运动员的尊严丧失殆尽。

中国一穷二白，虽然中华民国国歌被选为世界最佳国歌，但五十四名运动员全被淘汰。据运动员中唯一健在的郭洁老先生说，因为经费紧张，买不起机票坐不起火车，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上漂泊了一个多月，运动员耗得精疲力竭。今天中国官方奥运网站却吹嘘当年「中国武术扬威欧洲」，拿自己的国宝去比人家没有的东西，而且仅仅是单方面的表演，何威可扬？

于成玉 　　古桥先生在《徐迅雷最新作品：给法盲"范跑跑"普法》一文的跟帖中说："楼主锋利的笔锋对准一个弱者，没有多大的意义，有胆量去对那些整天说着‘为人民服务'却整天干着以权谋私、整天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却老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老爷们去‘普普法'吧！"这段文字虽然不及主帖的1/37，但其思想含量却大大超过主帖的37倍。每个字扔在地上，都发出钟磬一样清脆的声音。不仅言词精当，咳睡成珠，巧发其中，而且情见乎辞，言近旨远，谈言微中。一下子炸中了当前中国时评的要害。这就是，中国时评主攻的火力，往往社会那里弱，它就往那里攻，而那里坚硬，它就退避三舍，装着看不见，或小攻大帮忙。用民间一句老俗语来形容，就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或者是"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且不说指斥范某的文字铺天盖地，比当年批曾因一句"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而掀起轩然大波的湖南株州语文老师尹健庭则有过之无不及。只以捐款来说，时评者们再一次展示出"舆论的力量"。最先在美国为地震灾区捐款的篮球明星姚明，两次共捐出二百万元，并在赛场上呼吁美国观众为中国地震中的死难者默哀。姚明已经做了一个运动员所能做的一切，但在国内不仅没有获得喝采，反倒受到不少评论者（大部分都以匿名身份亮相）的冷嘲热讽，认为他既然身价超过一亿元，还应当捐献更多。而若干在华外资企业，亦被好事者制作了一张"铁公鸡榜"，这些时评者们恨不得冲进这些企业去强迫派捐了。 　　 　　其实，谁是可以指摘的，谁是不可以指摘的，徐迅雷们心中是很清楚的。在他们看来，明星是可以指摘的，老板是可以指摘的，外国人是可以指摘的，因为他们在舆论平台上基本没有还手的能力。当万科公司的老总王石对个人捐款表达了不同意见之后，他立即就被唾沫淹没了。 　　 　　然而，当其它所有人的捐款都被公之于众，包括李嘉诚、邵逸夫等捐出的天文数字，但偏偏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数额却不公布，且没有一个普通人知道。 　　 　　就连彼岸的台湾岛新上任的"总统"马英九，也公布了自己捐出了二十万台币，二十万台币对他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既然马英九的捐款都可以大白于天下，为甚么大陆的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就成了藏在保密局的"国家机密"呢？对此，诸如像徐迅雷们这样思维敏捷码字迅捷主力评论家们咋就默不作声了呢？评论包括"给法盲‘范跑跑'普法"的千言万语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咋不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题来一篇质疑高官们为何不公布自己的捐款数额或以不论职位高低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为主的法律常识的"普法"的时评呢？ 　　 　　这一"问"，难道不正印证了古桥先生的"楼主锋利的笔锋对准一个弱者，没有多大的意义，有胆量去对那些整天说着‘为人民服务'却整天干着以权谋私、整天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却老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老爷们去‘普普法'吧！"的跟帖含金量比主帖高吗？

中国时评主攻的火力，往往社会那里弱，它就往那里攻，而那里坚硬，它就退避三舍，装着看不见，或小攻大帮忙。用民间一句老俗语来形容，就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或者是"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

但偏偏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数额却不公布，且没有一个普通人知道

“地震时代”的写作？　　有人说的不错：现时代的文化肖像是一位流泪的诗人。然而，仅仅流泪还不够，而且泪水也有可能淹没诗歌。　　仅仅是痛苦也还不够。还要去问，究竟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　　真正有意义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追问和发掘。　　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地震时代”（王晓渔语）里写作。　　的确，什么都被震出来了。那么，面对这场灾难，尤其是面对媒体上和我们身边响起的一片嘈杂声、咒骂声、抵制声、加油声、请命声、哀哭声、逼捐声、奉劝声，写作不是确定“立场”又是什么？哪怕我们是在找一种个人的语言，也是在确定。　　“山崩地裂之后/‘人民’就不再是抽象的了”，因而我也知道了自己的立场何在。少唱那些高调吧。诗人，在这个时候只能靠他的泪水引路。一个中国诗人，也只能靠屈原、杜甫这样的亡灵为他们引路。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因为写诗不是表态。在哀悼日，一个诗人应该和他的血肉同胞站在一起，但当他写诗时，他就必须发出属于他个人的声音。四川诗人杨黎《地震》一诗的最后一句是：“在众志成城的好时代，我有点孤独”。是的，孤独，坚忍不拔的孤独，这就是诗的内核。　　因此，一个诗人在这个时候写诗，并不意味着像有人讥讽的那样加入了什么“集体抒情”，或放弃了他的“个人写作”。相反，在一个集体悲情淹没一切的时期，在一个以各类“正确”来替代甚或压制反思的时期，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和知识分子还要坚持发出个人的声音。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中就曾引用过西蒙娜·薇依的这样一句话“遵守引力的力量，这是最大的罪”。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写作是否就达到了一种“绝对的诚实”呢？不一定。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自己所欺骗，也太容易被自己所感动。　　这真是一场考验，似乎你写下的每个字，都在经受着无情的检验。从真实到矫情，从独立到流俗，从准确到空洞，似乎也只有半步之隔。大地震后我在报上读到的第一首诗是：《我的心和千百万旗帜一起飘向汶川》，我一读便在心里想“完了”，而这个人曾是我的朋友，也曾写过一些不错的诗。　　那么，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检验我们？———是那巨大的灾难，是血写的一切；是那无数个痛苦的生灵凝视我们的目光。　　看来，“地震时代”的“抒情”并非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写作，其实比平常时期要更有难度。这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写作，也是一种被众神目睹的写作。那撰刻诗句的刻刀，必须真正触及到坚硬的大理石。　　这也使我意识到，“地震时代”的写作，其实无一例外都是一种“道德写作”。那么，什么才是一个诗人最大的道德呢？那就是对语言的珍惜。他对语言的关注和珍惜，就是他对生命的关注和珍惜。　　正是这最后的一点，将一个真正的诗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先向5·12的受难人默哀。 然后我要说，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个灾难。今天－－ 当所有的电视台都只有一个频道； 当每一张报纸都只有一种煽情。 当电影院关门； 当姚明出来声明，他的200万元是一次性捐的，而不是两次； 当刘德华尴尬地说，他的10万元是第一时间捐的，没有想到后来那么惨； 当王石说了一句“万科捐200万元是合适的”，被骂到头上起包。 其实我看到了另外一个灾难。 即使我被“地震”震死，我还是要说，今天是哀悼日，我看到了另外一个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