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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聊案的审判，不仅指向法条的缺憾，指向立法精神的混乱，还暴露了中国司法思维的封闭。既然现有法律无法支撑此案件的定罪量刑，为什么一定要牵强比附一个本来就遭受拷问的罪名？直言之，为什么要入罪？报道说，是为“结合净化网络环境的社会需要”——拿“社会需要”、“时代处境”作幌子，不禁令人想起“严打”、“乱世用重典”——骗人都不换个名目，让我们无语以对。看来，中国的司法改革要想走出“政高于法”、“阶级司法”的阴影，尚需要时日打磨。

154号文件是一份调整运行图的重要文件。由于它太重要了,只能以公文的形式发送,行进在漫长的邮路中,直到出事的时候都不知道它到了哪里。没有它之前,有一份临时限速的4240号调度令;有了它(正式文件)之后,又有一份取消4240号令的4158号调度令。由于这两份文件不那么重要,反倒可以通过传真、电报等形式及时到达———4158号令不及时到达反倒没事了。在这几个怪异的文件传送背后,是铁路管理体制的混乱、改革前的人心惶惶、为重大工程的赶工等等。结果是72死、416人伤。这就是胶济铁路的“4·28”事故,一个情节远超好莱坞大片的电影题材,但是我不相信有中国导演会去拍它。

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人组成的，一定有缺陷。可只有在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下，才会把一切问题仅仅分成好坏两种状态，而忽略了纯粹的好和纯粹的坏是不存在的。 把国内媒体和舆论在这次事件之前和这次事件之后对于这个组织的报道做一个对比，也许是有意思的事情：之前，记者无国界每年评的新闻自由度排行虽然不见得全面和完全公平，但基本上在国内的非官方领域还是受到肯定的。毋庸讳言，大陆的新闻制度很糟糕，如果没有外界的批评力量，改革的动力更小。去年十一月，有媒体报道，“记者.无国界”总干事罗伯特•梅纳德（也就是这次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的人）访问中国，进行了建设性的接触，并分析央府正在逐渐接受记者无国界的理念云云。那时候的记者无国界还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但事隔不到半年，双方就大打出手，建设性的意见完全消失。

作为一个阜阳人，近几天来我们看到的却是，很多对情况不了解的人和媒体，用极其刻薄的语言来攻击阜阳，妖魔化阜阳，就如同一些不名真相的人和媒体借奥运会来攻击中国一样。

由于阜阳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医疗等条件有限，病因没有确诊，能盲目地向社会发布信息吗？

这是一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阜阳市是无权单独向社会发布这一信息的

熊培云认为，在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社会里，并不需要暴力、流血的“先破坏后建设”，而最为可取（也是唯一可取）的就是对局部的改良，是以开放来促进改革，宏观的不好的东西可以化为具体的细微举措来促进其发展，与外界文明的交流和对其营养的吸收也会发展本国的社会与政治。今日之中国，需要一步一步地、一点一滴地、渐进地进步。

具体到个人，就要求每个人对其所参与的社会不能丧失信心，个人要做的是：在不自由的世界里一点点地争取自由，在不宽容的社会里先让自己拥有宽容之心，在集体绝望的处境中先进行自救——就像他时常引用胡适引自易卜生的那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个体的幸福不可能指望全由社会给予，而更多的需要自救，像是所有被投入集中营的人们不能指望辛格勒这样的天使的救助；而更需要像《美丽人生》的主人公圭多一样，在绝望的环境中和儿子做“游戏”。

　　过几天，佛王又要去斯特拉斯堡的欧盟议会讲演了，纪念上次讲演二十周年。就是上次１９８８年的讲演，让他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在这个斯特拉斯堡提议里，流亡者要求的“另搞一套”，是在吐蕃举行民主选举。　　但是，这显然是中阳无法接受的。香港直选，还要等到２０１７年之后才会考虑，吐蕃怎么可能在这之前就选举？说句大红色的话：接受这一条件，势必打乱中阳关于政治改革的战略部署。　　中阳不可能接受这种冲击全国政治体制的条件。佛王想在有生之年回归祖国，必须放弃这一条件。

“即使所有改革都不做，把预算向社会公开就是最伟大的进步。”这可能让中国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们觉得蔡很没有志向，因为他们希望中国能一步跨入民主国家行列，但蔡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供职几十年，深知水深水浅。

代表们即使支持这些天真的学者也没用，“两会”十几天会期，真正讨论预算的只有半天时间，在几个小时里，几万亿的预算就稀里糊涂地通过了。

毛新宇今年带来的提案是关于将毛泽东思想运用到经济、教育和工业布局改革等各领域。想来这份提案是凝聚了其广泛收集民意和苦心研究的“心血之作”了，也必将使我们的生活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种种的迹象表明其俨然是“主席附体”的“太子转世”，要以“我将再起”的雄心来领导我们再次“重温旧梦”了。

毛新宇的教育背景有着异常浓厚的党化教育色彩，从历史系到中央党校及至军事科学院；而蒋友柏的教育背景（资讯管理/财经/设计）则更显现现代自由人性的光辉。

就现代政治而言，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吗？更遑论用来解决后工业化时代的信息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也许毛新宇真的又发现了其爷爷理论新的“微言大义”了，否则就真是“白瞎了这个博士”了！

在中國大陸，有六個詞是「政治體制改革」重要的相關詞。其中「民主政治」、「政治文明」和「黨內民主」屬官方話語，見諸于領導人講話、黨的檔、黨的媒體。而「憲政」、「公民權利」、「公民社會」則是民間話語，知識份子和追求自由的報紙用得較多。無疑，後者顯示的政改訴求更加切中要害。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

同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通过分权而使联邦制有一定发展，是合理的趋势，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也有根本性的实际意义。然而，这就更涉及到政治民主的发展，也更是触及到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本性。

这份报告称，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不应是带有新闻自由的“西方模式的普选制或多党制”。

报告中还有一些更为激进的建议，其中一条呼吁让全国人大成为更具代表性的机构，逐步减少其中的政府官员人数，并取而代之以地方社区中选出的人员。全国人大还应该直接参与拟定财政预算，其会期也应该与财政年度同步，同时还应允许竞选。

近年来，在中央党校和党的有关机构所完成的其他报告中，也都指出了系统性的治理问题，以及草根阶层对于腐败的愤怒。

中國左翼力量

中國人民的造反精神正在復興

文革一開始，紅衛兵就提出了要發揚“五敢精神”，即敢想、敢說、敢干、敢革命、敢造反，這是一種何等磅礴的大無畏精神！我們中華民族，我們中國人民，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在百年衰敗的爛攤子上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依靠的就是這種精神！

事情越来越多，政府机构就越来越大，大到了谁都推不动的时候，只好要求大家都去听电话。这就是改革的新困境：单靠在行政程序上反复做文章以求吸纳社会矛盾，会使行政程序负荷过重而发生种种紊乱，既掌管一切而又管不好一切。

“改革中最大的不当受益者，是由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和腐败的学者而形成的”腐败铁三角“，要实现中央政府和广大民众所切盼的和谐社会，必须坚决打掉这个铁三角。”

与其仇富，不如仇“腐”。因为，贪腐官僚的所有既得利益，一元一角，最后都会加在社会公众身上，换句话说，社会要为贪腐势力买单。贪腐之中最可怕的，就要数这种贪腐公务员联手挪用公权作案、再勾结司法权力为其行为作“合法”背书的方式对社会危害最大。

　　　　郎咸平：职业经理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我来回答你。你们长虹2004年亏损37个亿怎么来的？其中3亿美金是前任倪润锋和APEX公司把电视机卖了，没有收回钱，坏账将近24个亿，这些钱都是股民的钱，都是国家的钱！（场下叫好声，激烈掌声）

　　　　郎咸平：我说过很多话，我对媒体的报道从来不怀疑，媒体只要尽责任报道就行，即使有改变也是媒体根据自己的判断做的改变。

　　　　郎咸平：我告诉你，中国信托的改革就从你开始！（场下叫好声，掌声）我还要讲一件事情，我今天讲的和你赵勇无关，我讲的是中国国企业都有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场下更多叫好声，激烈掌声）（相形之下，赵勇希望自身能获得清白的问题显得很个人）

国庆（黄） National Day (yellow) 国庆（红）National Day (red) 国徽 national emblem 国旗 national flag 军旗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lag 长城 Great Wal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Long liv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万岁 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人民万岁 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people 听党指挥 To obey the command of the Party 服务人民 Serve the people 英勇善战 Heroic 忠诚于党 Loyal to the party 热爱人民 Love people 报效国家 Serve the country 献身使命 崇尚荣誉 和平鸽 长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人民万岁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致敬 社会主义好 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 世纪跨越 与时俱进 科学发展 社会和谐 1949 2009 祖国万岁 麦浪 社会主义好 科教兴国 牡丹花 奥运和残奥会标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维护世界和平 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繁荣昌盛 江山多娇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时刻准备着 明天会更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王清，男，1982年生人，现为南阳市一公司计算机技术人员，自2003年起，开始介入公益诉讼，常为某一件侵害公民权利之事，四处奔波。

王清的信息公开申请规模之大、数量之巨，在河南史无前例，全国也可称得上第一个。而他要各部门公开的最主要一项内容——“三公”消费：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

评论者认为，“三公”消费公示，是成本最小的反腐措施之一。各政府部门对“三公”消费信息公示的回避心态，官民双方在这个问题反复对峙，恰恰将中国改革此时该从何入手这一问题的答案，清晰地呈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