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h Coffee

博主回复：诶，奇怪了，怎么会这样，我曾经推算过，如果中国大学实行三学期制，时间是可以安排出来，跟春节-元宵节，中秋节，正好都能避开。 按每学期12周算： 如2009-1-21是春节 2008年中秋节是2008-9-14，在此之间安排第1学期。可取 2008-10-20为开学日，12周之后，2009-01-11结束。 冬假五周后，元宵节过后，第2学期 2009-02-23开学，12周之后，2009-05-17结束。 春假一般不用放的时间长，2周即可，期间正好包含端午节。 第3学期 2009-06-1开学，12周之后，2009-08-23结束。 暑假，放到2009-10-03中秋节之后，具体开学时间，仍然依此理，保证在2010年春节2010-02-15前完成。譬如可取2008-11-02.我这个安排，不是唯一，可能还可以前后挪动1、2周。 所以，感觉以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定位，完全可以排出来3学期制。上海大学不知是怎么做的，但如果跨春节，太违反人性了，肯定效果会大打折扣。西方人是以圣诞节来定位，我们是以春节-元宵节和中秋节定位，所以我们的三学期正好跟美国的三学期有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其实也是个优点，正好方便彼此的教授们，去对方讲学、访学。

“今天是2009年2月18日，我是在1968年2月18日早晨8点离开北京大学的，现在正好41年，一天不差。我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在甘肃的碧口山里参加白龙江水电工程建设，一呆就是10年。一个学数学和拓扑的人直接参与到工程中去，当然有许多背景。”

他介绍，岩石块体分为两类：关键块体和一般块体。关键块体就是不用其他块体阻碍，自己能塌下来、掉下来的块体，“这是最危险的块体，第一批岩石掉下来后，其他岩石就会一批批地掉下来。数学上可以证明，这种塌方是可以利用计算算出关键块体的。这就不是几何问题，而是拓扑学的问题，而且还有许多统计学在里面”。

2007年7月，国际岩石力学会50年会议在葡萄牙召开，会议的图标就是石根华在《中国科学》上发表的这篇文章的图。石根华说：“现在，关键块体是国际岩石力学的一门必修课程，这是从白龙江水电工程开始的。”

他们要专家博导去教高等数学，以为这样会提高教学质量，搞得一时风风雨雨，其后果是，连总结都做不出。这真是没有教过几年书的人想创新，杜撰出来的新主意；

我的授业老师是关肇直先生和段学复先生，他们教会了我数学分析和和高等代数，让我领会了基础数学的精神实质

为此我放弃了早期的目标，即量子场的数学理论，因为用von Neumann代数、因子分类等语言研究场论是迄今被数学界推为正道的传统数学内容，但是我相当肯定，没有一个物理学家愿意认真对待这一类的数学结果。

。吴文俊先生上课，板书极其美观，写的又快又好，边写边讲，极少看讲稿。两块黑板从左上角写到右下角，擦掉；再重新从左到右写一遍，这时就接近下课了，时间掌握极准。有时他也会停下来片刻，左手托着右胳膊，用右手指摸抚着下巴，面对黑板呈沉思状，这是他为我们留下思考和记笔记的时间。

当年考试也是很严的，记得有一次高等数学考试，从上午八时一直考到下午三时。

记得一次爷爷从上海托人带一本代数习题集给我，我高兴极了。以後每晚总在煤油灯下一题一题地演算着那些我并没有全学过的代数习题，直到妈妈摧几次才吹灯。代数作完了，就搞几何习题，物理习题作。林伯伯有一本趣味物理也是我爱不释手的书。这样，若干年后我形成了一个奇怪的也是独特的知识结构。

记得那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好象是“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两个词：‘希望’和‘等待’”。

1941年，就在吴文俊大学毕业后不久，日本侵略军开进上海租界，孤岛沦陷。吴文俊只能以教书谋生，在教课之余，他也做一些数学研究，但如同盲人骑瞎马找不到出路。五年后，正当吴文俊对数学逐渐心灰意冷的时候，一位数学家应邀回国，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他就是国际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陈省身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吴文俊的一生。  

吴文俊：我走的是在学校里边从实变函数论走上点集论，做点集拓扑。点集拓扑有许多概念，这个概念那个概念，现代数学也是这样子，概念一大堆，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逻辑关系，我做了一个清理。陈先生就指出来，这些概念事实上都是人为的，不是客观世界，现实是这样子，你非得有这个概念不可，而是为了逻辑推理造出来的，人为造出来的，然后追求这之间相互逻辑关系，不符合客观世界的认识，大体上是。他这么一说，我马上醒悟了。如果我走那个道路下去，那个是永远没有出路的。

陈先生一天过来，就跟我讲，你看书看得太多了，不要看了，你应该还债。我听着莫名其妙，还什么债？他就说你看了人家的工作，就等于欠了人家的债，你应该还债。我说怎么还呢？他说你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去写文章，以这样子方式来还债。那我就不能看书了，我就想办法去找一个问题来做了

五四年春，我在一间叫永安小学的乡村小学受顽童和教师所威吓，患病达半年之久，

王知常指使复旦的物理学家们成立一个专门的批判写作组。为了引诱科学家们加入这个批判组，王知常承诺，其成员可以享有不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的特权。但是事实证明，想引诱复旦的物理学家参与批判并没有那么容易。

大爆炸宇宙学虽诞生于１９４０年代，但直到１９６５年发现宇宙的３。５微波背景辐射之后，才开始在国际物理学界“热”起来。

林先生另一個令人津津樂道的成就就是他在應用數學上的貢獻，他曾經做過美國工業及應用數學學會(SIAM)的會長，

以后我任教过的学校有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纽约石溪分校、史丹福大学、加州圣地牙哥分校和哈佛大学

我对统计很有自信，跟人合作时喜欢说两句话：'只要你觉得问题对你的领域充分重要、我听上去问题很复杂，肯定会有好结果。’因为如果问题不复杂，我能解决别人也可以，甚至说不定已经解决，那就没意思了。

计算技术的发展为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能量，信息和技术革命又给统计学带来了很多新问题，只要用统计去解决实际问题，永远做不完，我现在比当年还用功。

1946年10月，麦尔维尔在一次中风后去世，这更加重了费曼的忧郁。 但是他既没有闷闷不乐也没有与世隔绝。正如贝特解释的那样：“费曼 忧郁的时候也比任何其他人兴高采烈的时候还要高兴。” 　　最终，费曼用一种完全是费曼式的方法打破了忧郁的恶性循环。有 一天，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咖啡厅里看见一个学生抛起了一个餐盘。他给 自己提出一个挑战，用公式来描述盘子的转动和摆动之间的关系。经过 一番努力，他终于能够证明，就像他观察到的一样，当摆动角度很小时， 转动速度是摆动速度的两倍。当费曼兴奋地把这一结果告诉贝特的时候， 贝特很有兴趣地听完了他的话，然后问他：这有什么实际价值呢？ 　　费曼只好承认这的确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对于费曼来说，这是一次 深刻的领悟。他决定从今以后，他只为了自己的兴趣而研究物理。被这 个决定激励着，他重新开始研究量子电动力学的问题，早在普林斯顿大 学的时候他就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了棗最终就是这方面的研究使他获得了 诺贝尔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发现他出于感兴趣而研究的旋转餐碟 的运动，也适用于电子旋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