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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保护人权的办法与程序如下： 报告阶段（三种方式）： 1缔约国可以自己作报告。 2就其它国家人权状况的报告。 3受害人与NGO组织的报告。

上述三种报告均有法律效应，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经常发表的《美国人权白皮书》与《中国人权白皮书》属第一种与第二种，胡佳在国际网络上发表的人权报告属第三种。胡佳有权就所知人权受害者状况向国际社会公布自己的调查，此种行为受联合国与国际社会的公约保护。 然后递交给国际社会，联合国。 审议与解决阶段：（五种方式） 1， 反馈为国际人权机构人权状况审议 2公开审议构成国际压力 3以一般或特定国家事件各方式的建议 4国际机关及成员会议解决 5国际人权法院。 这些手段都受国际法保护，欧洲议会对胡佳案的抗议决议，欧洲议会主席对胡佳受害的谴责，美国务卿赖斯对胡佳案的关注都属于这个范畴。

全世界都在管闲事，干涉我国内政吗？

1、废除目前的《教育法》、《学位条例》等一切教育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相关规定，教育权属于社会，那就让社会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不劳政府费神；   2、废除目前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相关配套法规、部门规章，这部法是民办教育扼杀法，是一部恶法；   3、制定新的教育法规，旨在改组教育部及其各级地方教育局，把它们变成正常的政府部门。主要工作是贯彻国立学校教育预算的落实问题，以及各类学校所需要的行政性服务而不是管制问题，以及制定符合教育理念的全国性国立中小学教材的基本纲要——意识形态教育应该从教育中废除——这也是一种“政教”分离，教育不是用来培养政府的奴才和奴隶的；   4、另外，政府应当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的教育优待，例如制定《残疾儿童教育保护法》等；

奥林匹克主义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罗格主席,当他说“奥运会必须有高品质的标准,包括人权”时,做出了奥林匹克运动对人权的承诺明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大背景中,罗格认为中国有“道义上的责任”信守承诺去改善人权,这是北京申办2001年奥运会的一部分条件。然而,那些违背中国有关国际人权承诺的行为,继续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发生着。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

下面言归正传。这个礼拜美国教育界的一个大新闻就是奥巴马宣布作为他八千亿美元经济振兴计划的一部分，有超过一千亿是会被注入公共教育领域的。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手笔的为教育界输血。要知道，2008财年美国教育部的预算一共才592亿美元。 根据教育周报（education week）的报道，这笔钱中将有790亿用来帮助各州政府修建校舍、升级设施、开展早期教育（早教目前不是美国义务教育的一部分）以及扶助贫困生和特殊教育（原来意义上的Title I款项）。虽然美国是发达国家，而且美国的生均支出哪怕在OECD国家中也非常高，但是普遍认为美国的教务教育远远谈不上“经费充足”。这有几个历史原因。最重要的可能是美国分权化的教育体系（decentralizaed system）。在这学期上的教育财政第一堂课上，老师就讲到了这个问题。

我看到很多人写自己和西方同事争辩，“让XX哑口无言”，自己完胜。不是这样的，你居高临下的先做结论再教育人家，没有人能够和你说话。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别人的前提，而一味坚持自己的结论，那完全没有可能沟通 。 Without the definition of truth, evil is seductive. 我希望身在西方的大家，多和西方人沟通，多倾听，少愤怒。不然，认为我们“被恶魔控制了”的西方，和相信“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我们，真的只能到战场上去了解西方了。

民主不相信圣人，哪怕尧舜都可能腐败，所以权力要制衡。

这场大游行中，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义愤和信仰呐喊。但我看到，双方，谁也没有说服对方。所谓哪一方“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是让人伤感的自欺欺人。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在一个被加上特殊标签的“80后”里，韩寒已属独善其身的行列，超越了诸多同龄人的懦弱、势利、呆滞与虚伪，连《观察》这种“环视全球”级别的异见媒体也转载其博客作品《辱华》、《急死你世界记录》，由此可见其内在潜力。

”近年崛起的中国民间学者、网络人物，譬如韩立勇，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韩寒：“在观念解放上，他很有贡献，他的声音不但可以刺激很多受众，同时也昭示给我。他们比上代人有更好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社会条件给人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魑魅在他们身上存留的不多，他们很容易在以后的成长中从观念层面解放自己，成为个体。”

当代中国教育，已遭党文化渗透入骨，乃是党制教育、奴化教育的实质。近年来的教师工资遭拖欠、乱收费、学费杀人、教育高成本、学术腐败、学生群体事件、校园黑社会问题、卢雪松事件，以及秘密警察介入学生议政参政等，这一系列的敏感问题，都直接证实了权力束缚、限制、惩治、挖空、愚化教育的问题。

如果共祖先就要在一个国家的话，日本和韩国是不是也应该回归？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国家是不是也应该回归欧洲？人家南北韩分开了半个多世纪也没见 天天打仗。如果说共饮一江水就应该在一个国度，那埃及是不是要收复大半个非洲？加拿大是不是也应该加入美联邦？记得当初俄国人甚至把本属于俄国的阿拉斯加 州七百多万美元卖给了美国，现在是不是可以收回？另外一个疑问，有人会认为某个自治区如果独立了，会给那些军国主义国家带来机会，因为他们会在中国边界上 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将受到空前的威胁。其实刚开始说道分裂这也是我的第一反应，也许是国家教育的成功，它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威胁见缝插针、无处不在。其实 想想，如果一些企图不良的国家仅仅是为了一块军事基地，到不至于这么费尽周折，因为中国周边国家都很便宜，稍微友好一下，就可把它们当东藏用。

他承认欧洲同一文化分裂成不同主权国家的政治多元局面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谜。但他也作了一次初步的猜想，第一个条件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国家权力受到制衡不能无限扩张。第二是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特别的政治地理环境有利独立国家和独立城邦之间经商却不易武力统一 (正像台湾海峡的政治地理特点)。第三个原因是欧洲发达的封建制度，使地方封建主得以制衡政府的权力。

同 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给了地主绅士和新的资产阶级可乘之机，易于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权力争夺取得独立地位，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欧洲历史上很多自由城邦都 是利用国王之间争权夺利取得自由城邦地位的。其中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利用西班牙与普鲁士之间的权力争夺早在十五世纪就取得自由城邦地位为代表。自由城邦不 但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基地，而且是欧洲形成城邦之间长距贸易和统一欧洲市场的基础。而按 North 的看法，这个十五世纪形成的市场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中国历来没有自由城邦，城市都是政治中心的附属物。直到近代香港成为自由城市，其自由城市的地位在一九九七年后能够维持，也要靠中英之间的斗争，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竞争及对香港自由城市地位的有力支持。

如果今天在西藏藏民中举行全民公投，那么我比较有把握的认为，超过90%的藏人会赞成独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藏民和维吾尔族民众今天一定要求独立，他们中大多数人希望实现的是更大程度的自治。

一个广泛传播的想法是，如果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就会希望脱离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这就如同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很好的对待孩子，他们就不会希望离家出走；如果总是折磨他们，他们就会出走。我认为，应当借鉴过去王朝统治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那时的少数民族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权。朝廷掌握外交和军事大权，其他事务均由少数民族自主决定。这就是高度的自治。

今天的情况是，尽管少数民族自治受法律保护，但一旦地方官员违反相关规定，民众无处诉冤。这样的法律是软性的，无法落到实处。

因“户籍在陕西不满三年”及“高级中等教育学籍在陕不满三年”，陕西省西安市多名高三学生被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为“高考移民”并取消了高考报名资格。多次沟通无果后，包括李华的女儿在内的12名学生一纸诉状将西安市招办、灞桥区招办和区教育局告上了法庭，请求恢复他们在陕西省报名参加高考的资格。 4月18日，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此案。5月4日，考虑到法院处理案件要遵守一定的程序，但高考的时间是固定的，为了避免出现难以弥补的后果，考生家长委托律师提交了一份申请，要求停止执行西安市灞桥区招办作出的取消张某等考生报名资格的具体行政行为，先让考生参加高考，再等待法院的判决。 5月9日，灞桥区人民法院作出书面答复，称不接受这一申请，同时告知考生家长，本案将于5月14日开庭。

不过另一方面，我又在胡乱冒充道德卫士，为社会的道德堕落感到悲哀。我觉得我小时候受的道德教育是一种错误的教育。这种教育的危害性不亚于小儿麻痹。其后果是导致我成年之后才发现我的大脑出现道德教育后遗症——脑残了。是的，我应该能够清楚地区分什么是人权，什么是道德。可惜的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判断力被小时候的道德教育以集体主义为由给废掉了。我为我的残疾而感到自卑。

由是之故，在平常时候，在中国社会民愤最大的是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因为老百姓普遍并不清楚，政府应当权责对应，财权与事权应当对应，所以，医生和老师们就一直在背黑锅当替罪羊。现在，地震这个极端情形，又使这种指责指向了地方官和建筑承包商。　　中国老百姓无法监督财政预算，也没有权责对应的观念，当然，如果他们知道中直机构或省直机关的幼儿园或小学，一年所得拨款可以是超过一个偏远地区一个县的教育预算，他们肯定就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些悲伤欲绝的父母，以及被愤怒烧红了眼的我们，就不会一心只希望抓住几个从学校建设中搞了钱的官员，非要了他们的命不可。

1.“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准确地说，这是一个“狼奶”加“鹿奶”的“二奶时代”。所谓狼奶，是指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便有且至今未绝的党化教育。1932年，胡适的朋友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指出党化教育的两层含义：一是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它渐渐的浸灌到学生脑袋里去；二是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它完全受党指挥。当然，这种党化教育并非限于学校，权力逻辑可以使之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突如其来的灾难堪称对条例实施的第一场“大考”。令人欣慰的是，救灾工作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２００８年中国努力建设“透明政府”的一个缩影。

２００８年，从大地震到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从瓮安事件到三鹿奶粉事件，许多正反事例都证明：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是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政府妥善处置各类事件的“不二法宝”，更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推进器”

财政预算决算、行政收费、政府采购、行政许可，无不涉及政府权力运作的“核心区域”

言论自由乃是民众把自己部分权利让渡给政府以后保留的主要权利，政府不能任意限制，或者按照人权公约的提法，政府的限制必须限制在民主社会所必须（necessary）的范围之内。所以对政府提出任何规管言论的措施，都本能地会“提高警惕”：会不会压缩言论空间？

还有人质疑互联网供应商删去或禁止用户浏览某些网页的权力，并且指出有事先审查的意味。而按照西方言论自由原则，任何对言论的事先审查（censorship）都是不允许的。

网络监管问题影响深远而且敏感，具争议性和容易极化立场，政府不应该太多管，管也帮不上忙，这才是先进自由国家的经验。期望法例适应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只会徒令法例显得过时而且扰民。

1. 人权的基础是道义。2. 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仁义道德，只有国家利益。3. 因此，在国际环境之下，根本谈不上人权。

2005年10月18日，阎崇年与《兰州晚报》记者“零距离接触”，记者：“雍正大兴‘文字狱’是不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阎答：“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满学专家破解清史“疑案”》2005年10月20日兰州晚报）

再比如：日军攻占南京，因为占领的是首都，沉重地打击了敌国的民心士气,而大肆奸淫烧杀，解决了大日本皇军的性欲问题，对于连日苦战的日军来说当然是喜事；对中国人民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

简而言之，谁伪造了阎崇年的语录已经不成其问题，问题是阎崇年患了大陆学者的一个通病：美化皇权专制，愚民教化以献媚于权力。而阎崇年出尔反尔、矢口否认自己的语录，恰恰证明了他是个知道是非，却故意混淆是非，欠缺起码的学术尊严与道德的御用学者。

第二条　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公民，都可以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相应的学位。

学位颁发权被控制在国务院手里，不知道国务院如何证明自己，居然比那些高校本身更能知道他们有没有颁发学位的资格，也不知道凭什么就有权力决定一个高校可以给人颁发学位，或者不能颁发学位。

这条条文反映出制定条例的人，满脑子的二元对立思维，看来是阶级斗争那国家精神病时代熏染出来的。

更不要忽视，中国的计划生育系统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快，国内外很多学者测算，到了2030年，如果目前人口控制的趋势不变，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会出现根本的转折点，上班人口支持不了退休人口的负担了。既然已从数据模型上测算出来，距离那个转折点也就是2030年，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那现在就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废除。国际上很多研究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长期有效地对生育实施控制，最文明的办法是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和妇女中间——世界上凡受过中等或更高教育的妇女，就会自愿减少生育。这远比中国现在采取的强制手段好得多，后者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强制的人口控制，也导致了男女失衡。 　　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有效的以普及免费教育促进自愿节制生育的政策，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接受？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的干部，或者更多，就是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和权。

　目前的中国高层确实有不同于过去的施政设想；再过若干年，中国的高层领导班子又要换届了。我觉得，现在的和下一届的领导人，即使他们内心里想做一些大动作的改革，但是因为他们尚不具备像1980年代初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就没有办法迫使强大的利益集团做出大的让步。这将是未来很多年里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