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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父母总是用孩子的缺点和不足去激励他们。政府赖以统治的手段是控制、羞耻心，以及政府自身的无所不在

所以，中国人不害怕被惩戒（因为你可以拧弯规则或者通过贿赂而逃避赎罪），而害怕被曝光（这将使你在道德社会中无法安身）。也因此，它为管理者提供了管理的方便，比如以道德问题、作风问题毁掉一个人的信誉，并建立严密的监视系统而获知这些不利的证据——这些证据不一定马上使用，但却有效地利用了这种耻感而让你服从和屈服。

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那个威权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一个微软？你看看这个环境像是个能出微软的环境吗？YouTube能在短短一年之内做大、卖掉，如果是在中国，你猜会有YouTube吗？不光是无数双看得见的手在“管理”、“规范”、“限制”，还有出点儿什么动静就大叫“传涉黄”的无良媒体和竞争对手。

不过，新华社2006年颁布的规定还禁止路透社和彭博等向非媒体客户销售金融信息的机构直接发展中国客户，实际上是要求这些外国机构必须经过新华社的分支机构。

欧盟(EU)和美国拟就中国试图将外国新闻提供商的金融信息业务置于其中国竞争对手及监管者新华社(Xinhua)控制之下一事，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正式申诉。

不过，新华社并未对外国机构的金融新闻业务采取行动，尽管它们拒绝遵守上述规定，并且一直在未领取有效业务执照的情况下运营。由于预计新华社社长田聪明不久将离职，它们对于中国方面做出让步的希望有所增强。

网上有关“戊肝肆虐”传言出现后，不少市民向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询问真相。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新闻主管房勇称，上海口岸各个旅检口若发现出入境旅客健康状况异常，检验检疫人员会立即护送其就医并接受相关检查。从去年至今，上海口岸未发现过戊型肝炎病例，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也未接到过与戊型肝炎相关的所谓“联合通知”。“网上传言其实破绽很多，比如国务院直属机构序列里并无‘中国卫生监督局’，但这一虚构机构居然成为发文的单位之一，这很可笑。”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新闻主管房勇表示。

李云迪1982年出生于中国重庆市，相对于同样签约在Deutsche Grammophon门下的另一位中国钢琴家郎朗(Lang Lang)那种取悦大众、但却极为平庸粗糙、毫无艺术感可言的风格，李云迪的演奏一直都在维系一块宝贵的净土。

“第一名”只在体育竞技场上或者极权政府里才有意义。郎朗的父亲是一位军人，正是他逼迫郎朗无休无止的练习钢琴。有一次郎朗练琴迟到，还被父亲下令“要么跳楼、要么喝药”自杀。

格拉夫曼曾语带讥讽地表示，如果舒曼(Schumann)听到郎朗对他的音乐的诠释，他可能会突发心脏病，尽管“可能不至于致命”。

这是中国恶劣的商业环境决定的,百度在其中扮演着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双重角色,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这种扭曲的失信的唯利是图的环境来源于何处,那么网络监管的坏榜样是一个重要因素. 当所谓政治利益可以肆无忌惮剥夺人民的基本知情权,为了公司业绩股市价值而左右逢源瞒天过海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应该继续追问下去,提出问题在于获得真实的答案,获得真实的答案在于积极行动以改变不正常的现实,可是我们只能止步于在各自的心里明白,沉默寡言,这是多数人的悲哀,非庶民的胜利.

刘正荣:确实极少数的网站转移到了国外。如果这个网站转移到了国外，它同时又通过这个网站在国内进行经营行为，这是纯粹的违法行为，必须要查处。 你刚才提这个问题里面就说明问题的另外一面，说明这些人故意要这么做，故意要传播违法的内容。它到国外是为了逃避监管，逃避法律的制裁，一旦发现，如果相关人员是我们的公民，我们应该通过一定的途径对他进行教育，如果他有严重的违法行为，还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作家斯科特·谢恩（Scott Shane）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写道，“蘇維埃幻觉的破灭…并不是用坦克或是炮弹达成的，而是用事实以及舆论来促成的，它是被压制了数十年的信息释放所戳破。“ [16] 信息的洪流导致蘇維埃公民对他们的政权发出质疑之声，而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促进因素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开始实施的开放政策。该政策在上 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放松了对于信息和出行的限制。然而，开放并不仅仅只是源自戈尔巴乔夫自己个人的良好意愿——而是他意识了技术发展的需求。用1988 年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国际通信跟以前相比要比便捷上许多。事实是，如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闭起关，锁起国来’。[18]“

克莱·舍基（Clay Shirky）写道，互联网是基于端对端的原理：“因为互联网的收发者在编撰新信息之前无需寻求帮助或是许可，这使得即便有其他的电视广播网络技术可供选择情况下，互联网技术也值得采用。” 即使在开放政策实施之时，蘇維埃政府也对于印刷媒体，电台，电话和电视实施某些监督和审查——但是由于互联网的特有设计所致，这样的控制却不可能应用到互联网之上。政府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过滤主流搜索引擎——但是雅虎，Google之类的搜索引擎在1989年的时候都还不存在。成千上万的蘇維埃公民仍然通过 列尔科姆网了解了情况的，在科德兹看来，列尔科姆网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抵御集权势力的强力的社会公器。”

Paypal这类的服务业也可以增加那些通胀肆虐国家中居民的财务安全。通过拥有一个美元计价（dollar-denominated ）的账户，而不是以本地货币计价的账户，个人就可将他们每年遭受的通胀比率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数字。使用诸如电子黄金（e-gold ）以及以货物计价（commodity-denominated）的账户，个人完全就不会再次遭受通胀盘剥。此外，他们可以将它们的钱财跨境转移，而无需 面对来自政府方面的限制。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工作以及兑换货币——这可以绕过这个世界上一些最为严苛政府的 管制和控制。

　　 罗：PX事件前后，你都遭遇了哪些麻烦？事情快过去一年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值得跟我们说说的情况吗？ 　　 连：我直接接触经常只有一次，他们表示要进门谈话，我拒绝后，他们再没打扰过我。我老婆也直接跟片警说，尽管采取监控措施，那个片警一直也相当温和。厦门的警察，对我们都和气的。那个也是他们的工作，可能无法不做。 　　 比较痛苦的是我老婆，她是律师，去公安办事时，有两次都听旁边的警察聊天说“连岳已经抓了”，这种流言，你无法验证，但是能感受到无处可逃的压力。我跟老婆反复商量后，确定几个事情，一、我做的事情没错。二、当地政府想办法给我施加压力，迫使我放弃，也可以理解。三、谨慎一点，只接受国内媒体和境外主流媒体（标准为从国内可直接访问其网页）的访问，紧扣环保与公众参与，不跑题。然后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能吃能睡，瘦的六斤又迅速胖了回去。 　　彻底从恐惧情绪中走出来是在07年底环评报告出来后，我和老婆两人都报名参加公众环评座谈，这时候一个从不打妄语的朋友确切地告诉我们，你们两个要进去了。接到消息后，我和老婆约在厦门轮渡的必胜客餐厅，无可奈何地规划各种可能，我进去了，她要如何；她进去了，我要如何；两个人全进去了，又该如何。这样一说，反而放松了，压力似乎瞬间消解了。老婆说，你脾气这么不好，关进去会受不了的。我还讨好她说：我脾气不好，早就应该关了！其后我们就一起心态平静准备发言了，她是律师，不怕公众场合发言，我的发言就反复斟酌过，还在她面前试讲了一次。

然而GAE貌似在中国已经彻底被GFW给堵死了， GFW就如同XX主义不散的阴魂飘荡在互联网上，连GAE这样的纯开发性质的平台都扼杀，实在无耻之至。

然而GAE貌似在中国已经彻底被GFW给堵死了， GFW就如同XX主义不散的阴魂飘荡在互联网上，连GAE这样的纯开发性质的平台都扼杀，实在无耻之至。

昨晚去参加了Irish Web Award 2008的颁奖礼，还是颇有感触的。 Ireland虽然只是还没有江苏大的岛国，但互联网的应用和创新程度让我们处于GFW监管下的泱泱大国惭愧。抄袭、垃圾站、GFW, 这是中国互联网创新人民上的新三座大山，这些大山不被推倒，中国的互联网事业很难有光明的未来。

关于“上级监管部门”的动机。这个名词在我们的脑海中常常像一部冷酷无情的机器，但实际这部机器也是由无数和你我一样的凡人组成。他/她们从大学里毕业，看大片上网下馆子去旅游，操心股市房市菜市场，恋爱失恋结婚生子外遇，他/她的孩子也喝奶……

可是当他/她在工作的时候，只会把自己当成毫无人性的大机器上的小零件，忠实执行命令，“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负责”。其心理状态可能有很多种：其一，充分认同宏大的目标：国家利益、国家形象、社会稳定与和谐、“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从而可以合法化各种手段；其二，根本没有理想，彻底犬儒和怀疑，只是要做好这项工作，完成领导交付的任务，“混口饭吃”，以及获得晋升机会和实际利益；其三，对一些做法亦有所怀疑，但会以种种方式来消除来自超我的压力造成的焦虑，例如说服自己相信“制度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改变的”，“我的眼界不如领导高明”等等。

历史上发生的那些迄今仍属禁忌话题的事件，每个经历它们的人回忆起来，都把自己当成受害者，一切责任，推给体制，推给国情，推给历史原因。这样就可以轻松上路，从头再来了吗？

有一个叫厄普顿·辛克莱的人写书反映：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边吃早点，边读这本书。看到这里，他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在咀嚼的食物吐出来，顺手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扔出了窗外。 　　接下来，他没有去成立什么“特供中心”，而是敦促国会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并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雏形。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制度上，是我们的制度允许有“特供”，而美国的制度却不允许。 　　美国的制度是民主制度。看来，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必须学习民主制度的时候了。

一：所有人都是纳税人，任何人都不例外。大家都应该享受作为纳税人的诸种权利，如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二：纳税与光荣无关。纳税是一种公民义务，与光荣与否无关，只与我的利益有关。任何一种用光荣来混淆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后应负之责，都是一种忽悠。 　　三：商品应该价税分开，明确标明，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即购物时，应该让消费者知晓商品价格和税价各为几何？总价是多少，以便让民众时常知道自己是纳税人。 　　四：应该把纳税人權利与义务对等的知识编入中小学课本中，作为公民课本之一，让人们从小都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藉此不让他们知道，进而忽悠他们的利益。 　　五：政府是纳税人养的，所有官员都是纳税人所养，为每个纳税人服好务，是他们应尽的本职工作。我们先且不说“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但我们应该知道政府并不高尚，如抗震救灾中尽了点应做的本职工作，就开足马力自我表扬，这是对纳税人權利的糟塌与糊弄。何况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连尽本份都没有做到，更不用说做得多么好。 　　六：没有谁是共產黨和政府养的。有不少人振振有辞，说我们是共產黨养的，你拿共產黨的钱还骂共產黨。这完全是不长脑子混淆视听的愚民说法。公务员不是共產黨和政府所养，更不用说普通民众。公务员包括警察、军人都是纳税人养的。所以军队若不国家化而只是黨派利益的维护者，这就是对纳税人最大的损害。 　　七：税收征收应该依法行事。最近为了因应经济放缓和CPI冲高，减轻企业的压力，把一些行政规章性收费取消，这是非常应该的。事实上，政府除了依法收税外，不应该在此之外收受任何行业和部门收费。而开征税收，开何种税种，税率多少，范围多宽，这些都应该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解决，不能领导拍板，税收部门暗箱操作。凡是不经广泛讨论和利益博弈，并且不合法的收费包括税收，民众都应该有权拒绝。 　　八：税收使用应该公开透明。财政预算和税收使用，都应该及时公布，让民众随时都能知晓，并经受各方面的审核。税收使用的不公开导致纳税人權利大规模的受损。这几年疯狂增长的税款，由于监管不力，使用不透明，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给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困苦，也给整个社会带来汹涌澎湃的官民冲突。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有识之士，应该深以为虑，并切实推进政治制度的改革，让民众真正能享受到自己的权利，否则任何忽悠只会一时得逞，却最终会给整个社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和动荡。

　　经审计，审计署共移送上述九家金融机构涉嫌各类犯罪案件线索43件，涉案金额141.62亿元，涉案责任人144名。其中，国开行被查出近60亿元贷款被挪用进入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