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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余秋雨是怎么理解“多难兴邦”的。他为了“劝慰”死难学生的家长不要给政府“添麻烦”时，引用了一个佛界中人士的话说，那些倒在学校废墟下的孩子们，都在天国成佛了，并且护佑着中国。看来灾区的学生死得还不多，死得更多一点，中国才能得到更好的护佑，余秋雨你的这番表白,隐含的逻辑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那么我是否也该奉劝一下余秋雨,请你即刻立地成佛?      余秋雨，你简直猪狗不如！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解释5·12大地震之后你发表的那些言论？ 　　余秋雨：5·12大地震展现了中国人在灾难中的大爱互助精神。这种精神没有经过动员、教育、辅导、启蒙，而是霎时涌现于全国各地，可见是一种民族本性的自然流露，属于“集体无意识”，是一个最深刻的文化范畴。我曾经为文化下过一个定义：“文化，是变成了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这个定义中，最关键的词汇是精神价值，因为哪种生活方式能成为习惯，正是精神价值一代代选择的结果。 　　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长期被掩埋，常常由“术”湮灭了“道”。这次全国救灾、全国悼念，感天动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那就是“止于道善”的天下大道。事实证明，这种大道并不存在于我们熟悉的文化话语中，而是深埋于广大民众的心底。这种深埋，不问年龄，不问籍贯，不问职业。这让世人对中华文化重新认识。

空前卑鄙的行为， 空前无耻的文字， 空前可笑的马屁， 空前滥调的回应， 全在表达着一种和谐， 以及它泛滥当前的原因。

中科院弄出了一个《国家健康报告》，差点以为中科院那群东西已经搬家到北朝鲜去了。自己骗自己的事情都能说的这么津津有味，简直是让人有看见某人当众手淫的感觉：全球的国家责任指数居然是中国第一、美国垫底，前几名是中国、墨西哥、巴西、泰国、菲律宾。

有些机构比吻疮舔痔余秋雨、死人代言王兆山更能无耻的地方在于，他们能够通过一种正式的渠道来说出最不要脸的话，以便于邀功请赏。

2008年5月2日，原告与秋雨之福教会信教群众30余人，在双流县双龙园度假村内租下住房和一间会议室，于包租房间内举行信教群众的查经、祷告、唱诗等活动。被告当日以“涉嫌非法传教活动”的事由，闯入包租的私人场所，进行强制性的调查。整个调查过程中，被告及带队协助执法的成都市民族宗教局副局长红晓等人，均未向原告出示和提供具体执法依据，无论是国务院的《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四川省的《宗教事务条例》或《成都市宗教事务规定》，均没有出具。一切针对公民人身和财产的强制措施如身份证登记、拍照、录像、人身扣押和暂扣财产等，以及最后作出停止活动的口头行政决定，均未向原告提供法律依据。也没有向申请人出具书面的行政决定书。

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人民币全都成了天国现钞，会一直流通在天堂。我想，你们的人民币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像人民一样升值。

奥运会的问题是悬在几十万人头上的凶剑，面子问题也急不可待，全国上上下下所有的力量还在气喘吁吁地忙于火炬接力，人口大幅度流动，一切都处于临时状态，因此，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内幕交易、大小非违规解禁的法律问题。我想，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个人的面子问题解决了，怎么样？

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皆是讀書人，誠哉斯言！

“苍天有眼 日本赴华救灾队没救出一个地震遇难者”这句话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余秋雨先生不是没有读者的。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含寃而死，良民要是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消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

今年我国不太平，好不容易因为地震让人们稍稍放下争论团结了下。马上被余秋雨、王兆山一类人给搞得恶心。

好了，今天是党的生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我们不谈这些让人不开心的事。首先让我们看看贵州方面送上的贺礼：

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

可是这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这个园子，一个说要抢，一个说要烧，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

比较起来呢，当时的中国的文化人真是有点糟糕，由于多年的一种疲惫沉淀下来的一种结果就是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当然也和传媒有关系，完全不知道，当时也没什么传媒了，大家还在（此时画面被切换） 　　 　　 （下面即是被屏蔽的内容）可悲的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文化人还沉浸在咬文嚼字、亭台楼阁等琐碎的事物当中，加上当时传媒还不发达，使得他们无法抓住社会变革的主流。圆明园的一场大火，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点燃了中国知识分子改革自身的烈火。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躲在英、法后面的是沙俄帝国，它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火烧圆明园”，却趁火打劫，从中国拿走了大片土地，那些土地的面积超过了法国和德国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