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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星北档案》一书中认为束星北、王淦昌、竺可桢都是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1949年以后，王、竺成就很大，而束由于政治原因受尽折磨。我认为，束与王、竺不是一个类型的科学家。王淦昌先生和竺校长确是终身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他们热忱地关心科学前沿，孜孜不倦地在探索科学问题。束先生就缺乏这种专心致志的精神。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三年级时（1941年春夏），一位四年级同学兴冲冲地告诉我，他最近帮助束先生进行一项重要研究，要证明中子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的，计算所得的结果，与实验数据完全一致。果真如此，当是物理学中一大突破。但我给他泼了冷水，因为根据自己上大学后三年来从英美的科学和物理学刊物中了解到，当时公认的中子的质量数值，与1932年发现中子时所测定的质量数值差距很大，它比质子与电子质量之和还要大，因此，早已有人断言，中子不可能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于是他和束先生去请教专门研究核物理的王淦昌先生。王先生的意见同我一样，认为他们所根据的数据早已过时了。当时束先生说了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抗战以后我就不看杂志了。”就是说，从1937年以后这4年他已不看科学刊物，不关心科学前沿了。显然，他不像王淦昌先生那样心思都用在科学探索上。也就在1941年，王先生提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建议，随后有人据此做了实验，使中微子的存在得到肯定的实验之证。这项工作是 1942年国际物理学的重大成就之一。

同时，在对待财产和金钱问题上，他也不像王先生、竺校长那样超脱，而是比较看重的。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1940年3月他父亲病逝，他回家乡奔丧。 1941年夏他母亲又去世，他又回去奔丧，一直到1942年5月才回浙大。他回浙大后告诉物理系师生：他原来不想回浙大教书，在奔丧后，把家里的财产都卖了，买了股票，想靠炒股票生活。不巧有大批（有2.5万人）在欧洲被驱逐的犹太人流亡到上海定居，他们会做生意，更会炒股票，束先生炒不过他们，结果全输了，不得不回学校。他说得很激动，并大骂犹太人（我对犹太人却一直有好感）。

　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刊出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说自己于1928年5月去拜访爱因斯坦，随后在他身边当了一年研究助手。我读后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束先生在浙大将近30年从不向物理系师生提起这一光荣历史？但我相信束先生为人耿直，不会说假话，也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很高兴地给束先生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经历了16个寒暑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寄给他，诚恳地向他请教。想不到他回信冷冰冰的，只说一句，我把这几本书“束之高阁”，接着说他现在是真正佩服共产党了，因为知错能改，并附了一首表明心志的古诗。这封信很使我纳闷，因为我所认识的物理学界前辈对《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都很重视，而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束先生为什么对它没有一点兴趣？那里我工作很紧张，没有心思去深究。现在明白了，他感兴趣的是自己虚构的爱因斯坦，对真实的爱因斯坦则敬而远之。

王知常指使复旦的物理学家们成立一个专门的批判写作组。为了引诱科学家们加入这个批判组，王知常承诺，其成员可以享有不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的特权。但是事实证明，想引诱复旦的物理学家参与批判并没有那么容易。

大爆炸宇宙学虽诞生于１９４０年代，但直到１９６５年发现宇宙的３。５微波背景辐射之后，才开始在国际物理学界“热”起来。

人物介绍： 人工智能的创始人之一——西蒙（Herbert Simon）    这位犹太人最大的贡献还不限于人工智能。他在1958年获得了心理学领域最高奖——心理学的杰出贡献奖；1975年获得计算机领域最高奖——图灵奖。最令人称奇的是1978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了世界上第一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1986年他还获得美国总统科学奖——科学管理的特别奖。这真是当代少有的高深莫测的博学杂家。       西蒙在自传《我的生活模型》一书中这样描写他自己：      “ 我是一个科学家，而且是许多学科的科学家。我曾经在许多科学迷宫中探索，但这些迷宫并未连成一体。我扮演了许多不同角色，角色之间有时难免互相借用。但我对我所扮演的每一种角色都是尽了力的，从而是有信誉的，这也就足够了。” 1972年7月西蒙随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代表团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后又9次来华访问。他是中美科技协会美方主席（当时中方主席是周培源）。1994年他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为表达对中国的感情，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司马贺”。 2001年2月在一次不很复杂的手术后西蒙去世，享年85岁。 西蒙虽然荣获了象诺贝尔、图灵等世界顶尖大奖，但他非常平易近人，与普通人没有两样，我们经常可以在走廊里和电梯里遇见他。他见我们是中国人，显得格外热情。沈为民结婚时，他带着夫人来作证婚人。他没有其它冠冕堂皇的行政职位，只有一个职位：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终身教授。

至于“施饶”二位，所提议的一个建设方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最快的方法是从国外一流大学引进杰出人才，以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应该重点引进一批在其研究领域领先、世界著名大学的一流正教授，使其全职全时回国服务，让他们在国内一流大学全面发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领军作用。』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用史为鉴，进行研究。网上的发言者，往往代表其所属院校的局部利益，反而不如用历史做镜面，让人看得更清楚些。 也就是想问您，这种从国外引进高阶人才的做法，在美国大学的建设上，是怎么样做的。 我们都知道，在二战之后，美国吸纳了很多欧洲的顶级和预备顶级的人才，对其助力不小，这应该是美国崛起之后的事了。但是在美国崛起之前，美国大学有没有致力于从欧洲引进人才，又是怎样做的。能否以您的历史专业资源，尽可能地多谈谈。博主回复：我在海归潮再成热门话题(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29424)一文已经谈到自己的看法,真正引进全职的海外一流人才不是一件容易的是,要有个过程,记得去年前丘成桐和北大的争论就设计这个问题,可惜被教育部抹了稀泥,不了了之。我们需要当年周总理开名单向美国索取人才的劲头,现在有吗？再说,现在武大郎开店的盘踞要职的实在太多,这个环境于引进高素质人才不利。

『好像扫描件，只提到一个做法《选修制》』 对不起，我这个说法不准，扫描件还提到了： 1. 私人捐款/慈善办学，自1636哈佛； 2. 校董制，自1819 3. 校权独立，自1819 以黄老师自己的文章数据，不知，黄老师前博贴中所提『美国许多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是20世纪以来的事』，这个说法是否正确了。 这些做法有益于大学建设，有些甚至是根本所在，它们都早于美国崛起的时间点，甚至早于美国建国时间。 而且，这些人家实行了几百年的做法，我们目前的中国教育体系基本上仍然没做到的。以此观点，谈做不到，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发展，是不是很有道理呢。 黄老师，请继续，现在科学网上对您博客的意见关注度还不够，这很不正常，我们就应该听取您这样的美国研究专家的意见和数据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