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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麦尔维尔在一次中风后去世，这更加重了费曼的忧郁。 但是他既没有闷闷不乐也没有与世隔绝。正如贝特解释的那样：“费曼 忧郁的时候也比任何其他人兴高采烈的时候还要高兴。” 　　最终，费曼用一种完全是费曼式的方法打破了忧郁的恶性循环。有 一天，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咖啡厅里看见一个学生抛起了一个餐盘。他给 自己提出一个挑战，用公式来描述盘子的转动和摆动之间的关系。经过 一番努力，他终于能够证明，就像他观察到的一样，当摆动角度很小时， 转动速度是摆动速度的两倍。当费曼兴奋地把这一结果告诉贝特的时候， 贝特很有兴趣地听完了他的话，然后问他：这有什么实际价值呢？ 　　费曼只好承认这的确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对于费曼来说，这是一次 深刻的领悟。他决定从今以后，他只为了自己的兴趣而研究物理。被这 个决定激励着，他重新开始研究量子电动力学的问题，早在普林斯顿大 学的时候他就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了棗最终就是这方面的研究使他获得了 诺贝尔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发现他出于感兴趣而研究的旋转餐碟 的运动，也适用于电子旋转的问题。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

　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

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

不过，正是对安然的长期调查和跟踪使得皮大卫认识到：安然的前景不妙，安然向全世界扩张的增长神话是靠它背后的社会关系来维持的，而维持这种社会关系则耗费了安然巨大的开销，导致了大量的隐形财政支出，这使得安然的财务体系即使不是一塌糊涂，恐怕也是黑账假账一大堆，难得一见天日。而且，安然不但长期向民主、共和两党支付政治献金，同时更要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制定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这就需要供养研究所、提供所谓“非政府组织”基金、支持包括“达沃斯论坛”这种资本家的喇叭，安然旗下的“民间机构”包括美国企业家协会、美国政策创新协会、美国“结构融资实体”，这些智库既是安然和美国政府开拓世界市场的软力量战车，而随着其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其花销和支出也日益庞大。——用皮大卫的话来说，随着安然不可告人的秘密越来越多，它为了保护这些秘密所支付的成本也就越来越高。他断言：安然的财务报告必定不实，无论它怎么遮掩，总会有露兜走光的那一天。