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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讽刺谁呀？你只能找弱势群体开刀，稍微强势一点的，你谁都不敢说，说了谁都承受不了，都没有这个承受力，早就不是那个时代了

这个社会容忍你做一个左右逢源甚至天良丧尽的商人，不容忍你做一个正直的文人。

作为一名住在西方的中国人，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华人华侨）都会说，那就是自由和平等，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个人，更没有一个强大的自以为优越的民族（如白人）和政府居高临下地告诉你，你应该怎样生活，你不应该吃油腻的中餐，你不能供奉中国的鬼神，你应该信仰上帝——

好在一个用选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如澳洲，过去的历史也许不都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所有的历史则绝对是由人民来书写的——用手中的选票来书写。——这是读中学的儿子铁蛋最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

——对不起，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同胞！   ——对不起，所有在这个强权下受到过迫害的中国同胞，包括那些痛失家园、妻离子散，以及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的中国人！   ——对不起，这个被人民供养的政府，本应该照顾到千千万万个弱势民众，可现在却让他们无依无靠，看不到前途，在无助中静静地消失和死亡！   ——对不起，让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居住却需要办理“暂居证”的农民兄弟！对不起，这个政权培养了这么大一批贪污腐败分子！   ——对不起，在荒唐的岁月里，这个政权却以国家的名义，肆意践踏了你们的宗教信仰，摧毁了你们的生活方式，把你们变成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   ——对不起……   当然最后，我还得对你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一路看下来，却始终没有看到我谈西藏问题。

我博客上那么多留言，全是谩骂，攻击！见识到了人性的丑恶面，我想如果他们是身边的朋友熟人，可能不敢，但是到了网络上，他们躲在某个角落，就敢释放他们的恶毒，骂我的男人可能有车子房子有家庭，但活得特别压抑，过得很不愉快，他们看到像我这样一个女人，居然没有哭天抢地，反而活得很开心。他们会觉得不平衡：你都活成这样了，身为女性本来就是弱势，怀孕就更弱势，居然还没有我们郁闷，男性有一种自我保护，一种本能的反应，所以他们需要骂我来发泄。

那些杀人的汉人，在这次冲突中表现得非常残忍。但是平心而论，他们长期以来是受害群体。在广东，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护着新疆人。镇压汉人群体事件 不会有大问题，但是镇压维族人，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因此地方政府迫于当地民众压力清理新疆流氓的行动，有时候竟然要借用黑社会和便衣联手的方式。广东的新 疆维族人不是是弱势群体，实际上，跟新疆维族人住在一起的广东汉人才是弱势群体。

我对高涨的民族主义并不担心，但是很感慨。实在说来，胡锦涛利用民族主义藏污纳垢，我一点不感到奇怪，也不感到悲伤，但是，如果很多同胞用民族主义来掩盖自己的懦弱，这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悲伤。看起来，人多势众的心理安全感恰恰害了中国人啊。怎么说呢？如果中国人动不动觉得自己是13亿人，以为人多势众就自动增加了正当性，或觉得有力量感，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气质，而恰恰是奴才扎堆的心理素质。我不以为然，也很看不起。

中国要站起来，不是靠13亿扎堆，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靠每个个体站起来，表现个性。反过来说，没有自由，没有个性，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不要说你有13亿人，你有300亿人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千头万绪，质量第一，数量第二，产品如此，人如此，国家民族也如此。你是民族主义？还是奴才扎堆？倘若是前者，我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倘若是后者，恕我直言：本人不吃这一套！

乐施会北京项目办公室传媒官员刘曙光在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说，目前汶川县城的重建究竟是易地重建还是就地重建，政府与民间意见并不统一。

汶川灾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就业。在东南沿海等一些企业的帮助下，一些平原受灾地区的灾民已经前往广东等地打工，但是在山区地区，一方面由于自身基础比较薄弱，另一方面信息也不灵通，当地的一些灾民对前途感到沮丧。 乐施会希望，各级政府能够给予这些外部资源比较有限的贫困和弱势地区"足够的和持续性的"关注。

胡温执政六年，时间虽然不长，但中国和世界却经历了一场空前的信息革命，这场信息革命彻底改造了人类获取资讯和知识的传统渠道，颠覆着以上智下愚时代的各种政治游戏。事实上，中国正在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上愚下智格局∶民间社会的敏感人士，汲取资讯和知识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当权者和当权精英。一年来，胡锦涛和温家宝都象征性地与网民进行了第一次网上交流，说明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局的压力。此次人大会议前，温家宝在和网民交流时，一定听到不少尖锐的问题，他知道今天的百姓已经不大容易被"忽悠"了。

在常人的意义上，胡锦涛和温家宝都不是坏人，他们对弱者存有几分真正的同情心，但是，作为国家的领导，他们信奉的奴才哲学，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是一场巨大的道德和文化灾难。胡温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矛盾与危机快速发展的时期，他们以维持稳定为名，系统打压各种支持正义和公正的社会力量，把郭飞雄，陈光诚，胡佳这类社会良心当作社会公敌，而让贪官和各种黑势力如鱼得水，大行其道。正是在胡温治下，官僚贪腐和黑恶势力勾结一体，成了气候，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制造了极大障碍。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但老百姓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主人。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再次赐福人世的时候，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响起：“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和第三百五十七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特别军事法庭宣布：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同时，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这就是中共和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齐奥塞斯库的下场

在那些将最优秀的政敌斩草除根、格杀勿论的运动中，等待獨裁者的只能是更激烈的反扑和报复，因为他们早已把理性与宽容的力量给绞杀了。当把一个政府把最宝贵的“理性派”送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獨裁者应从正在倒下的尸首上看见自己未来尸首的影子。在一定意义上说，獨裁者死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在充当刽子手的同时，无形中却扮演了自己的刽子手之角色。獨裁者死于非命的故事也说明：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國大陆经历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动乱，进入了一个后極權时代。随着極權统治的经济暴力和政治暴力以及思想暴力的强化，暴力逐渐隐藏在很多国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是獨裁者运用法律的同时也在抛弃法律进行恶意的掠夺，对反抗者进行的无情的打压，另一方面，反抗者的反抗离开暴力再也找不到有效的工具。獨裁者和反抗者的暴力倾向都在积累，一旦社会环境恶化到一个临界点，暴力有可能再次危害中國。

　曾经看过一个黑色幽默：我有10平米的居住面积，我的邻居有90平米，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50平米，后来我仍然只有10平米居住面积，邻居有190平米居住面积，我们人均居住面积成为100平米，社会大大地进步了。现在那些最弱势（30年的改革开放培养出来的）的阶层已经没地方出卖自己的劳力了，他们的收入从100块降低到0，而我们的特权阶层会严格按发改委的指示从900块涨到1200块，相信明年的统计数据出来，我们的人均收入又上涨20%.加薪之后，由于货币供应出现大规模增长，首先出现通货膨胀，同时由于基本生活用品市场的萎缩，按照经济规律，资本会向奢侈品制造转移，基本生活水准会进一步下降，农民工和中國大多数的所谓白领好容易用几年血汗换来的积蓄双重贬值，这或者就是最新有中國特色的幽默。

在一个被加上特殊标签的“80后”里，韩寒已属独善其身的行列，超越了诸多同龄人的懦弱、势利、呆滞与虚伪，连《观察》这种“环视全球”级别的异见媒体也转载其博客作品《辱华》、《急死你世界记录》，由此可见其内在潜力。

”近年崛起的中国民间学者、网络人物，譬如韩立勇，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韩寒：“在观念解放上，他很有贡献，他的声音不但可以刺激很多受众，同时也昭示给我。他们比上代人有更好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社会条件给人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魑魅在他们身上存留的不多，他们很容易在以后的成长中从观念层面解放自己，成为个体。”

当代中国教育，已遭党文化渗透入骨，乃是党制教育、奴化教育的实质。近年来的教师工资遭拖欠、乱收费、学费杀人、教育高成本、学术腐败、学生群体事件、校园黑社会问题、卢雪松事件，以及秘密警察介入学生议政参政等，这一系列的敏感问题，都直接证实了权力束缚、限制、惩治、挖空、愚化教育的问题。

在当今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里，要超越目前的强弱之争、寻求持久性的和解，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是要摒弃权、术、势、忠、恕的旧思路以及操纵舆论的小聪明，在充分公开信息和自由讨论的前提条件下，重建社会的基本共识，树立某种容许不同价值并存的新体制，并根据革故鼎新的大智慧和一视同仁的公平标准，去审视各种暴力行为、恢复被破坏了的结构性均衡。归根结底一句话，当今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和解，而不是诡道乡愿。

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渴望产生“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可我们更需要有“当代中国的诺贝尔”。今天的中国人暂时不能获得诺贝尔奖，但还可以继续努力，而比这更属于当务之急的，就是学习借鉴这种创立诺贝尔奖者的精神。如果说获得诺贝尔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那么，学习这种创立诺贝尔奖的精神则完全操之在我，是可以从现在就做起的事情。具体地说，就是要通过学习借鉴这种精神，在我们的社会里，也营造这样一种浓厚的氛围、完善的机制，来鼓励更多的人们像诺贝尔先生本人那样，热爱科学、献身科学，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而不是“官本位”、“钱本位”挂帅，使所有聪明才智之士都急于去考公务员或者下海经商，社会上最受尊重的是官员和老板，那些切实为科学、社会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却往往处于弱势而不被重视。

在当下，平民子弟们已经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事业和人生的成功，必须绑定一个大的靠山，实现迅速的“上位”。

中国社会留给平民子弟的机会真的不多，要么混日子，要么出国，上大学、考研究生的路子，甚至都已经走不通了…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社会上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属于你的，而且压根就不可能属于你，一方面是极少数人占有了大量社会、行政、司法、金融等等资源，甚至平白无故地浪费着，一方面是绝大多数人处于极端的弱势中，丝毫不能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途径取得成功，实现能力和价值的平衡与对等。

没有几个人有安全感，我们养的狗都没安全感——2006年，在西安等地的警察、城管等国家安保力量曾经毫无来由地疯狂打狗，一度让很多爱狗的市民不得不面对“留人不留狗，留狗不留人”的艰难选择。

北京更有小区打出了“外地人不得进入”的标志，这已经触碰了中国人最脆弱的神经了。试想当年中国人遭受外国人欺凌，“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痛，大家是否还记得？（虽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有误传的嫌疑，但毕竟这情势让人难过了一个世纪）

奥林匹克之路，和一党制不一样。一个讲斗争，一个讲竞争。一个讲区别敌我，一个讲一视同仁。一个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由列宁送进来的，一个是党国领导“百年梦想”盼进来，千呼万唤请进来的。

我很乐观：只要中国是多元社会（而不是铁板一块的一元化社会），只要这个多元社会不准备两败俱伤（或者说，不准备自我毁灭），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就必然应运而生。英国的人权发展史，从最初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直到《权利法典》证明，其他国家的历史也同样证明：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非但弱势群体需要，在强者与强者之间也同样需要。我们中国全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群体，每一个公民，在维护各自合法权利的斗争和合作中，在抗衡和让步中，最终必将形成伟大的合力，在各个领域中，包括竞选，包括信息，包括游行示威，促成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我相信，我们这个即将迎接六十大寿的共和国，不会永远在“等额选举”和鸦雀无声的老大难之中虚度年华的

让我们正视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兴起的一种愈来愈显著、却经常被忽略的趋势——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和难以自控的公众情绪，正日益紧密的结合成一体，它们反对任何独立的、不同的声音与力量，它们共同的洪流，可能摧垮经过30年发展所缓慢生长起来、力量微弱的公民社会。它们都声称自己的“爱国主义”，却可能将中国建设成一片繁华的沙漠。

这两起孤立事件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积怨酝酿的可怕危机潜能，反映出现行制度化解与处理社会危机能力的薄弱

在个人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社会急剧转型中的中国，互联网这样一个虚拟空间意外地被时势造成英雄，承担起主持正义的社会公器，承担起它本来所不能承受的重量

这更见证了中共地方官员在社会危机管理上的不合格，失去了起码的现实感。可以预见，只要地方官员还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应对社会冲突，中国式墨菲定律(能有变糟的可能就一定要变糟)就会一直演绎下去，而瓮安事件只不过是这一普遍逻辑下的一个特殊变异结果

商业组织讲效率，讲消费群，如果弱势者没有一定的基数或达到一定的消费水准，商业机构不会关心。而公益组织不同，人性第一，效率第二，所以在比利时，政府在一个残疾人身上投入二十万，或多人帮助一人，没有人会问这钱合不合算。这就是政府与商业失灵时，公益组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