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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第一种模式转化为第二种模式。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毕竟在第一种模式中发展了将近三十年，有一套为这种模式所滋养的文化，并在这种文化中培养了一代人。连所谓八十年代后的一代，其实也是被第一种模式的文化所培养。同时，再加上近代受人欺辱的惨痛历史，民族自尊心格外脆弱。动不动就有一种受辱的感觉，动不动就要给人家“一点颜色看看”。这也正是抵制家乐福的爱国愤青们所鼓吹的。一句话，我们民族的心态，还套在第一种模式中不能自拔。如今网上流行的观点，还是什么西方不希望中国崛起、正在挖空心思地破坏中国的发展。殊不知，最近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国正是搭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便车。中国不费一枪一弹，马六甲海峡畅通无阻，美国等发达经济的市场向我们敞开。中国是这个秩序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更不用说，象《华尔街日报》这样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和中国截然对立的右翼报纸，近年来不断在自由贸易上为中国说话，并为中国的领导人和企业领袖提供论坛。如果我们总是被受害者心态所征服，就看不到这些，一天到晚就会想着人家怎么欺负我们，或者怎样企图欺负我们，而看不到我们占的便宜，看不到我们从世界上得到的好处。

某职业介绍所说待选的工人，都是工头们从四川凉山地区带来打黑工的，其中的60%是童工。大约只要2.5元-3.8元/小时，而且不需要任何福利保障，很受当地老板欢迎。饱经诟病的东莞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再次遭遇挑战。

从年初的冰雪灾害，到如今的汶川大地震，都显示出既有机制尚不能完全满足实际需求。面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现行高度军事化的救灾模式之有效性值得肯定，但也必须看到其中的不足。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无论如何，不应将强有力的政府简化为“大政府”，甚至因此缅怀命令经济的“优越性”。

答案越来越清晰：中国需要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权力与责任明晰的、落实到专门机构、中央与地方分工明确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

这一体系当能对巨灾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需要统一管理，需要科学对待，需要成本投入，尤其需要法治意义上的公开透明。　　风险识别和评估的范畴远比“预报”或预测广泛，其核心内涵是风险识别和信息共享。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当时巴西还是一个独裁国家，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但社会政策却被抛到了一边。那个时代的箴言是“现在先把蛋糕做大，以后再分”。过去20年，中国有时也采行了类似政策。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中国的贫困人口不断减少，但其不平等程度正快速接近巴西那声名狼藉的水平。我们使用基尼系数(Gini)来衡量一国的收入分配，“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巴西的官方数据如今是0.53，并且正在下降；而中国是0.47，并正在上升。（美国是0.41，印度是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