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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建筑项目，如三峡大坝，带来的生态系统干扰已促进了一些危害性生物的入侵。这些生物包括阔叶灯盏细辛、空心莲子草和水葫芦等。近来完工的青藏铁路也可能加速生物入侵。

向我打听英国学校的，清华的WRX同学和浙大的LL同学，你们的个人空间是不公开的，所以我没办法回复你（MSN space绝对是个怪物）。请把你们的邮箱地址发消息给我。

博客存在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我们听见身处不同环境的人发出的不同声音。既然国内媒体是祖国山河一片红，那么我也提供一下相反的声音。

如果是提醒我们要保持清醒理性的独立思考，拒绝某些诱导性的单面宣传的话，那是绝对正确的。可是正如爱一个国家不等同于爱一个独 裁的政府，反对这个政府的一些行为也同样不应该表现在不许有爱国的行动上。我认为政府在3。14事件时封锁消息，把所有西方媒体赶出拉萨的行为是非常愚蠢的，可是这也不代表海外华人因此就不能谴责BBC和CNN。我认为火炬传递时有臧独抗议是绝对可以的，可是这也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去支持自己的国家，不能和他们争辩。有人留言说：“没错，你可以去游行，去抗议，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国内呢？”我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没有逻辑关系，因为国内没有游行抗议的自由，所以我在国外也不应该享有这种自由？

昨夜，我辗转反侧，想到伦敦巴黎圣火的遭遇，想到当日上千脏毒、人权、环保等等在旧金山civic center广场上的集会，想到美国人人有枪恐怖主义善用炸弹，全身阳萎，但是又想到十年以后，我要和我的小孩说，“当年你爸就在旧金山，就在人群里，就在圣火旁，见证了历史。”便在被窝中坐起，英俊而坚毅地对自己点了点头。今日，我蔫巴地走在加州的烈日下，在被忽悠的各派别队伍里，希望十年以后我的小孩别跟我提这个，因为我不好意思和他说，“当年你爸就在旧金山，就在人群里，但就是没看着圣火，丫改道了。”

警方没有给出细节，但他们表示武装分子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勾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被联合国列为国际恐怖组织。然而，这个不出名的组织据认为成员不过几十人，只执行过非常少的袭击。人们认为这些新事件加强北京的理据，以极端措施确保奥运期间社会稳定与安全。 　　中国一直在增强反恐准备，去年警方高级官员把恐怖主义视为奥运的最大威胁。但这导致了一种进退维谷的状况，因为政府渴望向世界展示中国是一个稳定的国家，游客可以放心旅行而不必担心暴力事件。

最著名的例证是去年2月他花3百万美元举办60岁生日晚会。《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及很多新闻媒体都此事做过报道。即便今年福布斯富豪榜对他短短的介绍也没忘提一笔那个超豪华生日晚会。去年6月，Blackstone上市一周前，《华尔街日报》一篇头版文章还披露，Schwarzman周末光在家吃饭就常花销约3000美元，包括400美元一只的石蟹。

我不认为周遭环境的压力是牛根生捐出蒙牛股份的全部原因，因为这世上多数人可能不会因为要图一个心静而放弃那么大一笔财富（正相反，很多人为发财、保财而费尽心机）。他只是很实在地谈了财富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的压力。

但这番话也说出了一种社会心态：中国的有钱人没有安全感。他们背负着被猜疑、嫉妒和盘算的心理负担。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自那以后，我哥再没来过北京。听家里说，他回去后就得了精神病，发病时摔东西打人。家里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待了一段时间，花了不少钱。 大概是前年回家时，我去哥家坐了会，看上去他气色还不错。听爸妈说，他精神病犯得也少了。

“为奥运安保创造安全和谐的治安环境”，北京警方目前正在严查暂住证。今天是第一天，因此偶一天没敢出门，生怕被当盲流被送到昌平挖沙子。各位在京暂住且没办良民证的朋友，最近一定要尽量避免去“机场、火车站、客运长途汽车站、高速路收费站等主要进京通道，以及流动人口聚居区、大型市场、建筑工地”（via flypig），实在不得已就穿得体面些，查暂住证的大多是以貌取人。

有人提出疑问，一旦地权回归农民，公民可以自由拥有土地，会不会出现个人滥用土地的现象？如果土地所有权归农民所有的话，农民不珍惜自己的土地怎么办？在国有制和官有制下，土地不属于农民，农民当然没有理由去珍惜它。有能力珍惜土地的人没有权利。再说，农民使用自己土地的效率，就一定比国家垄断土地的效率低吗？关于人性的常识告诉我们，每个人会更珍惜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公有制之所以失败，正是在于它违反了这一人性的常识。但国家做不到这一点，不可能非常珍惜地使用土地。由于种种原因，国家没有能力管好这么多土地。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滥卖土地、特别是荒漠化问题说明，垄断正是低效的源头。。

有一种常见的假定认为，农民不配享有土地所有权，因为他们不能很好地使用土地。这个问题无论是从效率的角度，还是从法权的角度都是站不住脚的。的确，包括土地在内的任何财产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像其他任何财产的所有权一样。对此，国家可以通过对土地所有权的规范，来防止对土地所有权的滥用。就像一个人拥有一把刀子，虽然刀子的所有权归属某个人，但是法律仍然可以禁止他用这把刀去伤人。同时，即使农民有滥用地权的现象，也不足以证明农民不配享有土地所有权。国家应该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同时可以对土地所有权的使用作一些限制，以确保土地的所有权不被滥用。

土地财产权的在根本上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效率和效益的问题。财产权利的正当性与财产的使用方式和效果是分离的。

但是，他的政治观念在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彻底转变了。觉得自己真的错了，组织是对的。所以，一旦让他为组织做事，自会感到无比荣耀。即使告密也光荣，因为那是“保卫党的工作”[p258]。这样，“耻”就转化为“荣”了。

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对头号大右派章伯钧，冯亦代生发出的是蔑视与鄙弃（尽管消受了你的好烟好酒和饥荒年月的好茶饭）。优越感的来由极其简单：我受组织的信任，你受我的监视。你是右派，我已不是。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复叮嘱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认为冯很有可能还会因为出色的告密，而产生成就感和归属感，要知道他是在为政治权威尽义务。日记里对同类的鄙视，俯拾即是：

我想，冯亦代在日记里，对父母用辞轻蔑也许还有一个因素。这是他不愿意说出来的。那就是章伯钧对他的译作评价不高，有过多次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