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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部的反垄断部门人手严重不足，该部门发布的拒绝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简短决定（只有一页）缺乏清晰度。它援引中国新实施的《反垄断法》第28条，该条让官方在“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在本案中，中国监管机构似乎非常强调“可能”这个词，而不那么强调“集中”（尽管对于果汁业收购来说，“集中”或者“浓度”是一个贴切的词）。虽然可口可乐控制着近50%的汽水饮料市场，但它在果汁市场只有8%的份额。即便加上汇源的42%左右市场份额，按多数定义也不至于构成垄断。中国监管机构对可口可乐可能捆绑销售其饮料产品表示关切，但该机构完全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对付此类滥用行为。

对于中铝195亿美元增持力拓(Rio Tinto)股份的计划，不应以民族主义的理由反对，但在中国在果汁问题上挑起纷争的情况下，很难辩护上述主张。北京不能两头占便宜。

中国平安 　　发点数据看看吧：根据平安去年9月30日的财报，平安总资产6237亿，而负债高达5187亿，净资产1000亿出头，在这1000亿中，发行H股拿回来132亿，发行A股又拿来400亿，而在去年那个波澜壮阔的大牛市中炒股票等投资收益又有461亿元，加上卖给其他莫名其妙的股东的拿回来的股本大概有几十亿元，也就是说，此前属于平安积累起来的真正的净资产居然是0。作为一个垄断形式存在20年、号称三大主业九大公司的全国性的金融企业，近二十年积累居然没有积累一点净资产。这种公司竟然是所有基金标配的大蓝筹。 　　傻就傻吧，只要不亏到我的钱，可是不是。 　　中国平安这家已被英国控股的外资公司，从宣布从二级市场公开增发到现在，给该公司股票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超过3600亿；同时造成大盘暴跌3000点，总市值损失超过7万亿，流通市值损失接近4万亿，按照6千万投资者计算，平均每人亏损6万6。如此惊人的财富损失，放到任何一个大国将会引起动乱，放到任何一个小国将会引起政变。7万亿接近中国GDP的三分之一（2007年GDP3.61万亿美元），任何一个国家三分之一的财富被一家公司给蒸发掉，都不会无动于衷，而中国平安，却满不在乎地在等待数钱，甚至连募集1600亿资金的用途都不屑理会投资者的询问。以简单的"全部用于充实公司资本金以及/或有关监管部门批准的投资项目"。如此的傲慢与自大令人吃惊，活画出一个圈惯钱的权贵公司的心态。 　　为什么上市公在市场行情看好时定向增发不断，而行情出现震荡时，公开增发层出不穷？显然，这些公司娴于榨汁技巧，通过先易后难的方法，把市场的最后一滴资金汁液挤到自己的碗中。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 　　中石油上市时，管理层信心满满要还利于民。这样的公开承诺隐含了两层含义：一是H股价格将与A股接轨，而不是A股价格与H股接轨；二是中石油承诺将平等地对待A股与H股投资者，一样地给予高额红利，如果不是这两项承诺，所谓还利于民就是欺骗行为。 　　实际上如何呢？上市后价格被打得落花流水，中石油屡次破发，靠基民的钱力挽狂澜，这哪里是与H股接轨，明明把中国垄断资源的定价权拱手交给美元投资者，让海外资金低价来接中国资源的盘。 　　高额分红更是镜花水月，再引用一组数据：中国石油在美国上市所取得的融资额是29亿美元，上市四年来公司已累计拿出119亿美元给投资者分红，而中国石油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所得到的融资额约500亿人民币而至今给流通股东的年分红还不足6亿人民币（相当于0.845亿美元），中国石油在中国A股市场的融资额是在美国融资额的2.43倍，而年分红只有美国股市年分红的2.84%（相当于三十五分之一），面对这样的数据，那些口口声声还利于民者，情何以堪！ 　　中石油中石化拿着中国人民的石油资源（不用交资源税），赚着垄断企业的巨额利润，还输送给境外投资者高额回报，将境内投资者牢牢套在高岗上。资本市场上还有半点中国企业的样子嘛？再看看他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善嘛？没有！反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油荒！ 　　据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去年前9个月，我国出口成品油总量达到1186万吨，大幅增长30.6%。1～10月的汽油出口总量达427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53.1%。虽然出于各种因素，我国油品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进出口，但出口涨幅如此巨大，除了逐利之外，没有其他因素可以解释。因此，这种出口行为本质是在制造油荒，为成品油涨价作铺垫。

特权阶层 　　仅2007年一年，汇丰银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从中国大陆获得私人存款227亿瑞士法郎，相当于近1600亿人民币。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全世界类似汇丰银行瑞士分行这样的银行有多少？这些银行从中国大陆一年又能转移走多少资金？ 对于暴力爱国的补充 　　国内不公平的市场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民企与普通投资者往往成为社会资源倾向性配置的受害者，生活在明显不公环境下的人容易产生受害意识，进而从爱国走向民粹。国资与外资处于第一梯队，而民企处于第三梯队，有关部门片面强调开放却对近在咫尺的国内竞争主体刻意打压的做法，也是民族主义的催化剂。

今年以来，百度的麻烦不断，先是相继陷入竞价排名的官司，也就是俗称的大众搬场事件；中间又被指责收取三鹿公关费用，陷入三鹿奶粉门漩涡；最近刚刚又被告上反垄断法庭，成为中国第一反垄断案的被告。一个在行业内占有绝对领先地位的公司，遇到一些危机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今年以来百度面对数次危机所表现出的应对能力，实在是让人汗颜。

百度一直是高傲的，不会去迎合领导，也不卖媒体的帐，更不会和站长们平等的沟通。这次百度遭遇了CCTV，却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这是百度的无奈，还是百度的悲哀呢？

CCTV这次亮剑的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当然我们也可以相信百度不会因此完蛋，但是起码现在百度的大多数医药广告都下掉了。仅仅是医药广告收入的损失，已经让百度大伤元气了，如果再质疑百度竞价广告的商业模式，那就是刺向了要害。

    今天是五四节，不到28的都放假了，鄙人亦在休假之列。偷得浮生半日闲，看看报纸。《新京报》今日做了北大110周年的专题，仍然是以人为主的专访模式，看点不多，但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把蔡孑民、胡适之、傅孟真等先生的言论辑录为“历史的先声”。今昔之言论在同一版面内对比，令人慨叹不已。大师之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然听进去的人，几乎没有。    五四那一年，青年们追求的东西，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民治政府，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值得一问。四年前的一个饭局上，卢波问我，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把时间之针拨回到哪一个点。我毫不犹豫的说，1915年。倘若不是袁氏称帝，共和体制值得一试。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选择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这百年来，物质生活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政治进步上，却是乏善可陈。如果把1905年和2005年中国报纸上关于思想与体制的言论略作对比，恐怕相去不远。曰民主，曰自由、曰集权、曰人权，种种主义，不一而足。    本朝定鼎之后，天下归一，论主义则马列恩斯，论思想则太祖毛氏，论理论则南巡邓氏。或曰百花齐放，但放了就死，又曰百家争鸣，实则一家独镇。虽称解放思想，实则奉命表态。而青年们真正效仿五四倾巢出动的唯一一次，却铩羽而归，从此告别崇高，不问政治。建政之后，五四虽被列为法定假日，年年纪念，但翻检历年官方新闻稿，除了时间不同，内容大体相类。青年云者，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1999年反美游行，俺忝列其中，额头扎白布巾一条，别人写的是反对北约强权云云，我写的是民主科学。被同侪怒斥之，侬想干啥，这是中国！大意就是，国情在那儿摆着呢，您这不是跟组织过不去么。俺悻悻扯下，归队。后来明白其实俺们都被忽悠了。爱国有自发与奉命两种，哥们儿那几年玩的都是后一种。当然现在更为严重些。    大街上，人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块儿不重，不超过5公斤，但是这里头装着什么玩意儿，无人能知。G-party怕的就是这个，总是试图去知道去控制大脑里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这手法很是成功，要不然天朝不会就这么经济崛起了。现在来谈五四，我不晓得还能谈出来什么东西。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从大清洗、反右、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明白历史经验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用诺薇老师的话说，就是动不动还朝自己脚背打一枪。当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被用同一种解释所垄断的时候，五四的精神资源已经无法为当下的中国青年所汲取。    喊出“严谨求实”的北大，其实是“严禁求实”。平原先生许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专讲北大的校庆日期。平原先生考证的日期是12月30日，但1951年之前，这个日子都是12月17日，这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复校的日期，这也是适之先生的生日。1954年就改为5月4日。这个日子就是新北大和老北大截然划清界限的日子。多年之后，再上溯这种传统，已是缘木求鱼。这也才有了陈翰笙先生“我希望北大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的愿望。    这个情况不止北大有，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有攀比之举，选择了5月20日。那是四反游行的日子，当然也是G-party早年搞的运动之一。当一个大学都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实际校庆日时，这个大学早就死了。再来不厌其烦的引用孑民先生说的兼容并包，简直有些可笑。   

在这次的网络民意的调查中，绝大多数中国人愿意支付200元的正版费给微软，以表示对他们知识产权的尊重。这再一次显示，中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愿意接受所谓现代的版权规则，参与这个知识产权的游戏。只是微软将在国内卖价甚低的软件，在中国卖出了天价（请以收入水平来衡量价格的高低，而不是所谓的国际统一价格），中国人才作出了痛苦的选择——不采购正版。

如果中国人是小偷，微软就是大盗，就是罪犯。不过他非常巧妙地利用了现行法则，也利用了中国政府对游戏规则的不熟悉与不作为。公道自在人心。中国人对微软，愿意支付合理的价格，来作为对其辛苦劳动的报答，但是绝对不会屈服于其商业垄断形成的霸权。中国政府应该在反垄断上挺起腰杆子。欧盟就曾屡次起诉微软，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敢？

有人提出疑问，一旦地权回归农民，公民可以自由拥有土地，会不会出现个人滥用土地的现象？如果土地所有权归农民所有的话，农民不珍惜自己的土地怎么办？在国有制和官有制下，土地不属于农民，农民当然没有理由去珍惜它。有能力珍惜土地的人没有权利。再说，农民使用自己土地的效率，就一定比国家垄断土地的效率低吗？关于人性的常识告诉我们，每个人会更珍惜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公有制之所以失败，正是在于它违反了这一人性的常识。但国家做不到这一点，不可能非常珍惜地使用土地。由于种种原因，国家没有能力管好这么多土地。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滥卖土地、特别是荒漠化问题说明，垄断正是低效的源头。。

有一种常见的假定认为，农民不配享有土地所有权，因为他们不能很好地使用土地。这个问题无论是从效率的角度，还是从法权的角度都是站不住脚的。的确，包括土地在内的任何财产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像其他任何财产的所有权一样。对此，国家可以通过对土地所有权的规范，来防止对土地所有权的滥用。就像一个人拥有一把刀子，虽然刀子的所有权归属某个人，但是法律仍然可以禁止他用这把刀去伤人。同时，即使农民有滥用地权的现象，也不足以证明农民不配享有土地所有权。国家应该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同时可以对土地所有权的使用作一些限制，以确保土地的所有权不被滥用。

土地财产权的在根本上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效率和效益的问题。财产权利的正当性与财产的使用方式和效果是分离的。

史玉柱的『征途』模式更加坑人，甚至人为的降低价格或者降低物品稀有程度，游戏玩家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完全没保障。迅速的掠夺游戏玩家的金钱，也导 致『征途』这款游戏更迅速的被看衰。2000年以来，有多家游戏商大量发行虚拟物品和虚拟货币后或捐款逃走，或破产，结束游戏，导致玩家损失严重，他们很 少受到制裁，这也是史玉柱的良好法律参照物。

北京奥运会会因为老外要来了，关停河北污染严重的工厂，老外走了，北京居民还会享受重开的工厂的污染。。。。对于消费者的坑骗，史玉柱的游戏永远不会有分 众无线制造这么多负面舆论，不会有这么多消费者诉诸保护，马上要出台的《反垄断法》，一定是先作用在分众这样的不听招呼的企业身上，这个道理被史玉柱早已 经读懂了，所以他非常安全。不出预料，史玉柱很快就可以在团中央谋一个职位，和陈天桥的政治位置接近，有助于进一步的帮助中国青少年 “反沉迷”。

别看现在喊得凶，但同样的组织手法，今天可以用来抵制法国货，明天就可能用来抵制户籍制、抵制高房价、抵制暂住证、抵制GFW、抵制封杀、抵制广电总局、抵制电影审查、抵制报禁、抵制性交易非法化、抵制城管、抵制新闻联播、抵制国企垄断、抵制强拆、抵制腐败、抵制空话、抵制压迫、抵制愚民、抵制独裁、抵制宗教信仰不自由、抵制一团和气……抵制一切让老百姓觉得尊严或自由受损的东西。（此段主要摘自东东枪的东东）五岳散人在他的博客《抵你妈的逼制》里举了05年反日时的事，说的精妙：“这帮人属于避孕套，兴奋的时候拿出来用用，让人无后顾之忧。用完您就垃圾桶见吧，基本没有啥价值了，还有碍观瞻。”我要顺便加一句，05年的时候，上海居民汤晔因组织反日游行被判刑5年。那，喊停就是可以预期的了。大概会是什么时候喊停可以猜测一下，我预计会是在后天周五。周末了，不喊停，大家伙想必不等到5月1号就动手了。谁有兴趣打个赌啊？

我们为什么不内疚？因为我们习惯了使用盗版，因为有我们的一些理论家和评论家们在鼓励我们使用盗版，因为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孔乙己老先生“窃书不能算偷”那样的借口为自己辩护── 因为我们人人都是孔乙己。

使用微软的Windows和Office盗版有一个很便当的理由，即它们定价太高，微软存在垄断暴利。

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品牌电脑价格并不比国外便宜，有的还偏高不少——但人们很容易接受硬件的价格，不能接受与国外价格相当的软件价格。

借用奥运，国际商业巨头无耻的垄断市场，媒体和行销渠道。这时国家（尤其是专制的国家）和帝国主义商业集团绑在一起，从市场上赚个盆满钵溢。这就是为什么大的企业一定要挂上奥运这班快车。不为别的，只要上了这车，才有资格才能享用媒体资源和市场平台这杯香羹。否则，在一定时间，稀缺的媒体将封闭，资讯渠道将断裂，品牌和产品的信息将不见天日。不信？到了08年看看电视，报纸就知道了。

首先，奥运会就是一场竞技体育比赛，体育比赛就应该是公正、公平、公开，而不是什么口号。如果是口号，那铁板订钉的说明，竞技体育肯定是不公正，不公平，不公开的。就像马路上到处贴的温泉市民须知一样，“请不要随地吐痰”，就因为人民群众喜欢满地淬吐沫，才成为了标语口号的。不是么？回顾第十届全国运动会，除了丑闻就是丑闻。艺术体操的“金牌内定”、“药瓶”风波、“中指事件”、孙福明“假摔”、拳击和跆拳道“弃权”自行车“摔倒”事件……丑事、怪事、荒唐事，接连不断。当无声被认定是无知的时候，一切的愤慨已经无法保持沉默。我不沉默！

本来举办奥运会是好事情，不过现在奥运会越来越成为当局维护统治，粉饰太平的工具了，也不看看国内都和谐成什么样了，环境污染，人身安全，强制拆迁，贪污腐败，连我玩个游戏都要被和谐，这样的国家不爱也罢。

第二条　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公民，都可以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相应的学位。

学位颁发权被控制在国务院手里，不知道国务院如何证明自己，居然比那些高校本身更能知道他们有没有颁发学位的资格，也不知道凭什么就有权力决定一个高校可以给人颁发学位，或者不能颁发学位。

这条条文反映出制定条例的人，满脑子的二元对立思维，看来是阶级斗争那国家精神病时代熏染出来的。

为了让制度可以有持续性，我们必须用利润来进行激励。而如果企业服务的对象非常贫困，那利润就不大可能产生，那这时我们就需要另一个激励手段，那就是认可(recognition)。企业得到认可就意味着它的知名度提高了，知名度能吸引顾客，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感召优秀的人才前来加盟。这种知名度能够让好的行为得到市场的嘉奖。当企业在市场上无法赢利的情况下，知名度可以是一种替代；而如果可以实现市场利润，则知名度又是额外的激励。 　　我们的挑战就是设计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让利润和知名度这样的市场激励发挥作用，使企业更加倾向于为穷人服务。我把这种想法称为创新型资本主义(creative capitalism)。通过这种途径，政府、企业及非赢利组织可以进行合作，让市场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从而更多的人可以从中赚取利润，或是得到认可，最终改善全球不平等的现象。

果不其然，针对郭锡龄的批评，今天铁老大立即发了脾气，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对郭的批评一一驳斥，说自己“感到惊讶，难以理解”，并称郭的话“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他在依靠垄断信息源列举了郭氏发言中一些所谓的“硬伤”之后，话锋一转，反过来质问郭：“当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地区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奋起抗灾、共渡难关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含有从道德层面打击郭的意思：你有什么资格来批评我们！然后，王又很策略性地，将郭与广州市三套班子作切割，称“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这一招当然很是厉害，既表示铁道部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得到广州市当局的广泛认可，也暗示郭如此卤莽发言，敢直接批评本部，肯定会“吃不了兜着走”！最后，这位发言人最后又给郭扣上一顶“不珍惜”抗灾胜利“壮举”的大帽子，无疑是在“政治正确”这一“原则”上狠狠将了郭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