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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当然可以爱，但应该清醒而理智地爱。对当下爱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才不至于像安替说的那样盲目地“爱国爱到夏商周”，更不至于“爱国一定要爱到变态”。换言之，“爱国者”的确应该理智，不应该成为自己控制不住的“飞毛腿”，也就是“爱国者”最终拦不住你骨子里的“飞毛腿”，那惨祸就搞得太大了。当然，即便你像如下发高烧者的“爱国”自由，我也是尊重，我只是遗憾，因为在我看来有更好的爱国方式和途径

　　我知道国与黨、政府是不一样，这是应然状态。但从目下中國的实然状态以及被置换、偷换、绑架的实际效果来看，目前中國这样的国其心脏是政府，其灵魂是黨。所以在中國目前这种现实环境及语境中，爱国难免更多时候是在爱黨，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便是你不理智爱国的吊诡。不承认这样的吊诡，而不分清红皂白地爱，反而可能被这个“国”把你卖了。下面我们就来说点爱国青年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充满吊诡意味的事吧。政府才开到十七大，所以就来个十七大自由吧。官方才开十七大，你来个十八大，不是太僭妄了吗？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当然可以爱，但应该清醒而理智地爱。对当下爱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才不至于像安替说的那样盲目地“爱国爱到夏商周”，更不至于“爱国一定要爱到变态”。换言之，“爱国者”的确应该理智，不应该成为自己控制不住的“飞毛腿”，也就是“爱国者”最终拦不住你骨子里的“飞毛腿”，那惨祸就搞得太大了。当然，即便你像如下发高烧者的“爱国”自由，我也是尊重，我只是遗憾，因为在我看来有更好的爱国方式和途径，所以不惮说出来，请大家批评。

　　一：你有在异国游行的自由，你更有回国不能游行的自由。 　　在别国你可以随意游行，在我们这里你结伙散步就有麻烦，爱国的权利没有配发给你，你咋能不经同意随便爱呢？你有异地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回国不能随便爱国的自由。在美、法、英等国你可以上大街去爱你的国，当然回国了，你还可以到网上爱国。 　　二：你有当众指斥别国政府及该国领导人的自由，你更有不能当众指斥自己政府和领导人的自由。 　　将八十年代的政治笑话延伸一下吧（后面一句是我加的）：美国人有到白宫去骂里根的自由，苏联人有到克里姆林宫去骂里根的自由，中國人有不能到中南海去骂里根的自由。 　　三：你有看不到CNN的权利，但你却有抗议CNN的自由。 　　在中國找不到像CNN这样的软柿子，因为这里没有私人媒体，抗议官方喉舌的后果可想而知。 　　四：你有建网站反CNN的自由，但你更有不能建网站反《人民日报》的自由。 　　我们需要像反CNN一样有反《人民日报》的自由，这才是深层的爱国方式。 　　五：你有在纸面上反台獨、藏獨、疆獨的自由，你更有不能结社、集会去公共场所反他们的自由。 　　主统一、反分裂好像是万分的爱国，但国是你随便爱的么？你只有听从官方让你怎么去爱的自由。 　　六：你有爱国的自由，但国更有不爱你的自由。 　　老舍《茶馆》里的常四爷说：我爱大清，可谁爱咱啊。 　　七：你有爱国的自由，但更有让你办暂住证的自由。 　　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你为何暂住在中國？除非你能给我证明那些要办暂住证的人都不爱国。 　　八：你有反对国外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你更有支持国内政府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 　　中國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当然更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反对别人来抗议他这样伤害人權地办“大事”。 　　九：你有不能随意接受诸种信息的自由，你更有夫妻俩在家中都不能看黄碟的自由。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把爱国青年需要的自由发挥到了极致，毋须赘述。 　　十：你有被官方当作一张牌来打的自由，你更有被官方随意抛弃的自由。 　　你爱国反日游行，他看到有用，就让你去游。过两天他怕事态弄到他无法控制，就免了你爱国的权利。这两天你的“爱国”情怀得到他们允许，于是你感到扬眉吐气，但过两天他们为了奥运就要收了，某种意义上讲不准你“爱国”了，这就是官方对于你“爱国”的态度。 　　十一：你有发表支持政府言论的自由，你更有发表批评政府言论而遇上危险的自由。 　　胡佳、郭飞雄等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呢还是吓得魂飞魄散呢？如果哪天批评中國政府像批评任何别国政府一样自由（实质上批评别国政府也不自由，你看传媒的国际版如何统一口径就知道了），那么爱国便成了一件名正言顺的事情。 　　十二：你有公开表扬政府的自由，你更有在笼子里爱国的自由。 　　布什说，人类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民众将政府关进笼子，让政府驯服地在笼子里说话，而不是相反。 　　十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有拥护的自由。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更有反对的自由。 　　这是对毛澤東语录的深入学习。 　　十四：你有在网络上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深陷敏感词、过滤词而发不出来的自由。 　　包括你在网络上爱国，恐怕都会遇着这样的尴尬。“爱国”尚且不能自由，何况其它乎？ 　　十五：你有维护“圣”火的自由，你更有必须警察陪同才能进京观看奥运会的自由。 　　维护“圣”火要几十个彪形大汉，陪你看奥运更要有几万警察，泱泱大国真壮观哉！巍巍乎？荡荡乎？真乃可爱之国也。 　　十六：你有抵制中國家乐福的自由，你更有明天就去法国而不回来的自由。 　　想一想克林顿北大演讲时的“爱国者”马楠吧，她到美国的速度比她批评美国时的激昂要令人难忘得多。不是说你批评了美国，就不能去美国，而是说你至少在某段时间要心口如一吧，比川剧变脸王还快，就让我们这些脑筋不够用的人想不明白了。同时，你到家乐福去抵制的自由说不定到头来都会被绑架你爱这国的政府制止，不信大家拭目以待。我是反对抵制家乐福，我认为这抵制很愚蠢，但你有抵制的自由，可是这自由到时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再次告知这样的“爱国者”，国可不是随便爱的。 　　十七：你有到西方国家去享受民主的自由，更有说中國不适合搞民主的自由。 　　有不少海龟或者海不龟的“爱国者”都有这样的想法吧，这样的“爱国者”比例好像也不少吧。大概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國人只能到别处去享受现成的自由，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争取自由吧。

综合起来，南方报系在政治文化上的报道至少在两个方面突破了中国新闻报道的限制。一是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文化的梳理，力求恢复中国历史原貌，并以此祛除被政治宣传所抹杀的事实和真相。这一部分的报道较多的集中在清末宪政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数十年的时间内，由于历史的切近，很多历史事实和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体系都没有被普遍肯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模糊而有争议的，这就非常容易引起各派的对攻。二是对中国官方和民间两方面改革范围的关注。南方报系是唯一一份全国范围内以对这些进行观察和报道为主要特征的媒体。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所采访的人员身份之复杂关键，所涉及的事件之敏感，都走在中国的政治钢丝之上。现在的中国仍然在改革问题上处于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各方各面的人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见解不尽相同，这样的报道难免让人心生异想，为外人所瞩目。南方报系实际上起到了在政治文化上造火的功能，受政治影响是正常，不受影响反而就奇怪了。

据海外博讯星期五的报导，北京当局向世界各国否认中国限制媒体报道的同时，正紧锣密鼓的加强了国内媒体的控制力度。中共中央宣传部8月上旬发出文件，要求奥运期间禁止报道包括：禁止预测运动员获奖牌数量、禁止报道北京的警备状况、禁止报道中国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新闻以及禁止报道在奥运各公园指定抗议地点发生的抗议活动。对此，浙江的自由撰稿人昝爱宗向本台表示，虽然他不确定当局是否真的发布一份这样的内部指引，但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检视当局对国内媒体是否开放：“有些突发事件妳可以看看报纸，比如各省的党报看看他们对突发事件是否有报导，如果报导，是否是新华社的稿子？还有布什总统到北京去，他也到了教堂，做了礼拜，妳就看它们是否有报导？新华社的报导就说布什和胡锦涛见面了，关于后续的报导及评论是否有？由此可见，如果官方说的是有道理的话，那为何报纸什么的都是千篇一律发新华社的消息？”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现在，我希望借专栏发布一个“寻邮启事”——谁知道那封失踪邮件的下落，或者恰巧在路上捡到它，请尽快与失主联系。因为它非常重要，事关北京奥组委的清白，事关公民方寿威的名誉、利益甚至对人生的判断。

日本放送协会（NHK）30日报道表示，今年一月，河北省天洋食品公司所制造的冷冻水饺，在日本千叶及兵库县引致十人中毒，医院检出毒物为剧毒的达马松，是一种在日本很难找到，但在中国仍有用于化肥的毒物。日本警方年初曾以科学鉴定的方式仔细检查出问题的冷冻水饺、包装袋，并调查整个流通渠道，得出的结论是问题饺子“在日本被搀毒的可能性低”。不过中国警方则表示，实验结果为杀虫剂毒物成分是从冷冻饺子包装袋外侧渗透到内侧，不可能在中国境内被搀入。报道称，相关人士表示，在六月中国也发生同样中毒事件之后，中方改变了态度，认为饺子内的毒物由工厂相关人员搀入的可能性大，并已将此讯息转达给日方。

日前，全国媒体同时收到来自中宣部的禁令，禁止所有媒体提到西门子公司行贿的中方人员。《北京日报》评论部主任告诉相关媒体记者，无论是中宣部还是新闻办，都没有禁止对西门子在中国行贿的丑闻进行报道，可唯独不许报道中方涉案人员。

西门子中国公司在中国大陆涉嫌行贿，涉及金钱约20亿美元。

在行贿额方面，中国是西门子公司的第一大市场

　　再有一个多月，美国就将进行总统大选。目前两黨都开了全国大会，正式提名了总统和副总统。美国总统大选历来的主要议题，都是外交政策和国内经济这两大块。围绕美国经济，两黨更是辩论激烈，也有很多抨击。中國官方媒体最近在评论美国大选和经济时，特意引用了美国一些黨派的攻击资料，渲染美国的经济一团糟，由此可潜在衬托出，还是仲共“领导有方”，经济强劲增长，由此给中國老百姓洗脑。

　　根据这些机构的统计，美国经济从2000年以来的增长，超过世界上任何其它工业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的报告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从 2001年到2008年的平均年增长率是 2.2%，自8年前克林顿政府结束至今，美国的经济实力增加了19%.而在这个期间，法国只是增加了14%，日本是13%，意大利和德国都是8%.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主要是两点，一是整体规模，二是人均收入和消费能力。2008年度，中國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将在3万亿美元之内，美国将突破13万亿美元。这和美国、中國的人口数量恰巧形成反比：美国3亿人口，中國13亿。美国人口不到中國的四分之一，但国民生产总值却是中國的四倍以上。

关于西Zang的新闻，我个人是不太关注的，原因很简单，这种事情，一般封锁都会很严，所以新闻报道（包括国外的）一定是不准确的，甚至有可能是与事实相反。既然我无法知道真相，也就无法关心，看这些新闻，只能当作无法证实的参考资料来看。没办法，一个人被骗的次数多了，就会麻木，我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民主/新闻自由的意思是任何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任何人都有办报、办媒体的权利，任何媒体都有不受限制地发布新闻和评论的权利。至于你说的话是不是真实，你办的报纸是不是客观准确，你这个记者是不是公正无私，你这个媒体是不是能做到不偏不倚，这不是民主要管的事情。只要这些国家继续保证任何人都有办报的权利，那么他们的民主就没有问题。

越战结束后美国几大媒体争相发布一份美军的机密报告，国防部找媒体要求停止发表，媒体不理，国防部告到最高法院去，法院判决媒体只要获得了机密文件，就可以报道，美军要保密的话，只能自己管好文件。

有的人说，西@方@媒@体之所以产生了@虚@假@报@道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封@闭，但这决不能成为虚@假@报@道的理由，戴志勇认为新@闻@的@底@线@止@于@真@实，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原则。

顺便再谈谈为什么中国政府会选择封@闭@新@闻@渠@道，而不是充@分@开@放。有人会说，用更加开@放的姿@态，让西@媒早点进入现场获取正确的报道，看到实际的@暴@力@行@动，从而用真实的报道来代替错@误的报@道。 这个观点从逻辑上是正确的，西@媒之所以出现大量的不@实@报@道是因为没有报道渠道，不了解发生的真实情况，只好根据猜测和流言编造故事。但人们显然低估了事态的复杂性，政@府面临的困局是：如果过早开@放媒@体，有可能意味着更加混乱。

27日晚，上网随意搜了两条比较新的报道。一个是布达拉宫3月26日上午9时重新对外开放。说布达拉宫在拉萨“三·一四事件”后一度关闭：为什么关闭？“三·一四事件”怎么威胁了布达拉宫了？比如打砸抢烧的地方离它有多近等等，都没有交待。        更没有现身说法的故事。        骚乱中的布达拉宫是什么样子，管理人员对这个事件以及对政府的举措有什么看法，他们在这个期间的经历，我们都看不到。        藏族同胞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时候，也往往是说社论一样的话。

有什么事实来说明达赖是如何策划的？不说。        其实，我们即使没有达赖集团如何指使策动骚乱的具体材料，也可以把证明这一结论的事实摆出来：拉萨、四川阿坝、甘肃几个不同的地方同时闹事，海外同时冲击中国使馆；拉萨闹事者如何布疑兵，把警力调动到离市区多少公里远的哲蚌寺；疑似僧侣如何背着石头进拉萨；等等。这都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可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偏偏不说。        结果，明明我们有理的事，却让我们的报道显得没有道理，令人不信服，很被动。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关于西藏，自从314之后，官方和民间的评论铺天盖地，有旗帜鲜明痛批藏独分子的；有反感北京大动作平暴的；有狂热爱国的；有理性思辨的，不一而足。唯独当外媒从拉萨被“请”出去后，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了，一下子中国内政变成西方妄图颠覆红色政权了，依据着达兰萨拉和亲近达赖的境外团体的提供的信息来源，秉持既定的仇共传统，拉高了西藏事件在奥运年的政治分量，并有机地与抵制奥运联系起来。

全都忘了到底德新社记者问了什么：“我是德新社记者，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流亡藏人那里获取有关信息，我们也不想这么做，但因为我们没法从中国有关部门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们也希望向当地政府核实有关信息以进行客观报道，但这很难。”

所以回到长平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他只是发出了一个中国新闻工作者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善意提醒，用倾听、了解的持平态度对待异见，这种态度决非认同、赞许，更谈不上助纣为虐，而是对国人醉心于仇外的民粹嘉年华中的警惕。

一段经过良好编辑的超文本新闻，由于没有了版面的字数限制，再加上超链接的跳跃特性，在信息的广泛性上似乎已经可以与传统媒体相媲美。单从《草莓周刊》对“钉子户事件”的报道篇幅上看，可以说是相当短——仅700字；然而经过统计，除去已经失效的四条链接，将其余6条链接中的有效文字内容加起来，字数达到13,000字，这几乎相当于一份大报的三个整版！而这些超链接指向的内容，既有对于钉子户本身的议论，又有从“最牛钉子户”衍生的其他话题：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其他地区的“钉子户”；法律和执法过程的公平性；网友对事件的恶搞；还有因为在网上发布对公安体制的议论而遭解职的民警吴幼明的相关新闻。《草莓周刊》目前仅采用博客作为信息源。我猜测这与它的目标读者群主要为Blogger有关，Blogger们一方面可以通过草莓周刊了解新的资讯，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阅读中寻找写作质量较高或者兴趣相投的Blogger，将其加入自己的RSS订阅列表，还有可能进一步因共同爱好发展出固定的朋友圈子。这是《草莓周刊》将博客作为信息源的一大好处。同时，也应注意到这种选择的局限性。仔细分析《草莓周刊》的文本，还是可以发现其立场的偏向性，目前仍然有效的6条链接中基本上都是在表达对于“钉子户”行为的支持和对政府、开发商的质疑。这与目前中国Blogger的人群构成有关，虽然时有传出某市长开出博客与市民交流心声的新闻，但既然这件事还能作为“新闻”，那么乐于利用网络、博客等互联网媒介工具表明立场、进行公共关系传播的政府、商业机构就还不是太多。因此，尽管博客群体人数众多，但是其结构组成并不与社会完全相同，因此也内在地造成了各方意见无法平衡地呈现。当然，这或许也可能是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可以解决的。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主管西藏。

国际媒体报道关于西藏的报道和全球的抗议之声，一直令中国政府感到愤怒。他们认为，针对汉族居民的暴力攻击被忽略了，这不公平。

但聘用外部顾问公司也许表明，对于中国及其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奥运会有可能演变为一场公关灾难。

13日，央视新闻频道照例现场直播抗震救灾节目，内容是连线前方记者，主持人拨通了记者徐娜的电话，询问她关于都江堰聚源镇中学救灾工作，电话中徐娜说自己其实是在成都连线，对聚源中学的救灾情况也支支吾吾无法回答，不到24小时，网友群起将这段连线视频和文字发到各大论坛，声讨“逃兵”徐娜。　　连线是央视最方便和普遍的新闻采集方式。之所以连线徐娜，是因为当天下午，温家宝刚刚视察过聚源中学，徐娜恰好在那里采访。　　当时都江堰没有转播车，徐娜负责把采集到的视频带到成都传回北京，等她从都江堰赶回成都的时候，任务变成了连线。　　主持人对徐娜的提问是聚源中学的救灾情况，而徐娜在聚源中学的采访任务，是“通过人性挖掘灾难中的故事”，并不负责那里的救灾情况——一个简单的直播流程问题，变成了记者职业道德问题。

央视网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媒体上有一些报道，民间在地震发生之前有一些反常的现象，比如说有些地方因为溪水和河水变浑浊没有水喝，还有蟾蜍集体过街的现象。请问在地震发生之前，我们的相关部门有没有接到这样的消息，是怎么样反应的？如果没有的话，今后我们在信息渠道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第二，汶川地震发生之后，网上盛传中国有非主流的专家用传统思维，已经发展出了超越西方的一种地震预报方法，并且在地震之前做出过预报，请问两位对此做何评论？与西方相比我国的地震预报有什么特色？

第二，我想说明，因为地震预测意见有一个管理，需要填地震预测意见卡片，预测地震震级范围、时间范围、空间范围，有一个严格的规定，研究的结果有了之后，就填一个预报的卡片。这个预报卡片由专人管理，并且这个意见在我们会商会上，都要通报给从事整个地震会商的科研人员进行参考，这套程序是很完备的。如果你做出了预报以后，最后中国地震局还有一定的奖励。但是在汶川地震之前，我们没有得到准确的预测意见。因此，我还是希望大家继续探索地震预报，提出预测意见。

事实上，这封举报信并没有因为部分网站的删除而淹没，继续在网上传播，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呈报给了中央领导。后来有新闻报道，正是在9月17日，温家宝总理和国务委员马凯在“有博客刊登举报信反映8月1日山西娄烦县山体滑坡事故瞒报死亡人数”上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有关方面进行核查。

按照这样的逻辑，人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就非常明确了——那就是脚与鞋的关系——要以脚为本，而不能以鞋为本。应该改革、改造的是社会制度，使之适应和满足公众需要。不能让天下人“穿小鞋”——受困于制度；更不能让天下人“裹小脚”——受罪于制度。

当年毛澤東削足适履，把苏联的鞋硬套到中国的脚上。一曰计划经济，二曰民主集中制。计划经济如今已经被市场经济取代，民主集中制依然是政治制度的核心。

改革开放之初，经改、政改两条腿本应同步前进。另人惋惜的是，经改长足发展，政改却长期滞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每当社会各界提出政改要求，官方便以西方社会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予以驳斥，强调全盘西化会造成社会动乱。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大鞋”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小脚”，照搬照抄殆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